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何东昌老师

林炎志

何老师是我最尊敬、最钦佩的老师之一，对我的思想影响非常深刻。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考入清华工物系近代物理与核电子学专业。由于文革10年的间隔，我入学时已经近30岁了，同学们戏称我们是“出土文物”。又由于我入学前在工厂里是车间党支部副书记，所以一入学，学校就安排我做学生年级党支部书记，参加一部分教师党员活动。这使我得以直接接触到何老师。后来我在非常状态下选成校学生会主席，经常列席参加一部分校务委员会等活动，接触何老师就更多了。而89政治风波之后，领导将我和吴树青同志派进北大，我向何老师汇报工作，何老师对我“面授机宜”。我独聆教诲的频率非常高，在最初的一年里几乎每月数次。

刚入学时，群众性反思文革的讨论非常热烈、非常广泛。记得当时清华校园里经常讨论一个命题——杨振宁与何东昌谁的贡献大？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据说是何老师与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同班，功课成绩不相上下。一个去了美国，得了诺贝尔奖，文革后回国十分风光。何老师参加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解放后做干部，文革中受了很多罪。我记得我向他反映这个争论。他说，人生观不同，贡献比较的标准不是一元化的，在祖国历史命运面前，必须服从人民、服从真理的需要。一次列席校务委员会，我向会上反映：同学们崇拜诺贝尔奖，质疑我们新中国还没有。会后张维、张光斗两位老先生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国家现在（80年代）如果出了20个诺贝尔奖，我们就没饭吃了，甚至会亡国。何老师在旁点头称是，补充道，将来我们一定可以在基础科学上高踞世界前沿，但现在我们的科研、教学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是轻重缓急的工作安排问题，不是什么失误或制度缺陷。当时有人批评我国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从根本上不如西方。我问他，教育问题首先是理论性的，还是实践性的？他说，首先是实践性的。教育思想依社会制度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

89政治风波之后，我和吴树青同志一同进北大，在教育部领受任务，四五位正副部长对我们布置工作事项。何老师说，中央对你倆的前途有三种估计：一是没有完成任务，没有站住脚；二是完成了任务，没有站住脚；三是完成了任务，站住了脚。这就像打仗——从最坏处设想，向最好处努力。事后，他单独对我说，对个人来说，第一种情况叫牺牲；第二种情况叫烈士；第三种情况叫英雄。共产党员必须先有不怕牺牲、准备牺牲的思想才能去争取胜利。何老师这些话对我来说就是震撼心灵的党性教育。

我到北大后需要进行大量的群众思想工作，要说很多话。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很强，也很“牛”。有人批评我“没学经济讲经济，没学法律讲法律”。何老师简单地告诉我“密切联系群众”。我就将我的宿舍安排在“三角地”，三顿饭都在学生食堂。果然，就像又上了一次综合性大学，既没有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理上出大毛病，又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无数的朋友。群众路线＝综合性大学。

我调到河南、吉林工作的近20年中，只要有机会去看何老师，他都要与我谈话，有一段时间他身体有病，但他坚持要艰难地一步步挪下楼。他思想一直非常清晰、深邃，对我的教育经常有醍醐灌顶、顿开茅塞的感觉。他后来十分担心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党的影响。他认为毛主席过去有个判断，中国缺少社民党的国情土壤。这个判断在80年代之前是对的，但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产生了社民党的思想基础。他十分忧虑人文社会科学的倾向。他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中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力量，党的力量太薄弱。

我在教育战线工作多年，离开之后仍然关注。我觉得像何老师这样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非常难得的。他的革命精神已经刻在我的心里了。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