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进入到吉林省委大院

在宣传部管新闻文艺

1985年9月有一天朱文才厅长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说：老车，你工作需要动，省里调你，组织部调令来了，要你到省委宣传部报到，厅里的工作交代一下就去省委吧！

1985年9月份第一个周一，朱厅长送我来到省委大院，这里高墙壁垒，森严幽静，门口警卫站岗一般人是进不来的。30多年来，只有可数的几次是到主楼二楼会议室开会来过。

在省委组织部是时任组织部长杜青林接待的，他说：老车，你是学新闻的，在广播系统工作多年了，现在宣传工作需要，调你来宣传部，要大胆工作。我说：感谢组织信任，我还缺乏经验，请领导多支持多帮助。

我在宣传部工作7年，这期间换过四任部长。刚到宣传部时，徐吉征任常委部长。我知道他原来是长春市文化局的干部，后来他调到省出版局了。宣传部由谷长春接替。我在市电台工作时他在市委担任宣传部长，有一次我出差到榆树县碰见他在榆树县检查工作，我俩见过一面没说上几句话。

谷长春原来是团市委的干部，广学博识，自学成才，文思敏捷，写过不少杂文，出过多部著作。反右时被错划，下放工厂劳动，遭受多年委屈，改正平反后曾担任多年市委宣传部长。80年代调省委办公厅当几年主任和秘书长。1985年调省委宣传部任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刘敬之退下去之后，他接替主管文教。宣传部副部长胡厚钧任宣传部长。他是上海人，文革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他算我的校友。到吉林省后曾在商业部门任职，后来在省委党校当教师，熟悉经济工作和理论，任副部长主管理论，教育、科技。退下去后调省政协当了多年副主席。前几年患病不到70岁，过早去世。原出版局局长许中田调来宣传部接替。前些年调人民日报社，也是不幸，突发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时不满60岁。

这几任部长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宣传部就是做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较大，责任不小。好在我分工负责联系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对外宣传、党员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后来又负责文艺方面的工作，都是我较为熟悉的。我在电台文教组工作多年是很好的基础。

据说原来报上去的材料是调我到省电台当副台长，最后省委领导研究决定：到省广播电视厅当副厅长副总编了。

我从省广电厅到省委大院报到那天，在二楼长廊碰见了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王建颖，他见了我亲切的问道：大车，你到部里办什么事？我说：到部里报到来了，我调到宣传部了。可见，我调到宣传部王建颖还不知道。原来到省市电台考核我的组织部宣传部管干部工作的两位同志后来见到我，才认识我，说原来考核的人就是你。王建颖在宣传部工作时分管干部，有些人以为我是走的王部长的后门呢，但我到宣传部时他已经早退休了。

说到王建颖，他确是我的老领导。半个多世纪，他出出进进，始终没离开省广播电视厅。他是公主岭人，同我爱人可说是老乡。但我在省台工作20多年，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编辑，和局长没有接触。我知道他出身不好，年轻时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早在1946年5月，当时的吉辽省委（不久改为吉林省委）机关迁到延吉，省委派王建颖等人到延吉重新组建了延吉新华广播电台，即省电台，王建颖任第一任台长。同年初冬，省委决定：延吉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延吉分社和延吉新华广播电台联合成立管理委员会，王建颖任台长兼延吉分社副社长。1948年3月，吉林省重获解放，延吉台派人到吉林市接收了吉林广播电台。10月又派人接收了长春电台。新中国成立后几年，王建颖带领一批青年人艰苦创业、改造设备、革新技术，使吉林电台从小到大，影响不断扩大。1957年11月，成立省广播事业管理局，他出任局长兼总编辑。60年初，他调到《吉林日报》任总编。文革十年浩劫，他被打成日本特务，受尽了折磨，清队时，省电台造反派把他揪回来批斗。我同他一起被关押了一百多天。1969年底，下放到桦甸横道河子插队。1973年初，调回省广播局主持工作。1978年又任省广播电视局局长。1983年退休，又当了两年顾问，几年后患病去世。这位老领导为新闻广播事业奋斗了一生。省广播局、《吉林日报》和宣传部的一些同志认为他过分严肃，不易接近。其实他本份厚道，平易近人。多年来他忠于职守，勤勤恳恳，认真负责，清正廉洁，关心群众，是位可敬可亲的好领导。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我曾兼任省社会文化管理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刘云沼兼主任。曾在通榆县和白城当过副书记的刘国枢调到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后，分管文艺对外宣传和新组建的吉林省新闻办公室由我分管，我兼新闻办主任。

省社会科学院要创办《现代交际》，我表示支持。《演讲与口才》的主编邵守义找到宣传部，在我办公室发火，我耐心劝他，不要怕有竞争对手，即便是同一类刊物平等竞争有利于提高刊物质量。我说服了他，后来邵守义同我交上了朋友。整顿文化市场中，春谊宾馆要办舞厅，报到市里，主管领导不同意，春谊宾馆经理王安全找到部里，我说宾馆为什么不能办舞厅，我认为可以办。市里主管领导也到部里找到我。我说，我们当领导的思想要解放。实战证明，支持是对的。

宣传工作，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艺术，党员教育，对外宣传，我分管的这些方面工作，都离不开讲话写文章和录音录像。担任过宣传部长的谷长春、胡厚钧，文革前当过部长的宋振庭、董速，都是有文化的“杂家”能写能说的。遗憾的是在广播系统干了20多年，竟没留下几篇像样的文章作品。到宣传部以后，结合本职工作，在讲话稿的基础上，陆续修改整理出几十篇文章。大多数是理论性政论性。篇幅较长的，如《社会主义文艺的美学追求》、《论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都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之后分别在《新苑》和《社会科学战线》和《光明日报》上刊出。还有《端正方向，繁荣文艺——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切实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出版工作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改革开放中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作用》、《坚持扫黄清污》、《文化艺术事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抓廉政建设，做廉洁模范》等。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了，定名《时代启悟集》，公木先生给写了序。

在宣传部工作这7年，我兼任吉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和吉林省新闻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作。新闻高级职称最早开始评时全国在北京评，后来下放到各省负责。省里第一次评高级职称时，只有省报和长春、吉林、白城、延边报上的不到十人，都是报社报的，广播电视系统一个也没有，评委开评时我说：全省广播电视系统那么多编辑记者，有些人都工作20多年了，就没有一个人够报高级职称的？省广播电台厅领导一听觉得这意见有道理，于是回去抓紧准备材料，报上来两人，最后这两位编辑都评上高级职称，这是广播系统第一批高级职称。吉林市和白城报社总编也评上了。有人质疑说，地方小报总编也够高级职称？我认为评职级不是按照城市大小和报纸大小的，地区报社总编够评高级为什么不可以评，有些人报高级职称担心自己评不上，就到家里找我说情，我说，按照标准条件，够的评委一定会评上，不够也别勉强。个别人找省市领导说情，评委还是按原则办了。最早评新闻高级职称是较严格的。后来很多人都评上了高级职称，谁够谁不够实在难说了。评职称本来是件好事，可带来的问题和矛盾的确也不少。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宣传部在对外宣传方面承担着新的繁重任务。怎样让吉林人了解全国全世界，让全国全世界了解吉林？过去多少年都处在封闭状态，近些年扩大开放了，对外宣传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主管对外宣传处和主持省新闻办公室工作的几年，把编写和拍摄录制适合对外宣传的图书资料、照片画册、影视作品，请进来派出去作为重要途径，提到工作日程。

《人民日报》在1985年组织各省编写出版了一套介绍各省情况的书。吉林省的这本书定名《话说吉林》，由省委宣传部负责。由我组织编印出版，新闻处具体落实。我同新闻处的同志一起，组织报社电台出版社20多编辑记者采写，形成初稿由我统稿审定，并联系出版社印刷厂以及吉林造纸厂，按时完成任务，总共印了一万册，发给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和各地宣传旅游和涉外部门。此外还编印一批介绍吉林的画册资料等。

我在广播电台工作25年多，一次也没出过国，对外部世界不甚了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几十年，只知道“打倒美帝，反对苏修”。特别是把资本主义世界视为“腐朽”和“垂死”的。走出去看一看，并不是像过去宣传的那样“可怕”。

在宣传部工作7年多，我因工作需要出访了日本、美国、前苏联，并顺访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到过韩国、朝鲜以及我国的香港和澳门特区，使我大开眼界，增长了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