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古代论说文和新中国的报刊评论
一、古代论说文——报刊评论的渊源
（一）论说文体的渊源和先秦诸子的论说文
我国的新闻评论作为一种文体，源于古代的论说文。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随着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它逐步形成一种政论性的新闻体裁，成为新闻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国古代论说文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是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散文著作是《尚书》。它的内容主要是由西周的史官保存下来的最高统治者的诏令文告之类。《汉书·艺文志》说的“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说明当时的评论工作主要是由史官担任的。《尚书》也可以说是记言的散文，其中也包括殷代的一些文献。这些文件在文章的表现技巧方面已有一定的成就，说明当时的史官已有相应的驾驭文字的能力。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记事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整理修订而成，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春秋》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多年的大事，重在考察和总结国家兴亡治乱的成败得失，文字简短、平实。虽然是大事记，但在记事之中往往寓褒贬，别善恶，这种记事手法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春秋》之外，记载周末各国史实的书还有《左传》和《国语》，相传都是由一位盲史官左丘明写成。《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氏传》，据说和《公羊传》、《榖梁传》一样，都是解释《春秋》的书，但从内容看，它和《春秋》的关系并不太密切，可能最早是独立的，它的叙事较详尽，是文学水平较高的历史著作。《左传》以叙事为主，它以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描写深得后人推崇，被称为古典叙事的楷模。《国语》又称《春秋外传》，内容偏重记言。其中的记言文章大都属于诸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受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影响，古典散文（包括论说文）有了空前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社会逐渐崩溃，引起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显著变化。社会的变革动摇了奴隶主们的统治，而个人的作用则得到肯定。学术文化既然由“士”这一阶层的人们所掌握，他们就通过授徒讲学和各处游说的方式传播文化知识和各自的政治观点。春秋末年，孔子曾带门徒周游列国。到战国时期，私家讲学的风气更加盛行。当时，各国的兼并战争日益频繁，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十分活跃，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纷纷奔走游说，讲学著书，希望实现他们的理想，施展他们的抱负，从而形成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堪称后世楷模的先秦诸子的论说文。论说文也由此而成为人们表达意见、明辨是非、交流思想、抒发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
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论说文的一个辉煌时期。论说文也称议论文、说理文或论辩文。论和辩也就是立论和驳论。孔子的《论语》是我国最早以论为书名的言论集。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他还说：“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就是说，在《论语》以前，经书里没有用“论”字作书名的。《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简评或散论，大部分篇幅只有观点而没有论证，从写作形式上看还是不完备的。也有少数段落独立成篇，有点像现在的短评。
在战国时期，墨子、孟子、荀子等通过他们讲学、游说、写作的实践，初步确立了论辩的体制。
墨子学识广博，他不仅在逻辑学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论说文的写作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他主张论辩说理的目的就是要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他的著名的“三表法”，实际上提出了立论的标准和依据。“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这里说的“三表”，首先是要以古代圣王的言论和行事为依据；其次是要考察和调查百姓所见所闻之事以及他们的意见；第三是强调用途，言论是否有利于“刑（行）政”，是否符合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墨子从他的“兼爱”思想出发提出的这些见解，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重要人物，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孟子》一书是由孟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根据他的言行和学说辑录而成的。孟子一直主张“王道”、“仁政”，这和孔子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他又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有比较激进的一面。孔子强调“尊周”，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则主张“定于一”，宣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孟子》一书也可以说是一部论辩文集。书中有不少篇章段落就是尖锐泼辣、雄辩有力的说理文，富有战斗性和说服力。当然，文中也有主观武断、强词夺理的地方。孟子长于论辩，他在写作实践和理论上都为驳论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孟子提出的“知言”说，就是强调在论辩时要善于识别对方言论的弱点和要害，从而克敌制胜。他特别强调四个方面：对“诐辞”（片面的言论），要“知其所蔽”；对“淫辞”（过分夸张的言论），要了解其弊害，不受迷惑；对“邪辞”（错误的言论），要了解其不合常理之处；对“遁辞”（躲闪掩饰的言论），要知其理屈词穷之处。通过对这类言论进行分析和驳斥，才能使自己的立论处于不败之地。这些见解对我们今天撰写论战性的评论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战国后期的荀子，在儒家学派中属于有创见的人物。他反对神权和天命，否认“天”是神明主宰，而把它看作客观存在的自然力量，这和孔、孟的天命观显然有所不同。《荀子》一书可能出自荀子本人的手笔，文章也由语录体发展得更为完整，独立成篇。他的论说文讲究谋篇布局，结构严谨，条分缕析，注重分析说理。这些都对西汉的政论文有直接的影响。
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是荀子的弟子。他的法治思想是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产物，对秦代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韩非子》一书，大部分为韩非所著，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家著作。《韩非子》的文章态度严峻，文笔犀利，有较强的战斗性和说服力。在行文上，韩非还常用民间传说和寓言，借事类比，即物明理，说理比较深入浅出。
战国末年还有一部影响较大的著作《吕氏春秋》。该书为秦国的国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又名《吕览》。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阴阳家等，是一部汇合各派学说的杂家著作。其文章多为短篇，在议论中引用了许多古史旧闻等各方面的知识，还常引用寓言故事来阐明事理，生动而有说服力。
（二）秦汉和魏晋时期的论说文
秦汉之际还有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战国策》。这部书里有战国时许多游说之士发表政见的纵横捭阖之词，也有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描写。最初有国策、国事、事语、长书等名称和本子，西汉时的刘向将它们修订成书，内容包括周、秦、楚、齐、韩、赵、魏等十多个国家的情况，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等。《战国策》可以说是秦汉以来一部比较出色的散文集，其中说理部分与先秦诸子的文章有共同之处。书中有不少文章对某些国家的政局、民情有较详尽的陈述和分析，间或也加入一些寓言和传说来晓谕利害、明辨是非。它分国记事，以记言为主，在记叙史实和寓理于事的论述方面，语言比较浅显生动，代替了《左传》、《国语》中那种简古的语言和艰涩的句法。
秦汉时期有许多独立成篇的论说文，不少文章面对现实，直言政事，具有浓厚的政论色彩。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是被后人长期传诵的名篇。李斯是楚国人，战国末入秦，被任为客卿。当秦王政（后称为始皇帝）十年根据宗室大臣的建议，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的时候，李斯针对这个错误的决策，直言上书，写下了《谏逐客书》一文。文章开宗明义提出：“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接着从秦王的老祖宗秦穆公等几代人如何发挥客卿的作用，从而使秦国走向富强谈起，以确凿的事实作为论据，运用“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方法，反复论证，层层深入，最后得出结论：“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这是一篇论据精确、论证周密、生动而极具说服力的政论。它终于使秦王收回成命，取消了逐客令。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的：“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李斯本人就是客卿，劝阻逐客是会犯上的，但由于议事说理中肯，最终还是获得成功并受到重用。
汉王朝建立以后，面临如何巩固政权、长治久安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直言政事、评析时局的政论家，如陆贾、贾生、贾谊、晁错、枚乘等。他们有的总结秦亡教训，有的为汉代的发展出谋献策，写了大量的政论文。贾谊、晁错可以说是汉初政论家的代表人物。
贾谊是西汉著名政论家。他的著作《新书》包括58篇政论文，内容主要是议论秦王朝的得失，对汉初的统治者建议治安之策。他曾多次上书，批评时政。曾提出“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认为“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大政上》）。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是他的代表作。毛泽东曾评价《治安策》“全文切中事理”，“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1《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写得最为精彩，多为后世古文选本所收录。这篇政论气势雄浑，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对秦王朝一百多年的兴亡作了冷静的分析。秦王朝为什么会毁于一旦，文章最后明确地指出：“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篇警世之作。
晁错是和贾谊齐名的政论家。后人把贾谊列入儒家流派，而晁错则是继承商鞅等人的法家学说。他们的政论当然都是为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和长治久安而服务的。晁错的政论，基于对当时经济情况和民情的了解，结合对历史事实的分析，针对社会现实立论，见解比较深刻。他的代表作有《论贵粟疏》、《论募民徙塞下书》、《言兵事疏》等。在《论贵粟疏》一文中指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这里强调了经济基础的作用，提出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的决策，应当说是很有远见的。
西汉中叶汉武帝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写下了内容丰富、通贯古今的史学著作《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卷。其中有一百多篇是历史人物传记。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文学，成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司马迁以他卓越的文学手法，把许多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具有比较典型的政治意义。他善于融会古籍，采纳民间的传闻轶事，从人民口头汲取活的资料，所以《史记》的语言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深入浅出而丰富多彩。
司马迁不仅广泛地吸收了古代史籍如《尚书》、《左传》、《国语》等著作的长处，而且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的一些特点。《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在刻画人物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作者的感情色彩，有时还采取一些夹叙夹议的笔法，对事件或人物表明态度。《左传》在记叙了某些史实之后，篇末常用“君子曰”、“君子谓”或其他方式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地采用了这种笔法，几乎在每篇文章中，都以“太史公曰”（有的用“由是观之”）的形式，表明对事件或人物的见解和感受，大都放在篇末，类似现在报纸上的“编后”。“太史公曰”短的不足一百字，长的二三百字，篇幅简短，语言生动，内容深刻，有的就事论理，有的由小见大，都能给人以启迪。例如《项羽本纪》，可以说是一篇出色的报告文学。它通过对一系列政治事件和重大战役的描写，表现了楚霸王叱咤风云的一生，采用的是客观报道的写法。在篇末二百多字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则直截了当地对项羽的功过得失作出评价。他用“何兴之暴也”表示对项羽迅速崛起的惊奇；对项羽的力量不断壮大，终于推翻了暴秦的统治，赞为“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然后对项羽在战略策略上的重要错误，明确地表示“难矣”、“过矣”！在最后彻底失败的时刻，项羽虽宁死不屈但并未悔悟，还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来安慰自己。对此，司马迁不无感叹地指出：“岂不谬哉！”这里既赞扬了项羽英勇过人的壮举，又分析了他失败的原因，短小精悍而具有独到见解，对《项羽本纪》全文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李将军列传》是西汉名将李广的传论。李广智勇双全，身先士卒，“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匈奴称他为“飞将军”，在当时声望很高，但他的遭遇很不幸，最终被迫自杀，而且祸延子孙。司马迁对李广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在传记中主要叙述了他的经历和参加的几次战役，文中展现了他的才干，同时也提到了他的缺点。最后，在约一百多字的“太史公曰”中，则强调他那种为人做事的精神。全文如下：“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卓越的才干和不幸的遭遇，在李广身上形成强烈的对照。篇中“太史公曰”言简意赅，同时也倾注了作者对李广深厚的同情。
司马迁以后，东汉著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有崔寔、王充、仲长统等人。崔寔曾官至尚书，对当时贫富悬殊的尖锐对立等种种社会矛盾深为关注。他的论文集书名《政论》，可惜全书已佚，只是在后人的著作中有所辑录。他曾在论文中对当时“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的社会风气进行大胆的抨击，文风明快尖刻。崔寔为政清廉，他针对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主张“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评价说：“汉人言治国不可拘守儒家所谓‘王道’而必用霸术者，以此‘论’为尤切，《隋书·经籍志》入之法家，是也。”
王充是东汉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政论家，时间略早于崔寔。王充博学多才，不慕名利，敢于上书直言政事，又愤世嫉俗，所以为当道所不容，做官也只是州县小吏。他的著作很多，但流传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论衡》是王充穷毕生精力完成的哲学和散文著作，其中有些是论战性的文章，有很强的战斗性。他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批评了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和关于灾异、鬼神的迷信思想。他认为根本没有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鬼神和灵魂。承认感官经验是知识的来源，批评“生而知之”和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事”的唯心论调。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尽管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对后世无神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肯定汉代文化进步的同时，还批判了今不如古的复古主义思想。《论衡》中的《问孔》、《刺孟》等篇，反对把儒家的经典当作教条，并指出孔子、孟子自相矛盾的观点。《论衡》内容实在，有独创性，说理的逻辑性很强，而且语言也比较通俗，自然流畅。
王充还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许多进步的观点。特别是关于论文的写作，有些主张在今天对我们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他认为内容是第一位的，强调文章要“为世用”。在《自纪篇》中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他反对“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反对因袭模拟而提倡独创性。在语言运用上则提倡通俗，反对“浮华虚伪之语”。他在《自纪篇》中还说：“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从先秦历史散文到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以散体为主。经东汉王朝到魏晋南北朝，文章的发展由散体而骈体，由朴素无华趋向于讲究辞藻和用典，铺陈描绘，对仗工整。东汉以后骈体文在汉赋的影响下日益盛行，逐渐趋于骈丽化、典雅化、贵族化。除了少数优秀作品外，当时的贵族文人大都追求高雅浮艳，竭力用华丽的辞藻来掩饰贫乏的内容。当然，也有的作者从骈体文的特点中吸收其有用的成分，从而加强文章的作用。如三国时代诸葛亮的《出师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李密的《陈情表》，都是为后世传诵的名篇。这些文章都有明显的骈丽倾向。六朝时期骈体文应用的范围相当广。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就是梁代刘勰用骈体文写成的。梁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所作的论文《神灭论》，基本上也是一篇骈体文。这说明骈体文也是可以用来说理的。
范缜是南朝齐梁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他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在政治上不畏权贵，力主革新。他的《神灭论》论证了形体和精神的关系，形象地说明“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形和神的关系，即肉体和灵魂的关系，正如刀刃和刀刃的锋利之间的关系一样，离开了锋利就不成其为刀刃，离开了刀刃也就无法表现出锋利，两者是无法分开的。范缜的《神灭论》纠正了过去有的唯物主义者误认为精神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观点，说明了唯物论的一些基本道理，对以后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论说文的写作来看，全文用问答体写成，不同观点针锋相对，说理鲜明而生动，对于论战性评论的写作尤其有借鉴意义。
刘勰也是梁朝人，生年略晚于范缜，是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章学家。他的著作《文心雕龙》十卷共五十篇，包括文体论、批评论、创作论等，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代的文学现象，论述了文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着重抨击了当时片面追求形式的文风。他主张文章要文质并重，而质尤为重要，首先要注重内容。《文心雕龙》发展了前人进步的文学理论和关于文章写作特别是论文写作的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书中第五篇到第二十五篇，作者探讨了三十多种文体，并从古人作品中举出各种体裁的代表作，说明它们的特点和写作要求。例如，在《杂文》篇中，他主要谈到三种类型：一是“发情以言志”的作品，即用假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思想；二是“戒膏粱之子”的作品，即以动人的语言，对人有所告诫；三是“辞虽小而明润”的作品，即短小精悍而说理新颖。当然，这里说的杂文，和我们现在的杂文不完全一样，但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在《论说》篇中，刘勰把论和说分开来讲，认为论着重在阐发理论，说着重在劝说，要讲得动听。论偏重于学术，说则要讲究技巧。当然，在论说文的写作实践中两者是结合起来的。文中提到并加以赞扬的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论说》篇中关于论说文的目的、作用和要求也有精辟的论述。如论文的目的在于“辨正然否”，所以“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论如析薪，贵能破理”，至今仍常为人们所引用。
《文心雕龙》不仅在《论说》、《杂文》、《议对》等篇章谈论说文，在其他篇章中的许多论述也大都和论说文有关。在关于创作论和文学批评的篇章中，刘勰提出创作必须学习圣人的著作，要学习经书，就是他说的“征圣”、“宗经”。他在《宗经》篇中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六义是六个特点：一是“情深而不诡”（感情深厚而不偏邪）；二是“风清而不染”（风格纯正而不混杂）；三是“事信而不诞”（引事真实而不虚假）；四是“义直而不回”（意义正当而不歪曲）；五是“体约而不芜”（文风精炼而不繁冗）；六是“文丽而不淫”（文辞华丽而不浮靡）。这是把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的文学批评的标准，是对创作的要求，也是对论说文写作的要求。
《文心雕龙》除全书用骈文写成外，在每篇的最后都附有“赞曰”，或概括全文内容，或强调文章的主旨。每篇“赞曰”均为八句共三十二字。看来，类似编者按或编后这样的形式，在古人文章中运用得还是比较广泛的。
（三）唐宋八大家及明清的论说文
风靡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体文，到了唐代已不太盛行。初唐时尚有骈体文出现。天宝年间，李华、萧颖士等已开始提倡写散文应当朴素自然，不宜涂脂抹粉。到了唐代中叶，杰出的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高举“复古”旗帜，猛烈地向崇尚骈四俪六的文风进攻，开始扭转东汉以来数百年华靡浮艳的文坛积习。韩愈、柳宗元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使文章从排比对偶的束缚和典故辞藻的云雾中解放出来。他们反对用典丽华艳的形式掩饰文章空虚贫乏的内容，提倡以先秦和西汉的散文作品为模范，使文章尽量接近口语的语气和句法，大力改变当时的文风，从而受到许多士人学子的欢迎。对这次转变，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即指西汉以前流行的散文。韩愈以孔孟道统的传人自命，以“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用“六经”和《孟子》那样的文章形式，宣传他的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政治见解，实现唐王朝的中兴。这当然不是只靠华丽辞藻来装点门面的骈体文所承担得了的。所以他大力提倡写古文，以求得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加上韩愈本人的努力，散体文终于在文坛取得了优势，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宋人特别推崇韩愈，这和韩愈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命有关。柳宗元虽然比韩愈年轻，行辈也比韩愈低，但在推进“古文运动”方面，作用也是很大的。柳宗元在政治上属于唐顺宗时王叔文等主张改革的一派，比韩愈更有进步性。他所写的反映和揭露现实的文章比韩愈多，战斗性也更强。当然，韩愈在艺术成就方面，语言的运用更纯熟一些。
韩、柳等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把先秦的经、史、诸子以及司马迁的《史记》奉为典范，强调“复古”，反对东汉以来的骈体文。从他们的创作实践来看，所谓“复古”主要是一面旗帜、一个口号，并不是一味泥古不化。他们除了强调文字形式应当为思想内容服务之外，还有许多创新的成分。尽管韩、柳的文章在形式上有模拟秦汉散文的痕迹，但还是“师其意而不师其辞”的成分更多。他们的语言同唐代当时的口语句式更为接近。他们反对骈体文，但也是有批判有继承的，是向前发展而不是向后倒退。比如，骈体文的特点中尚辞采、讲节奏以及在遣词造句方面的一些技巧，在韩、柳的文章中也适当地加以吸收。因此，对于韩、柳等人的“古文运动”，不应只看到所谓“复古”的局限性一面，还要看到他们摒弃了骈体文的缺点而发展了散文的功绩。事实上，骈体文的特点并不能完全抹杀。直到现在，保存在散文中的包括论说文中的骈丽成分还是有一定的比重，即使在现代汉语中也是存在的。
韩愈、柳宗元用散体文来说理、叙事、写景都有卓越的成就，而且这几个方面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论说文以及带有论说成分的传记、碑铭、书信、序文等，很受后人推崇。韩愈的《原道》、《原毁》、《讳辩》、《师说》、《争臣论》等，可以说是他的论说文的代表作。在《师说》中，韩愈提倡“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文章针对当时世族子弟靠门第飞黄腾达，耻于从师的风气，阐述从师求学的必要和尊师重道的思想，反复论证，很有说服力。《进学解》则是《师说》的续篇，作者以“兀兀以穷年”的为人师者自况。文章概括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词句，常为后人所引用。韩愈的论说文气势雄浑，饱含感情，有些文章如他自己所说的“惟陈言之务去”，言简意赅，极具表现力。请看他的《杂说四（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全文约200字，比喻生动，论证有力。文章指责了当政者不能识别人才、粗暴地压制人才的做法，为不受重用的有才之士鸣不平。韩愈年轻时曾三次上书宰相，均被置之不理，他又目睹了很多同辈怀才不遇的境况，因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他写的《原毁》、《讳辩》、《子产不毁乡校颂》等，都有类似的特点，即事明理，论述周密。《子产不毁乡校颂》还有个特点，是用韵文写成。文章把《左传》中的一则故事改写成韵文，借颂扬古人来讽刺当朝执政。当然，文章有的地方也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局限。
柳宗元和韩愈的文章，共同特点是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高超的技巧和精炼的语言。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更强，更有现实意义。他曾因参加王叔文的改革活动，被贬谪到永州约15年。他的很多思想性和艺术性很强的作品，大都写于政治活动失败后被贬谪期间。柳宗元还是一位著名思想家，他曾以无神论的思想，批判了“天人感应”和圣人创造历史的观点。他的许多政治论文阐述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腐败和黑暗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其中著名的有《天论》、《封建论》、《六逆论》、《捕蛇者说》等。《封建论》是一篇杰出的政论。文章主要针对中唐时期破坏国家统一的藩镇割据，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分封制的产生和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历史发展规律，提出废除“继世而理”的世袭，从而动摇了主张恢复分封制的理论基础，等于给持续多年的论争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文章以高屋建瓴之势，纵论千古兴亡，笔锋犀利，雄辩有力。《捕蛇者说》也是柳宗元的一篇代表作。它通过捕蛇者蒋氏的沉痛控诉，用宁愿捕蛇也不愿交纳赋税的典型事例，揭露了当时超经济剥削狠于蛇、猛于虎的残暴统治。文章侧重叙事，加以点睛的议论，最后说：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柳宗元的论说文，战斗性很强，针对现实问题立论，爱憎也很分明。他的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表现方式多种多样。他写的许多时评杂文，有问答式的，有寓言式的，都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三戒》就是一篇寓言式的杂文。题名《三戒》，意在告诫当前，警示将来。文章借用三种动物，即不分敌友的“临江之麋”、蠢笨自大的“黔之驴”、自取灭亡的“永某氏之鼠”，形象而深刻地讽刺了贪官污吏的恃宠骄纵、得意忘形、虚张声势、外强中干、贪婪暴虐、仗势欺人的特点，以及他们自取灭亡的最终结局。文章在这三个寓言前面还加了简短的序，用几句话点出了文章的主题。借用寓言进行说理，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已经广泛运用。柳宗元继承了这个传统，加以发展，使它成为独立的文章。柳宗元的作品中，时评、杂谈一类的文章比较多，如《罴说》、《序棋》、《骂尸虫文》、《鞭贾》等。这些文章和韩愈的《杂说》、《祭鳄鱼文》、《五箴》等，都有很强的战斗性，推动了后世杂文小品的发展。以后的罗隐、皮日休、陆龟蒙就都是以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杂文小品著称于世。正如鲁迅1933年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所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馋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激愤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的《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2韩、柳之后，古文运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由于晚唐政治的腐败和混乱，逃避现实的骈丽浮靡之风又有所抬头，反映现实的任务就由上述小品作家们担负起来了。
北宋王朝结束了晚唐、五代的纷争局面，经济发展，生活安定。士大夫们为了歌功颂德，点缀升平，骈体文依旧风行。到宋仁宗时，在欧阳修的倡导和推动下，掀起了又一次古文运动。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他所领导的古文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他在年轻时就努力写作汉唐散文，主张诗文革新，配合范仲淹等人领导的政治革新。到嘉祐二年主持科举考试时，下令应试时要写平实朴素、通顺流畅的文章，并断然刷掉了一批写骈文的士子，而把曾巩、苏轼、苏辙等散文家选入前列，从而革新了科场积弊，扭转了当时的文风。在欧阳修的影响下，曾巩、三苏和王安石大量写作并推行既有内容而语言又比较浅显平顺的散体文。由于他们的实践，才形成了所谓“唐宋古文”的传统。明代的茅坤把韩、柳、欧阳、曾、王和三苏称为“唐宋古文八大家”。北宋的古文运动，虽然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到了欧阳修的时候，由于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进展比较顺利，把唐代古文运动推向前进。
欧阳修在散文写作中发展了韩愈散文“文从字顺”的特点，克服了“辞涩言苦”的弊病，创造了一种委婉含蓄、平易自然的文章风格。欧、苏等人所写的“古文”比韩、柳的作品更接近当时的口语，“致用”的范围也更宽广，所以更容易为当时和后世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苏轼和稍后的黄庭坚写作的大量小品随笔，更突破了古文家板起面孔训人的积习，使文风更加活泼自由。
欧阳修的散文作品大致包括三方面。他的政论和史论，逻辑严密，语言明快，援古论今而痛砭时弊。叙事和抒情的文章，善于用从容的笔墨状物写景，富有感情色彩。杂文、小品则文笔犀利、风趣幽默而有生活气息。《朋党论》、《纵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五代史宦官传论》、《与高司谏书》等，都是欧阳修著名的政论。有些政论是支持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的，如《朋党论》就是针对当时保守派给范仲淹加上“朋党”的罪名，攻击他们结成宗派，排除异己。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明确指出，朋党并不都是坏的，君主就应当识别“小人之朋”与“君子之朋”，只有“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天下才能治理好。文章还用历史事实说明国家的治乱兴亡
苏轼才华出众，著称当时，影响后世。他和欧阳修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把议论、叙事、写景和抒情融合起来，形成文情并茂的创作手法，并充分发挥了古文不受对偶、声韵和典故拘束的特点。苏轼的名作《前赤壁赋》是一篇赋体散文。文章通过动人的景色描写和富有哲理的主客问答，表达了作者遭受政治打击后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心情，笔法生动活泼，文字优美，情、景、理浑然一体。苏轼在《自评文》中有这样一段名言：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这段话概括地说明了他的艺术手法的主要特点。苏轼的诗、词、散文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的政论、史论文章，如《教战守》、《留侯论》、《贾谊论》等，往往能广征史事，层层剖析，颇有雄辩气势，其中不乏战斗性很强的切中时弊的篇章。
宋代古文的风格和唐代古文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宋文比较平实自然，文章向通俗普及的方向发展，这是符合时代和群众的要求的。这种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欧阳修和苏轼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如苏洵的《管仲论》、《六国论》；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曾巩的《唐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读
元明两代，正统文坛日趋衰落，在散文方面卓有建树的并不很多。元末明初，著名的散文家、政论家有刘基、宋濂、方孝孺等人，刘、方二人成就更高。刘基的名篇《卖柑者言》可以说是一篇杂文。文章通过作者与卖柑者的对话，巧妙地揭露了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封建官僚们欺世盗名的本质，指出这些人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行文自然，形象感强，揭露得尖锐而深刻。刘基的《郁离子》是一部寓言集，作者虚构“郁离子”为代言人，对寓言中的事实，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评论，很像现在的编者按语。“郁离子”还常常进入寓言中直接对话，发表议论。这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评论笔法。
方孝孺在政论、史论如《深虑论》、《豫让论》等文中都有比较深刻的见解，“考征生民之利害，揣度风俗之盛衰，综研古今治乱之由”。他的杂文《指喻》、《蚊对》等，既能寓理于事，也有对时弊的辛辣讽刺。方孝孺后因反对明成祖朱棣而被杀。
以后，明代的经济有所恢复，社会上出现了表面繁荣的景象，随之出现了以粉饰太平为目的、文风看似典雅实则冗沓空洞的“台阁体”。这是当时文坛上的一股逆流。由于当时的统治者，特别是洪武、永乐两朝在文化方面的恐怖政策以及八股文取士制度的束缚，“台阁体”在几十年间成为文坛的主流。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掀起“复古运动”，才结束了“台阁体”统治文坛的局面。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达百年之久，对当时的文坛影响很大。他们反对“台阁体”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从他们的主张和实践来看，虽然提倡“文必秦汉”，实际上却是用一种形式主义反对另一种形式主义，对古人的作品生吞活剥，只讲形似而不考虑内容。他们的作品很少触及当时的社会现实，泥古不化，反而把散文创作引上了更加脱离实际的道路。
明代中叶以后，嘉靖年间，王慎中、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以继承唐宋古文相标榜来同七子对抗。随后到万历年间，又有“公安派”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都是湖北公安县人）出现。他们企图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主张文体解放，写文章求“新”、求“变”，不拘格套，力求在浅显平易的文辞中见“真性情”，言之有物。这些主张和“公安派”的散文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继“公安派”之后还有“竟陵派”，其主张与“公安派”大体相似，但作品内容空疏贫乏，文风又失之艰深晦涩，没有什么出色的成就。
这里还应该提到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和政论家李贽。李贽号卓吾，他公开以“异端”自居，蔑视儒家传统，对当时流行的程朱道学和封建传统教条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认为“六经”、《论语》、《孟子》并非“万世之至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写作上反对复古摹拟，主张抒发己见。他的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等。其中有不少政论、时评和杂文，言人所未言，文风尖锐泼辣。李贽还有些文章是关于小说、戏曲的，这方面他也很重视，对《水浒》、《三国演义》、《西厢记》等有较高的评价。他还对书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评点，采用的眉批、夹批等形式，类似现在的文中按语。这些都对后人有积极的影响。
明末清初曾出现一些具有反抗意识和战斗精神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他们以气节为重，其政治思想富有民主性。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表人物。黄宗羲曾数次参加抗清斗争。他既通经史，又有其他方面的广博知识和社会经历。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就是一本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政论集，曾被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列为禁书。顾炎武学识渊博，著作涉及范围也很广。他曾屡次拒绝入聘清廷，并四处奔走，秘密反清。他的力作《日知录》主要是读书札记，内容很广泛。全书以“救世”为宗旨，包括了作者的学术政治思想，如“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很能切中时弊。王夫之也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以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而著称。他举兵起义失败后，避入深山，潜心学术研究数十年，著述很多。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哲学上，但政论、史论作品如《宋论》、《读通鉴论》等，对后人也很有借鉴作用。
清乾隆年间，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明确提出宗法韩、欧，作“古文”，讲“义法”，形成所谓“桐城派”。他们所谓的“义”，是指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圣人之道”；他们所谓“法”，则是指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姚鼐更主张文章必须以“考据”、“词章”为手段，来阐发儒家的“义理”，并以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实际上，桐城派的许多文章沿袭了写八股文的办法，用文章的形式去套内容，并且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这就使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语言的运用受到了局限，流于空泛和公式化。
桐城派在清代的影响比较大，时间也比较长。到了晚清，桐城派中有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已经尝试着摆脱那些束缚而另辟蹊径，如梅曾亮就主张“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时”，强调文章应有时代特色。也就在这时，我国较早的启蒙主义者龚自珍、魏源，以他们雄奇恣肆的文章鼓吹变革，成为后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变法运动的先驱。
注：
1《毛泽东书信选集》，539页，人民出版社，1983。
2《鲁迅选集》第三卷，2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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