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坛第一站

孙兰芝

 

辽宁省昌图县是个农业大县，盛产高梁、大豆、玉米等。盛夏之际，一人多高的高梁和玉米筑成的青纱帐，一片连着一片。风乍起，绿叶随风摇曳，似波涛，像海浪，真是一道壮美的风景。1970年3月，我们北京大学63位毕业生被分配到昌图县，大部分人都被安排做了农村中学教师；少数留在县教师培训班；有两位，因个人强调自己不适合当教师，而被安排在县化肥厂当工人。我和学长丁广举被分配到长岭子中学，在那里工作三年多。风华正茂的北大学子与辽北青纱帐结教缘，在昌图，一时成为新闻，成为史无前例的壮歌。这批人的到来，开阔了农村孩子的视野，扩张了他们的向往和追求。

 

长岭子是个公社所在地，地处昌图县最南端，距县城六十多华里，交通闭塞，既不通火车，又不通汽车，当时还没有通电。要外出，必须步行20来华里才有汽车站或火车站。长岭子中学刚刚兴办两年，校舍就是两趟房子：一趟土平房，一趟当时还没有上瓦的砖瓦房，坐落在一片无垠的原野上，连个校牌子都没有。全校20来位老师挤在一个办公室里。教室的桌凳不足，师生们动手砌了一些土桌凳。老师们除了人手一本与学生一样的课本外，没有任何教学参考书，政治课连课本都没有。我们从北京带来的几箱子书，成了全校的宝贝。校长请木匠做了一个简易书架，就放在我们宿舍，存放这些书，供同事们随时翻阅。

在学校用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拿出3个房间作为教师宿舍（前后有八九位老师住校），还聘了一位工友给大家做饭。我和丁广举结婚后，学校把一间女教师宿舍一分为二，我们住2/3间，9平方米；另1/3间，4.5平方米，仍作为女教师宿舍。此房是泥顶平房中的一间，与办公室只一墙之隔，到学生教室也就是10来米远，大概可以成为世界上上班族之家庭距上班地点最近的“迪斯尼”记录。房子虽很逼仄，但还算方便，特别是上班近，免受风雨之苦。同时，一年四季，烧饭和取暖用煤都是用学校的，不需要自己奔波劳顿雇车到六七十华里远的县城去买。用煤的费用，冬天4个月以应该发给个人的采暖费冲销，其他8个月，每月交煤火费3元。今天想来，这个收费标准是相当优惠的。我们用《参考消息》报把小屋的顶棚和墙壁糊得整整齐齐，报纸的缝儿对着缝儿，在那时看来，可以说是艺术品了。夫君在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还配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对联，横批是“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引起不少老师和学生的注意和赞赏。房间里一铺火炕，地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炕的一头摆放着几个纸盒箱子，里面装书或衣物，上面盖上布单子，然后放置叠好的被褥。名副其实的家徒四壁！学校对我们与其他单身住校的老师一样待遇，不收房租，不收电费，吃水到井里去打，不需要水费。1971年2月，我们有了儿子，当年5月婆母从安徽老家来帮助带孩子，4口之家就蜗居在9平方米的小屋里。1972年10月，我们又有了女儿，另外两位女老师也有了小孩，我们三人共同请了一位老妈妈帮助带孩子，每月每人付她7元钱。我们的小屋，白天就成了托儿所。

 

那时，食品的匮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年到头，只有到“五·一”、“七·一”、“十·一”和元旦、春节之时，吃商品粮者才可以凭粮食供应证在供销社每人买到半斤猪肉，平时每人每月供应3两食用油。那时候，全国城镇人口一般都是每人每月供应5两食用油。当时辽宁省是陈锡联主政，因此他得一雅号“陈三两”。商品粮的供应，粗粮多，细粮少。成人每月30斤的供应标准，可以买到2斤大米，2 斤白面。其余的就是高粱米和玉米面。几位住校的老师在房前开了一片地，种了几种蔬菜，偶尔也从当地农民家里买一点蔬菜、鸡蛋、花生、豆腐等。有时过春节，当地的老师与供销社的人熟悉，他们就走后门去给我们买猪头或猪下水什么的。最开心的是七八月份的盛夏时节，我们几位住校的老师下班之后去附近的瓜地吃瓜，那时的瓜确实香甜。

 

就在我们那间9平米的陋室，寒菜薄酒招待校友们。化学系阮康成背着一只老母鸡光临寒舍。他先是在长发公社中学，后来调到县师训班。他说，他们家平时只吃米，不吃面，原因是没有面板。我们就把一个小面板送给了他。他太太王晶与他大学同班，他们安家昌图站后，他家成为我们每年回长春探亲的落脚客栈。阮康成1978年考取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后来当了副所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还有生物系杨涛夫妇，他们当时在开原县古城堡中学，离长岭子很近，只十多华里。我们也去过他家拜访。杨涛后来当了铁岭市清河区教育局局长。

 

当时长岭子中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教师由四部分人构成：原有的当地教师（多为中师毕业）；县高中解散后分配来的老教师；近一两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从省城“下放”再分配来的所谓“五七战士”（多为原来大专学校教师）。教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俄语的老师都很有教学经验和业务水平。全省首批特级教师评选时，全昌图县中小学各1个名额，赢得中学特级教师荣誉的唐桂华与我们同时到此校任教。我主要教政治课，还教过俄语、语文、历史等，还负责学校团的工作。丁广举也教政治课，还教过军体、语文、地理等。他到长岭子中学半年后被任命为副校长。我休产假期间，学校没有请代课教师，我的课全部由他承担，一周上32节课。来自县高中的唐桂华老师，那时已40多岁，往返步行近20华里，到邻校十八家子中学去借化学试验仪器，用扁担挑回学校给学生上实验课。他有着坎坷的经历。当年他姐夫在国民党军队当差。他中专毕业后，姐夫安排他当了军需助理，领了一个月的薪水，拿了几天库房的钥匙。解放后这就成了他的重大历史问题，被列入“内控”对象，即只能使用，不能提拔。但他平和地对待自己的经历，默默地努力工作，后来还成为中华全总“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当时的学校领导机构叫“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长岭子中学校革委会主任（即校长）、党支部书记许振久，原是一个生产大队的书记。他中专毕业后在沈阳市的一个煤炭部门当团委书记，1962年上级 号召“下放”，他申请了，被批准，回到家乡务农。根据毛泽东关于农村学校要由“贫下中农”管理的要求，他作为“贫宣队”被派往长岭子中学。他虽然身在农村，但本质上不是农民，可以说是个知识分子。他对老师很尊重，对所谓“有问题”的老师，能够给予理解和信任。他很体恤下属。1972年11月4日，我生第二个孩子满月，从长春市回长岭子时，许书记亲自赶一辆老牛车去古城堡接我们。副校长宋宝璋是“五七战士”，14级的老干部。他很有学问，写得一手好字，曾是日本人和伪满洲国在长春办的“建国大学”的学生，以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全国解放后转业。此次“下放”前他是辽宁省物资学校校长。长岭子中学有一片林地，宋校长经常扛着锄头去视察，并亲自护理林苗。现在想来，实在是大材小用。

 

长岭子中学的学生们来自四种家庭背景：当地一般农民子女；农村干部子女：下放的“五七战士”子女；被遣送回农村的所谓“有问题”人员的子女。所谓“五七战士”，即指根据1966年毛泽东提出的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五七指示”，而下放到农村的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五七战士”都是带工资下放到农村的。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八级大干部，东北局财委主任，副省级，母亲是十一级干部。他们出钱给生产队买化肥，有困难的农户向他们借钱，也有求必应。结果被说成“收买人心”，破坏农业产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在全公社召开大会批判。但是这个学生在学校没有受到任何冷遇。可以说，长岭子中学的领导和老师多有见识和胸怀，不歧视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甚至对有家庭问题包袱的学生给予特别的安慰和鼓励，表现优秀者同样发展入团。

由于有一批非常敬业和业务水平很高的老师，长岭子中学的学习气氛空前高涨，无论刮多大风，下多大雨，方圆20华里之内，没有老师迟到，没有学生缺席。一时间，这个学校名声鹊起，成为全县十所重点中学之一。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24人考入大专学校，有的考上了中山大学、东北工学院（现在的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名校，有几个学生后来念了研究生，留学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成为比较有作为的学者、专家。长岭子中学成为一批农村孩子走向世界的起点！在那几年的县内统考中，长岭子中学几次名列前茅。再后来，长岭子中学毕业的许多学生成为地区、县、乡的领导和建设骨干，其中县处级、科级干部一大批，有70多位学生后来在辽宁省铁岭市工作。同一个偏僻乡村走出这么多人到同一个较大城市，引人注目，被称之为“长岭子现象”。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各种政策的落实，老师们，从县城来的回县城了，从省城来的回省城了，从京城来的回京城了，也有的老师调到了外省市。长岭子中学往日的辉煌已不再……

 

1991年5月26日我写过这样一篇日记：粤萍（当年长岭子中学的学生张粤萍）昨晚来到我家。我们相约有朝一日邀一些同学回一趟长岭子，看看那块我们谁都永远不会忘记的故土。二十一年了！那里留下了我奋斗的足迹。我们一批年轻人，有大城市来的，有本土的，曾经使那个穷乡僻壤的小村掀起过读书的热浪！举县瞩目！号称全县十大重点校之一。贫下中农高兴，穷苦的孩子们振奋。在籍学生几百人，无论大雨滂沱，还是风雪肆虐，为了念书，无一人缺席。

1998年学生赵康（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中国警官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来信写道：在长岭子中学那一段生活我永远不会忘记。正是那时，你们的到来，给了我生活的信心，给了我求知的欲望，给了我人生的榜样，我打心眼里敬佩你们。直至现在我还能背几句孙老师的诗句，那是为纪念党的生日，在公社的宣传板报上用粉笔抄写的：“一只南来的大雁”要 “一股脑儿”地表白忠诚。当时看到这首诗，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激动，也许是为我从来没有目睹过的才华所折服，也许是我深切的感到那时我理解了怎样做一个人，而后的许多年，我也常常试着写些小诗。每当我感到心里有些诗情涌动，我就想起孙老师的那首清新秀美的小诗。那是我对农村生活的绝少的美好回忆。

 

2003年7月，当年的学生们组织了一次“情系长岭子中学”的师生大聚会。我们是1973年下半年调离长岭子中学的。这次聚会，对我们和大多数同学、老师来说都是三十年后的相会。我和丁广举于7月16日到达昌图，由县里安排住在松山宾馆（他们说是全县最好的宾馆，温家宝来也是住此宾馆）。聚会于7月18日举行，200多人从辽宁省各地赶来。学生们给长岭子中学捐了钱、书和教学设备；我们赠送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当年长岭子公社的三位老领导及县、乡政府现任有关领导出席。当年的学校领导许振久、教师代表唐桂华、学生代表王德金（铁岭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宋国瑞（辽宁省地矿厅处级干部）和李伯杰（女，昌图镇财政所所长）在会上发言，丁广举和我也都在会上发言。会后举行盛大宴会，大家开怀畅饮，追忆当年趣闻乐事。一些学生由衷地说：“老师啊，‘文化大革命’对你们是坏事，对我们是好事！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怎么能遇到你们这些好老师呢？！”听着这样的话，心中一阵温馨，一阵苦涩……

 

又过了十年，2013年3月29日，夫君丁广举与我，在当年的几位学生陪同下再次来到长岭子，看看曾经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事先没有联系，我们是不速之客，中学的校长去老城中学听课了，没有见到，见到了孙副校长，赠送了我们新近出版的书《千万里路云和月——高震东先生与忠信教育》。在长岭子街上见到一位早年的学生，他一下子认出我是孙兰芝老师，说当年教过他们班俄语课。问他的名字方知，他叫赵国林。

 

就我个人而言，当年在长岭子的那段岁月，只有艰辛，没受歧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以一部分人的奉献和牺牲为代价的。教育的发展更是如此。可以说，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辽北那片土地，铭心刻骨的记忆留在了长岭子，留在了昌图！

 

当年分配到昌图县的六十余位北大校友，到1981年，或通过工作调动，或考研究生，或回北大进修，全部“撤离”昌图，可说是走得干净、利落、彻底。有校友称之为“胜利大逃亡”。最远的到了美国，最近的到了铁岭，大部分都到了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沈阳、长春、南京、海口、大连、锦州、丹东、抚顺、本溪、吉林、唐山、湘潭等）。到北京的15位，他们是：孙雨南、朱伟利、朴昌浩、沈丹青、陈献伟、王振英、徐森、杨桂香、齐明山、殷国光、宋祖良、汪惠民、李炳海、丁广举和孙兰芝，多为大学教授或科研人员；其中徐森杨桂香夫妇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只有汪惠民读研究生后到企业发展，做了中科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多年来，许多校友一直保持联系，在京校友常有聚会，热情的余德义总是从天津赶来，当年他在昌图县师训班，那里就成了校友们的接待站。1997年夏天，物理系朱伟利与我不约而同都到美国看望女儿，我们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漫步，追忆往事，无限感慨：我们大学毕业走向农村，她们大学毕业跨出国门，中国社会是进步了…… 80年代就来美国的技术物理系李中，2006年6月在丈夫陪同下专程从芝加哥到康州来看我和丁广举，带我们去逛纽约，到葡萄园品酒；2011年4月我们又与李中夫妇相聚芝加哥，得她盛情款待。燕园塞北总关情，天涯游子喜相逢！

不幸的是几位校友先后去世，他们是经济系陈德君（辽宁大学教授）、中文系史桂琴（东北师范大学教师）、化学系刘开英（锦州中学著名教师）、中文系宋祖良、法律系滕斌（律师，辽宁省葫芦岛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宋祖良，念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生，毕业后留哲学所工作，很有雄心壮志。一次校友们在我家聚会，他热心给大家拍照，洗照片，寄照片，但不久他却去了天国。

 

人，就好像一片树叶，一生中任风吹来吹去。其中有所自主，绝不能完全自主。当年坚持不当教师、要求去工厂的中文系吴世炎，离开昌图后回到家乡天津，还是做了中学教师。后来他主动申请到天津市蓟县下营中学任教，成为特级教师，曾获市“七五”立功奖章、全国优秀教师奖章和全国模范教师奖章。当教师，不是我的职业理想，考上北大，不可能想到会去当农村中学教师。一场文化大革命，打碎了多少人的梦想！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航向！我与夫君丁广举在昌图县9年半（长岭子中学3年多，县委党校6年），后来到了沈阳，最后到了北京，始终从事教育；长岭子中学是我从教生涯的起点——杏坛第一站。

吴世炎赠诗曰：辽北青纱起，京西白果垂。园丁花俱锦，兰馥口皆碑。从教几十年，没有成为名师，更不是大师，但可以说是个合格的老师。几十年过去，还与许多学生保持联系。有学生说：“老师，你是春雨，滋润我的心灵！”“老师，你永远走在学生温暖的视线里。”“老师，愿欢乐永远陪伴您！”

 

我的体会是：作为老师，永远被学生记得；作为学生，永远被老师记得，都是人生的辉煌！

 

孙兰芝，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吉林省长春市人，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曾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管理杂志社副总编、社科部主任。长期从事干部教育，特别是高校领导干部培训的组织、管理与教学工作，以及国际政治和道德教育研究。

编著的主要作品有：《世界近代后期政治史》（1996年）、《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译著，2001年）、《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2003年）、《公民教育的国际视野》（2005年）、《感受美国》（2007年）、《生命的远行》（2010年）等。与夫君丁广举编著的《千万里路云和月——高震东先生与忠信教育》（台海出版社出版2012年12月出版）广受好评，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全国总督学柳斌题写书名，并题词“卷中厚德岁月 笔下育人情怀”。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主编之一），九州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