《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序言

      2011年秋，长春师范学院的刘宝瑞、秦亚欧夫妇给我送来这本《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的打印稿，希望我提出意见。读了他们编辑的这部书，不由得心生赞叹。其一，编者太有眼光了，他们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译著的序言都选编在一起，就是一部辑录体的“民国图书馆学书目提要”，于本专业的学习研究者不啻问学津梁；其二，民国图书馆学书籍，今天已经很难见到了，编者从各地矻矻搜求，摘抄序跋，真是有点“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其三，本书不是著作是编辑，是所谓的“为人之作”而非“为己之作”，恰如王力先生所云：“学者资之为治学之利器，编者不能藉之以获名，此为人之学也”1。编者所秉承的就是图书馆学人这种常作为人之学的传统。

我读了这部打印稿，收获极多。梳理一下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献诸同好，以期引起人们的兴趣，同时也检验自己读书是否还有较好的理解，所摭拾者是否皆玑珠。

一、民国时期学者对图书馆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些认识是宝贵的理论资源，我们要很好地继承。

这部书稿收录的第一部书序是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1935年）的三篇序言，分别出自于杜定友、崔竹溪和作者本人。三篇序言都通过比较方法，论述了图书馆学特点。如杜序言，讲图书馆学要兼及目录学，“目录学（Bibliography）其源甚古，与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虽有密切之关系，实为二种科学。各有其独立性。研求目录学者固无需知图书馆学；而研求图书馆学者却不能不知目录之门径。”崔序说：“我国旧有藏书，对于搜罗保存，已尽其能事；欧美各国之图书管理，不独加意于搜罗保存，而尤能使之活用，图书馆学，由此而生。” 程伯群自序不仅提到图书馆是保存人类记录、利用人类记录的功能，而且也讲到：“中国历代藏书既为少数的特殊阶级所利用，故其所研究者也是些专门的问题，如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等等，结果成了书志目录学。西洋各国图书馆发达之后，对于编目，分类，登记，索引，标题等，很注重科学的整理，造成了图书馆学。”1

三篇序言对图书馆学的产生都做出了论述。在序作者的眼里，古代藏书体制对应的学问是书志目录学，现代图书馆对应的学问是图书馆学；书志目录学是传承积累出来的学问，图书馆学则是科学方法运用而生的学问；搞古代书志目录学研究可以不通图书馆学，但研求图书馆学则必须了解书志目录学。这些见识都很客观、准确。所以，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所设计的四编内容（图书馆行政、图书馆技术、分类编目学、书志目录学），就包含了书志目录学。他力图熔炼古今图书馆学问为一炉。这种安排可谓实事求是，也表明现代图书馆学体系应该包含目录学（目录学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作为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记忆的大脑，它的基本功能是保存人类记忆，传播人类知识，这已经是今天图书馆学者的普遍认识。我以为，保存记忆主要是通过书籍的历时传承，传播知识主要是通过书籍的共时借阅。历时传承的重心在时间上，时间越长价值越高；共时借阅的重心在空间上，空间越广意义越大。在书籍历时传承中形成的古代书志目录学，应当与书籍共时借阅中形成的现代图书馆学结合为一个整体，如此二者才能构成一个完美的学术时空体系。书志目录学（包括古典目录学、历史目录学）研究者，可以视自己的研究领域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但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它要归属于图书馆学，也就是说，如果要用科学方法来进行学术体系划分的话，图书馆学就是它的上位类。

谈中西图书馆学的差异，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序言中的常见命题。不仅从学科整体上有论述，在某个学科分支上也有分析。如在图书编目学上，邢云林先生在其《图书目录著录法与编辑法论》（1937）序言里指出，中国目录学多重视目录史述、学术衍变、类列得失，而忽略书目的著录、编法，以为此为目录学之末事；西方新近目录学则重视编法而不究原理之适合，似脱离编目之重心。何以如此？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出版的编目手册（Manual of cataloging）有言：编目学者文学亦科学也（即人文与科学的综合体）。邢云林先生阐释说：“吾谓编目之法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曰著录，二曰编法。著录者乃基本原料之预备，编法者乃运用原料成全工作之技术。原料之优劣，则恃乎著录，著录之当否，则恃乎事务之观察与文字之通达，故著录方面，属于文学者多；成全工作恃乎技术之精巧，技术之精巧须合乎科学之定律，是编辑属于科学者多。有文学之基础，则文词易工，著录可以洽合其体，而适于用；有科学之定律，则编辑有所准绳，成全易于就范，作者用者皆感其便。然则二者亦非一为纯文学，一为纯科学，乃互相为用中有所偏重耳。”1 在邢先生看来，目录的编法赖科学为基础，而著录以文史为功底，故中西目录学有所不同。中国的目录载籍，著录优于编法，而西方新编目学，则编法胜于著录。如果二者取长补短，或在编目学上会有所发展创新。这真是见微知萌，见端晓末。

多年来，我一直呼吁图书馆员要懂得书的内容。图书馆学要研究书的内容，要培养懂得知识的博学者。这个观点竟然也能在这部《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中找到先贤同道，我感到了莫名的兴奋与安慰。如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在给金天游《图书之分类》（1936年）一书作序讲到，金著的贡献不仅在于讲图书怎样分类，还在与治书者以重要诚挚之忠告，即图书分类工作者必须重视一般常识，必须要“知书”。陈训慈在序言里写到：“余尝闻之故都友人，某图书馆欲得一主持分类编目者，得国外一图书馆学者而远不能胜；及聘致一常识丰茂之学者，则惟偶遇难点，分咨各科学者而咸得迎刃而解矣。乃知专尚技术而不致力于‘知书’者，未可与语治书也。”“图书至广矣。包罗万有，并摄古今，岂有超然之图书馆学而可不求广知群书乎？是故办理图书馆之要，在乎丰富之常识与经验，而不尽在于特殊图书馆学之学习。洵有学矣，亦惟在各科学之上建立之图书馆学，而必无离群学而可自鸣其专之图书馆学也。易词言之，有综合闳肆之图书馆学，无超然独立之图书馆学；而其精粹之所在，厥惟博洽贯通之学理。而技术则只为其用，未闻以号码手续等技术，以及西洋之建筑布置设备等之讲求，遂可名为图书馆学也。”2 陈训慈先生这番话，可谓鞭辟入里，在当今崇尚技术的时代尤可启人深思。

二、《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中，保存了大量可资研究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完善民国图书馆史以及图书馆学史的细节。

1935年，杜定友先生曾编辑出版一部《普通圕图书选目》，该书根据当时全国重要出版社的150余种书目以及部分图书馆书目，选出5000种书目供普通图书馆购置，又选出次要者3000种、最要着1000种，以便各普通图书馆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而确定订购与否以及先后次序。在《普通圕图书选目》序中，杜定友专门列出了一个购书表格，将所述5000种、3000种、1000种书分配至各类的种数、价格一一详列。并且在“总计”一栏里，列出5000种书的码洋为5800元，3000种书的码洋为3600元，1000种书的码洋为1400元，提交出了建设一个小型图书馆的详细购书经费预算。今天我们研究民国时期图书价格，这无疑成了十分难得的实证数据。

在私立浙江流通图书馆宣传部印行的陈独醒《图书为什么要流通》（1932年）的书中，有蔡元培先生的一篇短序。蔡元培先生提到：“浙江陈独醒先生与其夫人，以仅少之款，办理流通图书馆，以杭州为中心，而次第散布于各地；七年以来已普及五十三县，事在人为，岂不信哉？”1这段话，讲到陈独醒先生在杭州创办流通图书馆的时间、地点、规模。于今看来，这都是绝好的民国图书馆史研究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民国时期杭州流通图书馆状况的一个重要线索。而黄警顽在给许晚成《全国图书馆调查录》（1935年）写的序言中，提及自己“历办广智流动圕、通信圕、蚂蚁圕、武术会圕、儿童流通圕、晨光民众圕、绿村圕、书报服务社、合众读书会，近更创办汽车圕，将出发九省公路，巡回展览，唤起国人读书兴味。”2 这段自述，更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上海图书馆事业活泼发展的局面。黄警顽参与的这些图书馆活动，就是在今天也有许多省市图书馆还做不到。

在这部《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里，有诸多作序者曾是活跃在民国图书馆事业中的人物，如在文前所言邢云林先生，民国时期即是有知名度的图书馆学青年学者，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知悉他的生平事迹，但通过他的著作及其他人撰写的序跋，还是能得知一些他的大致履历。邢云林先生为河北永清县人，1930年（民国十九年）9月至1931年（民国二十年）6月，就读于文华图专讲习班，曾与喻友信、邓衍林等同学，结业后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图书馆供职，他在图书采访、图书编目方面经验丰富，潜心研究业务而著出《图书馆图书购求法》（1936）、《图书目录著录法与编辑法论》（1937）等，曾深受文华图专校长沈祖荣、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田洪都（京镐）的赞许。

再如留法回国的崔竹溪，1933年12月至1934年3月曾与冯陈祖怡做过上海地区图书馆调查。1934年，崔竹溪任上海图书学校校长。《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收录的《上海各图书馆概况》“序”、《中国国际图书馆图册》“引言”均涉及到了此事。上海图书学校的成立与当时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建成有关联。国际联盟一战后成立不久，设立了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李石曾等一批名人、政要代表身为国联创始国的中国，发起提议创建中国国际图书馆。1933年，中国国际图书馆（又称“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在瑞士日内瓦莫达雷特宫建成，馆长为胡天石。与此同时在上海，又建成了一所分馆“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馆址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393号，馆长为冯陈祖怡。为面向两所中国国际图书馆培养人才，1934年，李石曾先生同吴稚晖等发起成立上海图书学校，地址在杨树浦龙江路，李石曾出任任董事长，并专门邀请崔竹溪来校做校长主持校务。上海图书学校设有图书、出版、印制、组织四科1。学校设有对口实习场所，如上海国际图书馆以及世界书局等。学生毕业后，一部分送到日内瓦国际图书馆工作，其余留上海分馆或者全国各大图书馆工作。崔竹溪主持校务期间，曾聘请杜定友先生，林汉达、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何清儒等各方名流来校授课、演讲2。由是可知，崔竹溪先生也曾为图书馆人才的培养做过重要贡献。然而这样的历史事件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晓了，也很少有人对这类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了。

三、通过《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中的很多译著序跋，可知彼时中国图书馆学界特别注重域外学术的引进，有着一种开放气度与开新精神。

西方图书馆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图书馆学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用西方的公共图书馆制度改造中国的藏书楼体制，如何将西方图书馆学这种“新知”与中国传统的校雠学这种“旧学”实现对接。而实现这种对接的前提条件就是：一方要大量引进“新知”，一方要认真梳理“旧学”。引进“新知”，则主要通过翻译西方图书馆学著作。我国图书馆学界大量翻译国外图书馆学著作的活动高潮有两次，一是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一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七八十年代。

在《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一书中，译著序跋数量也不少。这些译著内容遍涉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的各个领域，有日本田中敬的《图书馆学指南》（1920年，杨昭悊译）、美国弗瑞德（J.A.Friedel）的《图书馆员之训练》（1929年，杨昭悊、李燕亭译）、美国俾沙普（W.W.Bishop，现译为毕晓普）的《简明图书馆编目法》（1937年，金敏甫译）、美国凯琳（Grace O.Kelley）女士的《图书分类法》（1942年，钱亚新译）、美国卫迟（C.P.P. Vitz）的《图书馆的财政问题》（1934年，戴镏龄译）、美国蓝登与戈德利（Randall，Goodrich）的《大学图书馆行政》（1941年，徐亮译）、美国鲍士伟（Arthur Elmore Bostwick）的《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1934年，徐家麟等译）、英国麦考温与累维（McColvin，Revie）的《英国图书馆》（1949年，蒋复璁译）、英国萨费基（Ernest A.Savage）的《西洋图书馆史略》（1934年，毛坤译）、美国勃朗（Z.Brown）的《图书馆利用法》（1935年，吕绍虞译）、美国吉罗德（J. T. Gerould）的《大学图书馆建筑》（1936年，吕绍虞译）等等，其中苏联伊林（Ильин）的《书的故事》就有两个译本序跋被收录进来，一是张允和1936年根据英译本译过来的译者序言，一是胡愈之在1946年根据法译本译过来的后记。

有的译著是域外刚出版不久就被翻译过来的，如美国鲍士伟（Arthur Elmore Bostwick）的《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The Popular Libraries of the World），1933年刚由美国芝加哥图书馆协会出版，1934年就被文华图专的徐家麟、毛坤等人翻译过来，时间不可谓不速。按照序作者沈祖荣先生的说辞，这本著作列举了世界四五十国的图书馆概况，而且偏重于民众图书馆，所述要算是各国民众图书馆最近的情形了。为了先睹为快，尽管原文有300多页，但由徐家麟、毛坤两位先生牵头，幸承十多位同学的帮助，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最终以较快的速度译出了此书。《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一书的出版，加深了中国图书馆界对世界图书馆的发展状况的了解，并得以知道公立民众图书馆（即公共图书馆）发展在世界各国并不平衡，得以知悉世界公立民众图书馆的大势，洞察出公立民众图书馆的本质乃如鲍士伟所言——“公立民众图书馆之性质，根本是民治民享民有的这一点罢。”1

文华图专是当时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大本营，也是南中国传播图书馆学的学术中心。文华图专不仅出版有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三大名刊之一《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而且还出版过一套“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丛书”。这套丛书包含了不少译著。斯时的译者有着深厚的外语功底，如翻译《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的译者，除了徐家麟、毛坤之外，还有喻有信、章新民、吕绍虞、徐家壁、严文郁、邢云林、耿靖民、钱亚新、戴镏龄、吴立邦、李钟履、李继先等一批外语出众的文华高材生。更有甚者，三十年代的文华图专还允许毕业生以译著来作毕业论文，如1933届毕业生吕绍虞，即以一部《图书馆利用法》（Library Key）的译著作毕业论文而获得结业。该书在1934年正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种自由的学术体制，使得文华图专的诸多毕业生后来成长为图书馆学的著名学者。以吕绍虞先生为例，他从文华图专毕业后，先后担任上海大夏大学图书馆主任、上海鸿英图书馆主任、浙江英士大学图书馆主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编纂兼编目组主任、文华图专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等职，先后发表146篇文章，编著、编译专业书籍39种1，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时期的八十年代，应学科恢复发展的需要，国内也出过一批图书馆学译著。但近年反倒越来越少了，一方面外语与汉语皆有造诣的专业人才少了，另一方面译著远不如课题、专著、论文获取的收益大。反倒是非图书馆学专业人士译出的一些书籍文化史、图书馆文化史方面的著作却不断面世，如加拿大阿尔贝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写的《阅读史》（2002年，吴昌杰译）、《夜晚的书斋》（2008年，杨传纬译），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S.R.Fischer）写的《阅读的历史》（2009年，李瑞林等译），以及荷兰图书史专家皮纳（H．L．Pinner'）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2011年，慷慨译）、美国凯恩（L.T.Kane）的《图书馆这一行》（2007年，凤仪知识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编译组译）、美国巴斯贝恩（Nicholas A.Basbanes）的《永恒的图书馆》（2010年，杨传纬译）等。一个学科的译著层出不穷，说明这一学科处于繁荣期。我不知道图书馆学专业何时能够迎来译著迭出的第三个高潮期。

读《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部书稿所收的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有一书两序、三序乃至数序者，如卢震京先生的《图书学大辞典》竟有王文山、沈祖荣、李小缘等10篇序作，大率为作者索求而得。向诸好友求序，作序者免不了要对著者称赞有加。这也是本书所载个别序跋学术价值不高的原因之一。读者阅读这些序跋时，抱有同情理解则可，不必将某些美誉过于当真，所谓“致远恐泥”是也。

《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的编辑者刘宝瑞，为长春师范学院图书馆学专业的教师，她在2010年来北大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我是指导老师，另一编辑者秦亚欧，则是长春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也在多年前就与我有过通讯联系，说来大家都是同行。在与宝瑞、亚欧夫妇交往过程中，他们对学术的执着追求精神也时常感染我。读他们编辑的这部书稿，有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的感觉。我钦佩他们能编出这样的好书，并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致敬。

　               王子舟

　                 2012年春节于北大燕北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