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赵一荻走向基督之路

　　　　　　　     金恩辉  梁邻德

      写此文的动机，首先是1996年在夏威夷，张学良将军夫妇会通过当地中华基督教会程嘉禾牧师，转赠给我们二人五部论道大著，即：张学良以笔名曾显华所译之《相过于髑髅地》，赵一荻以赵多加笔名所著之《好消息》（英译）、《新生命》、《真自由》和《大使命》。同年，张学良将军又将他于5月2 2日亲笔书写的“神恩浩大”四字的题词，赠与金恩辉存念。

   其次，1998年5月3 1日，金恩辉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将军98岁华诞祝寿会。在当地中华第一教堂里，目睹和感受到了张将军夫妇与教友们共度其生日感恩会的情景。在会众唱诗、牧师祈祷、诗班献诗、会众荣耀颂、教友读经等宗教仪式中，真切地体验到张学良夫妇陶醉于其中的那种安祥、平静、怡然的神态和心境，尤其是张学良的长女张闾瑛在大厅的讲台上，代表父亲朗读生日感恩会见证词时，张学良坐在台下的轮椅上，会心地洗耳倾听的神情，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是我们曾对“张学”专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毕万闻研究员主编、2001年l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金风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金恩辉是该书编注者之一）进行过反复研读、比较和分析。在这套洋洋300万字、六卷本的巨着中，竟有约占六分之一篇幅的文字，是张学良夫妇有关基督教方面的论述，写作时间从上世纪50、60年代到世纪末，其中90年代几乎占了他们夫妇晚年所有文字的绝大部分。 

　　四是当旅美华裔女学者张之丙教授用五年时间亲手录下张学良口述历史时，张学良决定将自己珍藏的全部文献资料（包括图书、笔记）捐赠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大图书馆专设“毅荻书斋”，永远保存，并在2 0 0 2年6月以后公开供读者利用。1996年1 0月2 1日，台湾著名牧师周联华专程从台湾赶到哥大，参加“毅荻书斋”揭幕仪式，他代张学良宣读一份事先由张学良亲自敲定的讲稿。张学良在讲稿中强调说：现在所展出的是中国近百年以来，我所参与和亲自经历的事实纪录，和我自己研究明史、中国近代史、基督教神学心得的一部分。……我们更希望这个阅览室能传扬上帝的大能，和他的奇妙安排。在我的笔记和手稿中，可以看到上帝怎么启示我和带领我，使我能成为基督徒完成所给我的使命。(1)  由此可见，张学良晚年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和他信奉基督的实践是言行一致的。研究历史人物，尤其研究象张学良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而事实当然包括他们夫妇在获得自由以后所公开声明的信仰和主张，以及他们留给我们的全部思想遗产。

　　    本文两作者是上个世纪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同窗，毕业后直到退休这50年间，虽分处两地，却往来不断，且常常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或通信，或晤谈，或共同参加会议，做深入交流。作为后辈，对张学良的敬仰之心一直是相通的。我们认为，要全面地认识张学良一生、特别是其后半生的思想、信仰和生活的真实面貌，研究他在2 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特别是20、3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贡献和影响，乃至他的潇洒浪漫的性格及其家庭、婚姻、爱情生活等等，固然很必要，而他在后半个世纪的囚禁生活中走向基督之路，也是构成其全面人生的完整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不能回避和忽视的问题。有关张学良的宗教信仰问题之所以被研究者、史传家所回避或忽视，无神论者或许是出于 “为贤者讳”，认为他信奉了基督，似乎有损于伟人的伟大；有神论者或许出于怀疑，认为依张学良的性格，他未必会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笔者经较长时间思考、研究和多次讨论，就此问题达成共识，且不揣浅陋草成此文，试奉献于方家面前，以求收引玉之效。 

　　张学良晚年曾说：“人要有一个信仰，不能活得飘飘荡荡的”。(2)  张学良自然也有信仰，他的信仰支持他去实现他的理想，因此也可以说他的信仰就是他的理想。一个人的信仰，或是宗教、或是主义，只要它的主旨是扶危济困，救国救民，就是崇高的。张学良是一位从小追求崇高理想，最终有了自己信仰的人。周恩来总理曾评价说：张学良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然而，他経历了坎坎坷坷的人生道路后，在其后半生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这是不容否认和质疑的事实，也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

　　那么，张学良将军是怎样走向基督的呢？ 

　　上个世纪10、20年代，中国正处于风云激荡之际，各种主义、信仰，连同原有的儒道佛法诸家，在中国大地上纷纷宣扬，而热血男儿、有志青年，无不在其中上下求索，苦苦探寻救国救民之道；张学良在他探寻的过程中，得益较大的，就包括了基督教。1917年前后，张学良常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交了一批外国教师和朋友，积极参加教会举办的演讲和社会公益活动，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和一些教友热心于公益事业的行为感染，其中尤以时任青年会总干事的美国友人普赖特与之交往最密切，对他影响最大。正如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王卓然博士在他1936年自费公开出版的《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中所述：张学良在“青牛时代很多风流趣事与浪漫生活，所以未被环境毁坏者，他承认得利于基督教青年会。当时沈阳青年会总干事名普赖德（Josoph Platt)，是个美国朋友教徒（Quaker， Friends），乃一极端和平主义者，诚笃动人。张时年十五、六岁，与之友善，受其感化颇深。”对这一说法，张学良本人是承认的，他对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就说过：“我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这个人叫普赖特”，“我参加青年会活动时，这个普赖特在青年会演讲，这个人影响我的后半生。” (3）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的人格志向形成的关键阶段。十六、七岁的张学良在基督教青年会里听到的，都是施爱他人、济世救民的福音：他亲见和跟从参与的，都是真诚地笃行教会所谓的“舍去自己，按着上帝的旨意去爱人，为人服务、帮助人”（《好消息》第7页）的布道。这与他所受到其他教育的，或虚妄、或教导者言行不一等等情形，在感受上的巨大反差必定是强烈的。这对一个青少年追求救国救民之道无疑产生了影响，从而为张学良后半生信奉基督，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对此，张学良在1995年11月9日所作《我信奉基督教的经过》见证中总结道：“他们都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无形中，我也对基督教有了好感”。(4)

然而，“好感”并不是信仰，他的家庭背景，社会环境、入世不久的经历，在当时还不可能使他成为一名基督徒。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逝世，张学良接过“东北王”的帅旗，经过整军、理政，发展东北经济、教育，以东北易帜为标志，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民族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成为他信奉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基础。在此后的七，八年间，他怀着国仇家恨进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他也参与过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同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斗，甚至还介入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剿共”内战……他的思想、信仰 受着各种各样观念的冲击，无论是传统的或现代的，是东方的或西方的，种种思潮都会给他以影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     ，张学良的思想和行动也在发生变化。 

这个时期，他的意识和行为，仍有着出身于大军阀家庭豪门子弟的任性、争强好胜，甚至声色犬马、挥霍放纵的作风：有时还有着东北绿林好汉的豪爽豁达，重言诺、讲义气，侠义精神甚至某些匪气；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传统旧道德中的忠，孝观念支配着他，乃至佛家的悲天悯人、甚至某些迷信思想都会对他发生影响。然而，这都是一些次要的、表面的因素和现象，在张学良心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他作为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的伟大爱国者，正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他甘愿承担“不抵抗”的罪名，主动下野、出国：归国后，甚至一度以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理论，热诚拥蒋。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他也曾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从联合红军抗日，直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同样，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张学良的拥蒋抗日与蒋介石的一心“剿共”路线发生了矛盾，当这种矛盾愈趋尖锐乃至发展到不可调合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出于一片爱国至诚之心，以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发动西安事变，逼蒋与中共合作抗日，终于为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由一位叱吒风云的将军，变成遭蒋介石软禁的囚徒。从1937年起，蒋介石始终不忘旧恨，绝不“放虎归山”，到台湾对他继续软禁，长达半个世纪，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渐有了一些人身自由。他在被长期软禁中，“心中最难过的就是中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我请求几次，蒋总统没答应，我也想到这也是上帝的意思“。(5)获得释放的幻想破灭了，报国济民的抱负无从施展了，犹如在精神上被判了死刑，面对这种人生最残酷的磨难，该靠什么精神去支撑呢？张学良夫妇最终从上帝那里找到了寄托、安慰和自救的力量。

综上所述，张学良夫妇走向基督的的历程是特殊的环境下产生的，是复杂、曲折的生活背景下的苦果，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则是他们信奉基督的引路人。 

　　在被“管束”的漫漫岁月里，无数个长夜，张学良在静思，多少个白昼，他在默想，他愤懑、不平，抑郁、惆怅，更多的是无奈，许多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除了夫人于凤至和以后与他度过漫长岁月的赵一荻，他无人倾诉。对一位胸怀济世救民大志、经历如此不凡，感情如此炽烈的民族英雄来说，其心情之苦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允许的范围内，他寻找各种办法消遥、排解，   他更需要精神上的寄托。软禁的最初几年，他研读王守仁着作，潜心于阳明之学。虽然，这位明代思想家的经历曾引起过他的共鸣，阳明学说也对他有所触动，但他并不赞成王阳明的观点，认为“他是唯心的”。这样，他转而又研究起明史，一章一节，一句一字，读得那么认真，从内地一直读到了台湾，还准备再往下去研读清史、民国史。确实，史鉴使人明智，但面对时局的变化，他只能发出“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的感歎：他曾想去做一名历史教授，到中央研究院去当历史研究员，然而这个愿望，也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在这种惶惑而无奈的情况下，他又去研究佛学了。

　　    恰在这时，大约是在他从台湾新竹转移到高雄以后的某一天，彷佛是上帝“差遣”的使女一    样，宋美龄女士来看望他了。蒋夫人问他看些什么书，他回答正在研究佛学。宋美龄正色道：“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这信基督教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 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愚蠢的吗？”(6)他被这一席真诚的肺腑之言深深打动了，因为他是一位极重情义的男子汉，而这位上帝差遗的使女，早在蒋宋联姻之前，就是张学良相识而又心仪的女友，在他遭遇不幸的幽幽岁月里，宋美龄一直怀着一颗虔诚基督徒的“爱心”，以一种“赎罪”的心态，不惜与丈夫相左，力所能及地保护、关心、帮助着他。宋美龄希望他研究研究基督教，张学良夫妇同意了。不久宋美龄又按照他提出的直接读点英文基督教书籍的希望，为他请来了台湾当局派出而又从美国卸任回来的董显光大使。   

董显光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与张学良夫妇也是老熟人。他们经常到张学良那里去，去了就谈基督教；还送给他《马丁路德传》，他看了很受感动。用宋美龄所赠的英文版《相遇于髑髅地》作为课本，董显光夫妇既向他们传布福音，又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他学得很认真、刻苦，用了很长时间，他把英文本《相遇于髑髅地》，翻译成了流畅而又通俗的中文。中译《相遇于髑髅地》     的竣稿，标志着张学良明确了自己的信仰，自觉自愿地迈出了走向基督之路。 

信仰，作为人生一种终极关怀，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人们对宗教的信仰，说到底是有宗教信仰需要的人所创造的。人们可以有现实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等等，无论哪种需要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和心理状态有关。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又说：“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歎息。”(7)张学良为救国济民而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甚至可能随时遭到生命的不测，这种千古奇冤和无情磨难的处境，犹如耶稣被钉在十安架上。联想到耶稣独自背负沉重十字架，张学良的心灵震颤了。于是，他在《相遇于髑髅地》一书的屝页上，写下了如下文字：在十字架下，“不论是憎恨耶稣，背叛他、钉死他的人，还是那些随众呼喊的无知暴民和怯懦信徒，都须同负杀害圣子的责任。”(8)如果从他与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关系去看问题  ，他的愤恚和不平就永远不能消解，他对命运的疑惑也就无法释怀，而依着宋美龄指给他这条解脱之路，他就可能对自己面对的现实苦难发出一丝“歎息”、乃至无声的“抗议”！于是，在这一特定的情势下，他和赵一荻作出了信奉基督的最终选择，以为自己“赎罪”和求得解脱。对张学良的这种选择，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看作是消极的、盲目的、沉沦的，对他而言，这是一种积极的、理性的、无奈的、唯一的选择。正如在《相遇于髑髅地》里，张学良用书中的语言所说的：我把一切都依靠救主，我能够不再关怀自己，我毋需再关怀自己了。我不关怀自己是多么的自由。他会关怀我，他不断的教导我，我把一切关怀献给别人！是安全与快乐的堡垒！是屡攻不破的避难所！在主宝架清影中，我愿立定脚跟。 (9)   隨着蒋介石、蒋经国在台湾先后逝世，90年代初，张学良来到了美国才恢复了自由。他认为，是耶稣使他从少帅、囚徒到平民，以后又使他在余生中迎来百岁寿辰。他的信仰至死未变，他的高尚的爱国济民之心也至死未变。作为基督徒的张学良在获得自由的十馀年中反复这样说： 

“我为我的国家，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为我的国家！国家要用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毫不顾惜我的生命。”(10)

“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11)  

“我从来都是主张中国统一的，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 (12)

张学良夫妇晚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并且不时在教堂内外宣讲上帝对他们的恩赐，但他们却十分尊重别人的信仰。1992年9月1 0日，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首次会见大陆记者，当记者请他对大陆青年说几句话时，他说：“我是基督徒，很希望他们有信仰。…… 我不是说要每个人都做基督徒，不是这样，而是说，一个人有了信仰，才能自己定位，否则，就会像浮萍一样，尤其是年轻人。”(13)无限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尊重青年，这是成为虔诚基督徒的张学良伟大人格的本色。这种伟大人格，不仅是所有中华基督徒的榜样，也永远值得所有中华儿女的崇敬与尊重。

    有信仰的伟人灵魂是不灭的，他与他的信仰同在，他的信仰与他的事业、他的影响同在。 

引文注：  

1)河西客：《张之丙女士：张学良154盘录音带制作》，《名人传记》2002年第8期

2] 《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首次会见大陆记者的谈话》（1992年9月1 0日下午，台北），《金风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6部125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以下引文相     同者均简称《张，赵合集》）

3）  [美]唐德刚。王书君访录，著述：《张学良传奇》（口迆实录）上卷42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

4）张学良：《我信奉基督教的经过》（1995年1 1月1 9日），《张，赵合集》第6部199页   

5)张学良：《答美国记者问》（1991年5月1 1      日），《张、赵合集》第6部80页。   

6）同注4) 200页 

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 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页

8)桑斯特著、曾显华（即张学良）译：《相遇于髑髅地》，转引自《张、赵合集》第6部226页

9 )同注8）第3 1 0页

10)《张、赵答台湾 [华视新闻杂志]记者问》（1990年夏），（《张，赵合集》）第6部30页。 

lI)《张学良与吕正操谈话》（1991年6月4日），《张、赵合集》第6部30页

12)《张学良对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199 1年1 2月1 5日），《张、赵合集》第6部95      页

13）同注2）

2003年夏日初稿  2011年六一前夕修改于长春五味斋金寓

作者简介：

金恩辉，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美国张学良历史研究中心特聘顾问。

梁邻德，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