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平静校园风云突起

亲历北大反右斗争

紧张愉快、平静美好的学习生活只度过了一年半，到1957年春夏之交却风云突变，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整风反右运动席捲了北大校园。

我亲身经历了这场风浪，有切身感受。当年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紧跟着全国的形势，北大的整风反右运动，从五月中旬迅猛展开了。

就在5月19日这天傍晚的时候，北大校园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大餐厅东墙上贴出了一首诗《是时候了》，号召鸣放，署名是沈泽宜、张元勋。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正是晚饭后，大餐厅东墙周围站满了人。同学们读了这首诗受到了巨大鼓舞，参加鸣放帮助党整风的热情更加高涨。几天之内，从南校门到校园内主要通道两旁的大楼临街的高墙上，大餐厅周边以及周围建筑物的墙上大小字报琳琅满目。5月20日这天就贴出160多张大字报。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学校党委根据上级指示，为鼓励鸣放，在大小餐厅门前还搭起了几层草席墙，被称为“民主墙”，大餐厅及其周围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和争鸣辩论的主会场。各系还组织召开各种座谈会，各种意见畅所欲言。

北大的整风反右运动的鸣放阶段整整20天，有些师生以为这是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场规模更大意义更深远的思想解放和争民主自由的伟大运动，受到极大震动。我当时认为自己有机会经历这样一场民主运动是幸运的，对这场伟大运动只有上海《文化报》登了一篇《北大民主墙》通讯，简要地报道了北大的鸣放情况，《人民日报》等中央大报一直不予报道。我从新闻专业和北大校刊记者的角度，跃跃欲试地想为报纸写一篇通讯，全面反映北大鸣放情况。我也知道写这样一篇报道不容易，发表更不容易，但是可以练练笔。于是，在鸣放刚过一周后，我利用星期天晚上，提笔给在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的原烟台一中的几位老同学写了一封长信，全面介绍了北大的鸣放情况，说是信，其实是一篇通讯的草稿，文中还加了几个小标题。信中除了介绍了张元勋的《是时候了》、谭天荣的“毒草”、林希翎的讲演内容，刘希弟等人的大字报以及一些争论的问题以外，还选择了大字报上的趣闻花絮之类，一共有北大专用信纸十多页。

信寄出去之后，形势突变。大餐厅对面宿舍楼的后墙上出现了醒目的大字标语：“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原来，动员人们鸣放提意见是在“引蛇出洞”，正如毛主席说的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6月8日到11日，中共中央发指示，《人民日报》连续发社论，号召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迅猛展开了。报纸上连篇累读地发表反击右派言论的讲话。

在北大校园，6月8日一夜之间，鸣放的大字报被清理干净而换上了批判右派言论的大字报。各系教员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分别召开批判右派言论的判评大会。中文系的一批教师和学生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批判。教学和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我们班十多位同学没有划一个右派，只是开了几次批判右派言论的会议。整个整风反右运动北大没有停课，大家忙着上课钻图书馆阅览室。我是校刊记者，课余时间按照校刊主编张静山老师的安排，有目的地去看一些反右的大字报，参加一些系和年级的批判会。反右斗争开始不久，学校办了一个展览，揭批右派分子的一些伎俩，校刊派我去参观，写了一篇报道，按照中央大报有关反右的社论、报道和批判文章的口径，还为校刊写了其他一些反击右派的文章和报道。

有一天全校师生在大餐厅听报告，由著名学者教授冯定讲反右派斗争问题，。校刊派我和我班另一位兼职记者沈金梅（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文艺》编辑部工作）二人专作记录。冯定讲了一下午。会后由我根据我俩的记录整理出冯定报告全文，第二天北大校刊全文刊登，整整占了四个版面。

反右派斗争还没完全结束，按照原来的教学计划，我们离校奔赴各省实习去了。我和沈金梅去天津，他在天津晚报，我在天津工人报。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全国到底有多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爱国知识分子、教师和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多少人被划为中右严重右派开除党籍团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全国划为右派的，据说有55万人，还不知有几百万无辜的人受到株连。

北大错划为右派的到底是多少？所说是800人，原党委书记江隆基因领导整风反右运动不得力被撤换，陸平任党委书记后继续深挖，错划右派达到1000多人，远远超过上级要求的比例，刚刚组织起来的百花学社被定为反动组织。鸣放初期那些写过大字报提意见的师生都错划为右派，谭天荣是极右，林希翎在人大也定为极右。这些右派被批斗了几个月，年底之前，按照上级规定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六种办法予以处理。许多人被劳教劳改。有些人被逮捕入狱，判刑十年二十年不等，有的定为现行反革命，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包括右派。他们又被揪出来轮番批斗，亲朋好友受株连的又不知有多少。

有幸的是，同全国一样，北大错定的“反动”、“反革命”、“右派”全都改正平反了，有的有了家庭和子女。有些本来就才华横溢，安排工作后学有所长，取得突出成就，有的被选为人大代表。

可是有些错划为极右的，定为现行反革命的，因为不服管教不认罪，而被折磨凌辱，最后含冤而死，如林昭、刘奇弟、黄中奇、张锡锟等。

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在1958年6月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那时候人大新闻系在城里铁狮子胡同1号。这里民国初年曾经是段祺瑞总统府。在这里没上几天课就开始整团了。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不是每个人都有个立场态度问题吗？要回头总结总结，检查检查。开始我认为我在运动中随大流，我没有像所谓左派卫道士那样，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捍卫党，给右派言论以迎头痛击。可是我也没有写一张“攻击”的大字报，没提一条“恶毒攻击”意见。的确，我是一度认为我经历了一场“民主运动”。对谭天荣，张元勋、林希翎等人是同情赞赏的态度。但是，开始反右以后我已经紧跟中央精神转变态度，投入反右斗争了。还写过些反击揭露右派的报道。团支部开会让我检查一下整风反右中的表现，我觉得没有更多可检查的。后来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提示我鸣放初期写过什么东西没有？我想起来了：我在一张字报上写过一段话：“为什么不让人家把话说完？”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在林希翎、谭天荣、张元勋在辩论会上遭到围攻批判时写的，是明显支持右派，同情右派了。这个不算数，团支书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有一封信寄到山东师范学院后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并且认为我没向组织交代这信的问题，是有意隐瞒错误，应加重处分。最后组织决定把我划为严重右倾，开除团籍。

我们班一共30多同学，基本上可分为三部分人：高中毕业考上的人，有20人，多数是团员，有几位调干生都是党员，还有几位是朝鲜和越南留学生。调干生都是工农干部，岁数较大，有工作经验，老练厚道，只是文化基础差些，学习吃力，高中毕业生考来的比较年青单纯，文化基础较扎实，但缺乏政治经验。这两部分同学关系确很好，感情挺融洽。所以在鸣放座谈会上，大家给党支部和党员提不出什么意见。党团支部认为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时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但是本质上还是好的，同右派不同。这样分折，我们班没划一个右派，有一个错划为右派的是外班调转来的。但定为右倾的竟有8名同学。

整团之后，我们就分赴各省实习去了。我到《吉林日报》实习了半年多。

从《吉林日报》实习半年后回到中国人大新闻系，又学习半年就毕业分配了。新闻系所在的铁狮子胡同一号，是个大院。历史系、档案系也在这里，大门口像个衙门一样。大院中间的大楼是系办公室和教研室，周围几座大楼是教室和宿舍，都是清代建造的老楼，不适合学校用。西院是解放后新建的家属楼，人大许多老师多年住在这里。

说到毕业分配，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复杂困难。每个人填一张表，你就等着吧，系里一公布分配名单，谁分配到哪里准备出发去报到。那时，年轻人都想远走高飞，不愿回本省。孟庆春爱人在沈阳工作，但辽宁已经安排人了，他只能到离辽宁近的吉林。他希望我同他一起到吉林。正好我曾在《吉林日报》实习过，对吉林印象也不错。他同系里商量同意，我俩都到吉林来了。那时，吉林大学说要办新闻系，后来没办起来，孟庆春就先到吉大党委宣传部办校报。我被分配到省广播局报到，安排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我感到很知足，很高兴。回想1959年，我已25岁了，在广播系统一干就是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