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十年动乱中遭遇诬陷

落实政策后恢复自由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我的遭遇终生难忘。

本来，到1965年，已经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从1966年开始要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局面。可是，又一次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来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席卷了全国。随着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展开，吉林省、长春市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大中学校点燃了。师大造大、师大主义兵、人大造大、人大红野、工大造大、地院造大等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并联合成立了“二总部”。揭批省市领导镇压文化大革命和推外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揭发批判斗争会接连不断。接着机关事业单位也闹腾起来了，省委造大和新闻兵造大尤其活跃。不久，以“二总部”为核心联合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造反组织成立了“红革会”，以师大主义兵为核心成立了“东方红公社”，从此，吉林省形成了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

吉林省广播局、省电台的文化大革命紧跟全国和全省形势的发展迅速展开。从编辑部到行政技术部门都行动起来。最初，是查文件、查播出稿件，一人或几人起草大字报，别人同意就签上名字。几天之内，编辑部所在的二楼走廊两侧都贴满了大字报。新闻部由我参与起草了把1961年制订的广播工作条例作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重点批判的大字报。文艺部贴出一些大字报揭发批判所谓文艺黑线，文艺节目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封资修问题。也有揭批局台领导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不重视宣传毛泽东思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等内容。

接着，各编辑部和行政技术等部门成立了战斗队。不久以社教部为核心联合成立了新闻兵造大，以新闻部、采通部为主成立了红色造反团，两个群众组织分别参加了社会上两大派组织红革会二总部和东方红公社。简称红二派和公社派。电台新闻兵造大紧跟《吉林日报》新闻兵，是红二派的骨干，在社会上两大派的派性斗争中出动了音响宏大的九头鸟大喇叭，装在大客车上满街叫喊，宣传红二观点，鼓动派性斗争。广播局电台内部，领导已经靠边站了，总编辑和文艺部主任最早也是最重地受到冲击，造反派给他们挂上大牌子，戴上大帽子批判斗争。运动开始不久，自办节目也停办，只转播中央台的重点节目了。

令人难忘的是：在社会上两大派刚刚成立的时候，电台发生了所谓“2·1事件”。那时我正在北京，听说省电台发生了这一事件急忙坐火车赶回来了。第二天上班到新闻部办公室一看，办公桌被翻得乱七八糟。原来是造反团有人到街上写大字块表示支持教大主义兵。二总部的革命小将冲进电台，到新闻部办公室，查抄什么材料，引起了冲突。造反团印发了传单，指责二总部派人冲击广播电台。从此电台两派随社会上的斗争形势而对立，一派指责另一派为保字号组织，开始了派性斗争。

1967年初，一些机要部门实行军管。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夺权阶段，两派半争更加激烈，长春市两大派武斗逐步升级。市医院、站前旅馆、工大校园等地发生了大规模武斗，甚至造反派到部队军火库抢枪。市内不时响起枪声。省军区根据中央精神，鲜明地站在红二派一边。这时电台派来了军管小组实行军管。电台的造反派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架机枪，架在二楼平台上。电台大门用红砖堵死，只留了一个只能钻进一个人的洞口。电台自办节目已经完全停办，只转播中央台的主要节目。红色造反团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上班，我也在家当起逍遥派观潮派。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说不清楚，你争我夺，最后，都是造反派了。当时，人们都把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台的广播看作是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权威。我在省1957整风反右运动中“犯错误”的教训，对起来造党的领导者的反，参加武斗和夺权，很不理解，不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又怕犯新的错误，怎么办呢？当头头带头造反我是不干的，当保皇派又不行，只好随大流。所以，我也写过几张大字报，除了起草揭批广播工作条例的大字报，我还特别注意领会中央和社论精神，起草过要文斗不要武斗、反对枪抢，反对打倒一切、反对一个群众组织单方面夺权，特别是反对在军管的情况夺权等内容的大字报。我自以为这些大字报体现的是中央指示精神，总不会有错，但是触犯了某些极左的造反派人物，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省市各机关各单位都纷纷夺权了，省广播局、省电台在军管的情况下，也还是由一派组织夺了权。说是夺权，其实，广播电台主要是转播中央台节目，而且，已经实行军管，省军区派来的军管小组已经掌权了，造反派说夺权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经过几个月的武斗升级、全面内战之后，到1967年9月，中央强调两派革命造反派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各省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初，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8月下旬，中央又提出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各领域。已经实行军管的省广播局、省电台又派来了工宣队。省电台两派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革委会，编辑部人员开始上班，分成抓革命、促生产两套班子，恢复了自办节目。

我被安排在生产班子，负责采编新闻节目。那时的新闻节目就是按照中央台的口径，集中突出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宣传“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成果。文艺节目就是播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和毛主席语录，还有革命样板戏等。整个节目体现出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所有广播节目开头都要选用一条或者多条毛主席语录，作为最高指示。编辑部人员的忠字化活动，也兴盛开了。上午一上班，首先要“大颂扬”，即集体朗诵歌颂毛主席伟大功绩的“颂扬词”，接着是“天天读”，集体阅读老三篇，即毛主席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喊毛主席万岁，要手举“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红色小册子）并有节奏地摇摆着，毛主席前面要加“四个伟大（即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航手，伟大统帅），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集体向毛主席表忠心，向毛主席汇报。工间操时要下楼到大门前空场集体跳“忠字舞”。

林彪为抢班夺权而倡导和推行的这一套形式主义个人崇拜活动，在1967年到1969年上半年达到了顶点。直到1969年6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强调“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忠字化活动才逐步停止了。我对这一套忠字化活动不是因为自己觉悟高，自觉地加以抵制，而主要是我是内向型性格，好静不好动，对唱呀跳呀这一套不习惯。而且编稿排节目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出去参加活动。

最令人难忘的是，就在采写报道忠字化活动稿件中出了大问题，差一点真的被打成“现行”。那就是1969年五月中旬，长春市忠字化运动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长春在人民广场组织了以庆祝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发表为主题的大型群众性忠字化活动。省电台新闻部抽调五个人组成报道组负责采制录音报道，由我执笔，其他几位记者分别采集文字和音响素材。活动从上午九点开始到下午两三点钟结束。参加活动的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分散在广场四周各大建筑物门前空地，内容是歌曲演唱、诗歌朗诵、跳忠字舞，都是歌颂伟大领袖，歌唱文化大革命的。我分工在省宾馆门前，采访新华印刷厂职工的活动。他们的节目是一组诗朗诵，串连几首歌颂领袖的革命歌曲，包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北京的金山上》等。我采录了音响素材之后要来一张节目单，就回编辑部抓紧写文字稿。《全省联播》节目是20分钟，要写3600字，减去音乐歌曲占用的时间大约需2000字文字稿。写完后，考虑选用机关学校企业部队各方面有代表性的音乐歌曲穿插于节目之中。到地下室录音间复制时，复到新华印刷厂这一段，我参看了要来的节目单，只选用了一诗朗诵片断和一首歌，节目单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北京的金山上》两首歌已经选用别的单位的了，于是我就在新华印刷厂的节目单上把这两首歌划了二条横杆，其中有的两条线有交叉，表示删掉不用。当时，只想抓紧时间复制完，晚间《全省联播》及时播出，没多想这两首歌名上是什么字用什么方式删掉合适。节目复制完成交到控制室，这张节目单就没来得及收拾起来，掉到地上了。节目播出后效果很好，省电台搞像这样长时间的录音报道还不多。歌颂伟大领袖的节目到后来怎么变成攻击的“罪证”了呢？原来录音组有位造反派人物派性最强，跳得最欢，他在录音间地上拾到这张节目单知道是我的，如获至宝，急忙送到军管小组，说有人恶毒攻击。军管小组的同志看了节目单后找我了解情况，我介绍采制复制这个录音报道的全过程后，军管小组同志只说了一句；今后删稿注意点。把节目单还给我了，我接过来仔细看了看，在两首歌名上我确实划了两道横杠，中间有交叉，拿回这张节目单以后我就撕掉了，以为事情已经完结了。没想到的是，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清理阶级队伍时，录音组这位造及派串连编辑部两位编辑，联合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电台一楼墙上，我看了看内容给我列了多项罪名；对领袖对党不满，联系到反右时右倾受处分；不愿参加忠字化活动等等，要对“现行”、实行“群众专政”。

当天，群专小组不听军管小组的意见，不容分说就派人来命令我回家拿行李，把我同电台被揭批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们一起关押在二楼小俱乐部里反省，不准回家。这时被关押的不仅有几位局长、主任，还有历史上有点儿什么问题已有结论的人，有伪满时期干过一段广播工作，解放后留用的人，以及读报把字读错了，说话说走嘴了的“现行”等等，共20多人。这些人集中到二楼西头小俱乐部。几天以后，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省广播局改到民康路原建筑公司招待所的小楼办学习班“斗私批修”“落实政策”。又把批斗对象转移到学习班一楼一间大房间，一关就是近百天。

在这里反省挨批斗的有原局长韩进才、副局长乔子林、总工程师蔡立言，文艺部主任王充、人事处长朱洪春，原局长王建颖前些年已调到《吉林日报》当总编，这时又揪回来交代问题。

我们几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经常被派去干苦力活儿，到锅炉房抬煤碴之类，大家乐哈哈的，好像一场游戏似的。不过心里的滋味恐怕是不言而谕的，平时在屋子里坐着写写检查，反来复去还是那么些话，没有别的事我就一遍一遍写交代，反复写采制过程，实在挖不出所谓“犯罪”根源，群专人员看没看也不知道。一百天我写了四、五遍，稿纸用了好几本。写检查倒不难，最令人难忍受的是“坐喷气式”。群专小组的人把批斗对象拉到小楼门前大马路上站好，双手往后抬，大弯腰，长时间不让直起腰来。

有几次开我的批斗会，编辑部的人只听着我说采制报道的过程，也没提出什么问题，造反派恐怕也深知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没有什么理由定我个什么，只是往后拖着。

在我被群众专政期间，邻居中电台有些人都不敢接触我家的人，但是也有好心人，仍然深信我们是好人，挨批只是暂时的，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他们暗地暗示我们坚持到太阳出来乌云散去的那一天。

省广播局保卫科阎克信同志和他爱人省体校卫生所宋大夫，仍然把我们视为好邻居好朋友，老严把我在电台分的一麻袋土豆用自行车推回家来。我小儿子患麻疹，我妹患脑膜炎。在这生死关头，在家养病的编辑部董文和宋大夫过来，用布带把我妹绑到自行车上，身上披一件棉袄，三个人用自行车把我妹从平阳街推到医大二院急诊科。经大夫检查不收住院，说小孩得去医大一院儿科诊治。多亏又遇上一位有三轮车的好人，帮着把病人送到医大一院儿科，大夫检查后说是得急性脑膜炎，再晚一步就没救了。

老邱每次到医大看望书燕妹妹时，家里又没有人照顾患病的儿子，又是宋大夫过来照看。

1968年底到1969年初，中央发文件强调：“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政策”，“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强调“清理阶级队伍，一要抓紧，二要注意政策”。还介绍推广清华大学和北京针织总厂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从此，被批斗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被关押的人获得了平反。

在这样的政策气氛下，省广播局办的学习班宣布结束。被关押批斗的人都获得了自由。工宣队的工人师傅把我送回了家，失去自由的一百天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