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我一生的加油站

陈 龙 山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屈指算来，告别未名湖已满四十四年。回顾过去，虽然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取得什么令人称羡的宏伟业绩，却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留下什么悔恨。经历虽然有些坎坷，人生却也相当丰富和充实。

骗 放 边 疆

我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分配在朝鲜语专业学习。本应1969年7月毕业，可直到1970年 3月才被当时驻校的军宣队、工宣队宣布毕业。大学毕业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可对我来讲，毕业前后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心情最纠结的一段日子。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所谓毕业分配，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其实就是被清仓甩货。2月17日驻校军宣队召开全校毕业分配动员大会，时任8341部队政委杨德忠做动员报告，核心思想就是要求北大全体学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洗脑活动：办毕业学习班，批判读书做官论，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著积极分子做报告，请农村党支部书记做报告。核心意图只有一个，即要求学生人人表态，要表示绝对服从党的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和毛主席的安排就是我们的志愿。接着就由军宣队、工宣队完全背着学生制定分配方案，方案制定之后立即公布，并限期（7天以内）走人。

东语系的分配方案是3月11日公布的，可早在一周前，大部分同学就陆续得知了自己的去向。3月4日，驻系工宣队的一位师傅悄悄告诉我，我被分配到了海军总司令部。要知道，在那个“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年代，参军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何况还分到了海军总司令部！可是，正当我喜不自胜的时候，一盆冷水兜头泼来。3月9日，军宣队的崔副指导员找我谈话，告诉我海军的名额改派我班另一位同学，我被改派到吉林省通化市，要求我不要背包袱，要想到革命需要。听到这一消息，我心里十分难过，但想到自己既已明确表态坚决服从分配，就要给自己的话做主。当时，有些同学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表示：“党的安排就是我的志愿，坚决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可会后却想方设法做军宣队、工宣队的工作，千方百计地争取弄个好去处。对于这种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人，我打心眼儿里鄙视，自己当然不会去干那种勾当。几天后，军宣队的臧排长又找我谈话说：“吉林省通化市是中朝边防重镇，你是以机密条件分配到到里的，是那里点名要你的。”对此，我虽然有些疑惑，但转念一想，来自毛主席身边来的亲人解放军总不至于扯谎吧。于是，我就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登上了开往通化的火车。3月19日，当我手捧报到证到通化市委组织部报到并告知我的所学专业时，接待我的同志十分诧异地问我：“你一个学朝鲜语的到我们通化市来干什么？”闻此问话，我更诧异：“不是你们这里点名要我的吗？”见我如此反问，接待同志用一种十分不屑的眼神瞟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们怎么会知道北大有一个你，又怎么会点名要你呢？”至此，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军宣队对我所说的一切，除了把我打发到通化这一点是真的以外，其余的全是他妈的欺骗！此时此刻，那种被欺骗和捉弄的屈辱、愤怒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真想立刻返回北大当面质问一下军宣队的那两个家伙为什么蓄意骗人。可是，我回得去吗？姑且不说手里根本没钱买火车票，就是有钱买车票，回去还有意义吗？他们既然铁了心要骗你，你就是回去当面质问，又怎么可能会有比较好些的结果呢？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地方国营通化市棉织厂，做了一名“打包工”，就是把检验后的成品布按所定等级包装成每200米一包的布件，然后用手推车运送到仓库码垛。

面对这样的结果，内心的愤懑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孤独地躺在棉织厂独身职工宿舍的土炕上，辗转反侧，思前想后，却怎么也想不通。我们班共15名同学，除1名精神病患者未予分配外，多数同学都去向不错。光分到海军、空军的就有7名，还有三四名被作为外语干部安置到唐山解放军农场储备。和那些参军的、留校的、储备的相比，即便完全从客观上比较，我也丝毫不比他们差，甚至在学习成绩和思想觉悟方面还略胜一筹。我自小生长在一个家教十分严厉的家庭，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向父母鞠躬告别，放学回家也必须第一时间到父母面前行礼请安。在我的心目中，父母、师长、领导的话就是圣旨，必须毫无保留地听从和照办。正因为如此，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个好学生，不仅学习好，而且一直当学生干部。小学时是少先队大队长，中学时是班长，大学一年级即当选系学生会生活部长，二年级即当选系学生会主席，毕业前夕还被评为“五好战士”。可是，现实竟是如此残酷。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好学生，好学生一定会得到好报。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全班只有3人被发配地方，而我居然名列其中。我相信组织、相信领导，可换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回想刚考入北大时，我们这些人是何等兴奋，何等壮志凌云，豪情满怀！记得当时，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我们这一代，豪情满胸怀，脚下踩着山和水，怀里揣着全世界，火红的年华，火红的时代------”然而，现实的落差竟是如此巨大，我竟然被自己最信任的人用欺骗的手法当作处理品发落掉了。此时的我，真是进退维谷，欲哭无泪。

务 工 十 年

愤怒有用吗？抱怨有用吗？俗话说，到什么山砍什么柴。命运之神既然把我抛到这个地方，我就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与其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我想，我是北大毕业生，“天生我才必有用”，就是当工人也要当一名业务过硬的技术工人，这样才不会辜负母校的培养，才不至辱没母校的名声。虽然我是文科毕业生，所学专业与纺织技术风马牛不相及，要掌握纺织专业技术必须从头学起，难度一定不小，但我坚信，“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北大所学的专业虽然用不上了，但北大所给予我的自信、自尊、自强精神却成了我蔑视困难勇于攀登的强大精神力量。于是，在本职工作（打包）之余，我开始自学与织布相关的各种技术。纺织厂是三班倒行业，全天24小时生产。我是独身职工，吃住都在工厂院子里。利用这个便利条件，一有空我就去织布车间观察挡车工的操作。这是一项熟练工种，没有什么高难的技术，多数人用不上一个星期就可以掌握。果然，没几天工夫我就学会了织布挡车。于是，我下班后更加频繁地往织布车间跑，帮助挡车工接线头、拆窟窿，换梭子。我的目的不是想做挡车工，而是想通过挡车熟悉织机的工作状态，掌握织机的性能，为日后从事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我千方百计地搜集各种与织布技术相关的专业书籍认真研读。我首先搞到一本《1511织机保全》，就从头至尾一页不落地反复研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到车间里对照机器仔细观察、琢磨，或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见我如此热心学习技术，到厂刚半年厂领导就安排我到织布车间保全班当上了织机保全工，还安排一名技术最好的老工人做我的师傅。大约半年后，厂里又安排我到东北著名纺织企业——大连纺织厂技术培训一个月。由此，我的织机修理、保全、保养技术得到迅速提高，在织机大修、小修质量方面甚至超越了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工人。1511织机有近900个零部件，每一个零件都有一个中文名称和英文字母编号，我不仅全部熟记于心，而且对于每个部件的形状、用途、功能以及整台织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安装、维修方法都了如指掌。全车间共100多台织机，机声轰鸣，震耳欲聋，但我只要在车间逐行逐台巡视一遍，就能听出哪台织机的哪个部位有故障，并能做到手到病除，因此，很受车间领导的赏识和工友们的欢迎。此后，我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又陆续研读了《机织工艺与设备》、《机织学》、《织物组织学》、《印染工艺学》等专业书籍，较系统地学习了色织布整个流程（漂纱、染纱、浆纱—络筒、整经、穿结经、纬纱准备—织造—织物后整理）所有工序的工艺技术，并将所学知识用于指导生产实践，亲自动手进行漂纱、染纱、浆纱等工艺改革，解决生产中出现的棉纱着色不匀，色差较大，断头率高等多项技术难题，为提高产量、质量和降低成本做出了较大贡献。我的综合技术水平，不仅超越了老工人，而且超越了由纺织工学院毕业来厂的专业技术人员，真正成了织布行业的行家里手。

随着我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迅速提高，我的职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很快由保全工提升为织布车间工艺技术员，不久又晋升为车间副主任，两年后又先后晋升为技术科长、生产科长，担起了全厂技术管理和生产调度的重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证明了北大的毕业生绝不仅仅有一块金色招牌。

就这样，我在工厂一干就是九年。在工作上，可以说我干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可在精神上，我却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深渊。当年，生活条件的艰苦程度是现今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工资低下，没有住房，粮食不够吃，食用油每人每月仅供3两，经常饿着肚子上班，棉布凭票供应，做了单衣就别想做棉衣。可这一切并没有让我觉得特别痛苦，最让我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政治上不被信任，个人前途渺茫。在那个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年青人都积极要求入党，我当然也不例外。经过一个时期的严格考察，厂党委认为我已经具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并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志愿。我所在的工厂在当地算是中型企业，有本厂的中共党委。通常情况下，工人入党本厂党委即有权批准，干部入党则要报市轻工业局党委批准。我是正式干部编制，自然要报上级局党委批准。可是，我的材料报上去之后却迟迟不见批复。经询问，答复是我的情况特殊，须报市委组织部批准。几个月后，市委组织部批复下来，结果竟然是“不予批准”，理由是“知识分子需要长期考验”。面对这一结果，我虽然十分难过，但并没有气馁。我想，只要我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经受住考验就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愿望。由于我积极肯干，工作成绩突出，在群众中口碑也好，厂党委此后又先后两次上报我的入党志愿，但结果仍然是“不予批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心一意拥护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跟着党干革命，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却不被党组织信任，难道我多读了几年书，多掌握一些科学知识就真地成了一名罪人吗，难道我在大学接受的不是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吗？我百思不得其解，内心无比痛苦。直到打倒“四人帮”两年之后的1978年秋，党组织才让我再次填写入党志愿书。也许是我的一贯表现感动了党组织，也许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已开始发生变化，反正这次上报后没多久，市委组织部就批准了我的入党志愿。

人的情感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怪到有时自己都难以理解。刚考入北大时，我曾因自己被分配到朝鲜语专业而懊丧了好一阵子。可是，毕分配时却又因没有专业对口而悲伤不已。虽然当初我并不喜欢这个专业，虽然我只学了两年的专业课程，可那毕竟是我上大学期间所学的唯一专业呀！现在就这样弃之如敝屣，内心深处的伤痛还真是难以平复。到工厂以后，我的工作可以说干得顺风顺水，得心应手，可内心深处却总是顽固地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过客，不应该在此终了一生。可是，出路何在？我看不到一丝的光亮和希望。尤其是当我得知同班、同届或者上下届的一些同学已经通过不同途径走上了与所学专业有关的工作岗位而自己却看不到一点点这样的希望时，内心就无比焦躁。白天，繁重的工作让我无暇多想，可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从睡梦中突然坐起，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用双手拼命拍打自己的胸膛。我心中曾无数次地诘问：我读大学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人生的黄金时期到底是过去了还是没有到来？然而，答案却不得而知。越是没有答案，内心就越纠结。于是，内心就在这种郁闷、焦躁、挣扎中一天天地煎熬。

专 业 归 队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之人”。尽管我看不到专业归队的希望，却从来没有放弃这一希望。我借住的房子是本厂家属宿舍，左邻右舍都是同厂工友，大家下班后经常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牌、下棋、聊闲天，而我却从不参与，一有时间就会捧起朝文书籍或日语（日语基础是在文革期间通过自学打下的）教科书用心研读。对于我的这种行为，邻居们十分不解，甚至挖苦说：“你都被发配到这山沟里了，还学那洋文有啥用？”是啊，还有用吗？我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只好说：“看着玩呗。”但说实在的，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感觉，即说不定哪一天命运之神会安排我从新走上使用外语的岗位。因此，不管别人怎么说，在工厂工作的九年期间，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外语学习。因此，我的朝语和日语水平同刚毕业时相比，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了明显提高。

机会终于来了。1978年初秋时节，我从北大同学处得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刚刚建立，该院设有朝鲜（含南朝鲜）研究所，而且正在招聘科研人员。这可真是天大的喜讯！我立即找个借口前往长春打探消息。当我找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向所长表示想来此工作的意向时，所长对于我是北大毕业生很感兴趣，但当得知我在北大只读满两年，而且毕业已经九年，加上文革期间的耽误，我脱离专业已经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时候，脸上就流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我看出了所长的心思，就诚恳地说：“您可能担心我的外语早就荒废了，不过，这不要紧，您可以对我的外语水平进行一次考试。如果合格，希望您给我一次机会。”见我如此表态，所长说：“好吧，那你就翻译点东西给我们看看吧。”

告别所长回到通化家中，我立即着手翻译。刚好不久前北大同学给我寄来一本朝鲜出版的朝文版的电影文学剧本集，我就从中选了一部名为《妻子的岗位》的电影脚本开始翻译。由于调动工作的事能否成功还完全没有把握，因而不敢透露半点风声，更不敢向单位请假，只能在下班之后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偷偷地进行翻译。为了加快翻译速度，妻子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和照看孩子的任务，在把两个孩子哄睡之后还帮我腾抄译稿。就这样，我们每天晚上都忙到午夜12点以后才上床休息。十天之后，译稿完成，我带着译稿和原文再次北上长春。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副所长蔡文智学长（北大东语系朝语专业58级毕业生）看了我准确而流畅的译文颇感意外，他疑惑地问我：“这是你自己译的？”“是的，是我自己译的，不信，您随便翻到哪一页当场考问。”听到我如此坦然而自信满满的回答，蔡学长还是有些不放心，他打开我带去的朝文原版电影剧本集，随机问了几段，我当场进行了准确的翻译。蔡学长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对我说：“嗯，你的朝语水平不错，其他条件也可以，我们欢迎你来。不过，我们研究所只能表示同意接收你，其他一切调转、审批手续你要自己办理。”

回到通化市，我立马向厂领导提交了调转工作的申请，幸运的是厂党委书记王清来同志是一位非常通情达理的领导，对于我的调离，他十分不舍，并以提我任副厂长为条件极力挽留，但见我去意已决，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其后，又经历了历时一年的种种艰难曲折，终于在1979年8月调入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开始了长达25年科研生涯。

奋 发 前 行

调入社会科学院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已经干了近十年的相当熟悉的工作而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事一项十分生疏的工作，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已经积累了十年的社会资本，放弃已经取得的（包括将要取得的）企业领导职务。但能够干自己喜欢的工作，乃人生之一大幸，所以，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工作调动。我这个人天性喜欢思考，喜欢琢磨，爱问为什么，据说这种人最适合干研究性工作，因为研究工作需要仰观俯察，爬梳剔抉，深稽博考，穷源竟委，而这正是我的兴趣和快乐所在。

调入省社会科学院以后，所长安排我先到本所资料室工作。在科研单位，这是一项地位低下，不受重视甚至被人瞧不起的工作。可我认为，人生的许多事情，不在于你所处的境遇如何，而在于你观察境遇的角度。对于某些人，当资料员可能是一项没有出息的工作，可对于我却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众所周知，搞科学研究必须拥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功底，必须掌握大量的研究资料，熟悉研究对象，掌握多种研究方法。我在北大所学的外语，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来讲，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我毕业后所干、所学的一套更与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毫不搭界，所以我必须一切从零开始。当资料员恰恰为我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基础理论，学习研究方法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丰富的资料，同时也为我确定研究方向，确立研究课题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所以进入资料室，我如鱼得水，喜不自胜。我伏下身子，在完成所长下达的资料翻译任务之余，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关于韩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书籍和文章，自学了许多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农业经济方面方面的理论书籍，从而使自己很快具备了从事课题研究的能力。半年后，所领导安排我到经济研究室从事韩国农业经济研究。在资料室工作时，我注意到韩国的“新村运动”搞得不错。它初步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了城乡差距，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生产和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首脑和学者们的关注。我认为它的许多经验都可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于是，我就把它作为我从事韩国经济研究的切入点。1980年6月，我完成了平生第一篇学术论文—南朝鲜的新村运动，对该运动的背景、发展情况及其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及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得到本所领导和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学者的肯定和好评。这使我倍受鼓舞，信心大增。从此，我埋头苦读经济学理论，潜心研究韩国经济，决心把失去的十年再夺回来。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发扬北大人崇尚独立思考，严谨治学的精神，求真求是，决不人云亦云，更不作应景文章。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取得诸多聊以自我慰藉的成绩。1984-1986年，我被公派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留学，用朝鲜文撰写并出版了专著《朝鲜国民经济计划化发展研究》，被朝鲜国家学位职称委员会授予经济学准博士学位。1987年，我承担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写出《南朝鲜的农业与农村发展》专题研究系列报告，其中《南朝鲜农村金融基本情况与政策》被国务院采用，在同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为会议资料印发。1990年，我牵头承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项目，主持编译了《外国经济法·南朝鲜卷》（全三卷，共800万字，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彭冲、陈慕华、王汉斌任顾问，顾明任主编），在国内首次全面、系统地编译出版了韩国经济法，为我国的经济法律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1995年，我牵头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韩国经济发展研究，于1997年出版了《韩国经济发展论》（合著，第一作者，53万字），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和评论韩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历程的专著。1998年我牵头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韩国现代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研究，于2001年出版了专著--《韩国现代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合著，第一作者），首次向国内系统地介绍评论了韩国的相关情况，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际参照。1997-2002年，连续5年主持编写《吉林蓝皮书·东北亚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共5卷，约130万字)。2001-2003年，我牵头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东北工程”中的多项课题，写出多篇调研报告，均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用。与此同时，还在国内外刊物上用中文、韩文、日文发表有关朝鲜、韩国、蒙古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百余篇，向国家或本省有关部门提交内部调研报告数十篇。我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东北亚研究领域曾占有一席之地，产生过较好影响，观点经常被国内外学者引用，调研报告曾先后多次被人民日报内参、新华社内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等采用，部分研究报告获省委书记或副省长等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并批示：研究报告“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较好的指导作用。”“所提对策和建议很有见地，对各级领导稳妥处理此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等。

令人欣慰的是，我的学术成绩得到了相关学术界和社会的充分肯定。1988年，在本人未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其后又连续三次当选为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并长期担任中国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省朝鲜·韩国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决策咨询委员和学术委员。1994年入选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知识名人录》，1998年当选“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2000年4月，被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聘为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2003年6月，应中共吉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邀请，为省委、省政府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做了“伊拉克战争暴发后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局势及我们的对策”专题报告，受到时任省委书记王云坤同志的高度评价。2008年9月，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科联)突出贡献荣誉奖，同年，入选《蒙古贞赤子》，2014年入选《中国蒙古族名人录》。

回首往事，内心的感受可谓五味杂陈，但更多的还是知足、幸福和对母校的感恩。我这一生不管走到何处，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会笼罩在“北大毕业生”的光环之下，因此，“莫以北大人自居，要以北大人自砺”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北大—永远是我心中的圣殿，她让我骄傲，让我自豪，她总是给我勇气，给我力量，是我一生的加油站。

陈龙山，男，蒙古族，1943年生，辽宁省阜新县人，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1964级学生，1969年毕业，1970年3月分配至吉林省通化市棉织厂工作。1979年8月调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从事韩国经济研究；1984年10月—1986年10月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留学，获经济学准博士学位；1987-1989年8月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副所长；1989年9月-2003年10月任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法人代表），《东北亚研究》杂志主编，研究员；2003年10月-2007年12月任延边大学科技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2014年1月3日完稿）

注：此文是陈龙山学长为《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