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国建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报刊评论（1949-1956）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中国的新闻史也开始了新的纪元。从此，中国新闻评论工作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以报刊为主的新闻评论工作开始了新的征程，走过了光辉而曲折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的继续和发展，继承和发扬了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它以党的机关报刊、国家通讯社和国家广播电视事业为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项重要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理所当然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重视。对于集中反映社会舆论和直接引导社会舆论的新闻评论来说更是如此。

（一）加强领导，发挥报刊评论的旗帜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全国政权，领导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工作。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党中央领导十分注意发挥报刊评论的作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许多重要社论，都是经过党中央审定，有些是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修改定稿的。党中央还要求各级领导为报刊撰写社论或论文。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人民日报》3月10日社论《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陈云作），3月22日社论《税收在国家工作中的作用》（薄一波作）及2月6日社论《学会管理企业》（李立三作），解决了当前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与各级政府及财经机关的党组织应领导党员干部和全体财经人员加以学习。”“各级党委及政府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应当学习陈云、薄一波、李立三等同志的这种工作方法，对于自己所担负的工作，经常亲自动手在报纸上写这种能够透彻解决问题的社论。各地方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每人每月或每两月或每三月应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以便对自己所负责的地方和工作中的情况加以分析，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指出大家努力的目标，动员群众去完成一定的任务。如此，则可给我们的工作以极大的推动，又可使各地党报每周即可登出一篇这样有力的论文和社论，使报纸也有了生气，使我们的工作能为全党干部和全体人民所了解和拥护，因而就常常能使我们由孤立的被动的地位转入与广大群众相见的主动的地位。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文件不仅对各级负责同志提出经常撰写社论或论文的要求，而且说明这样做的目的和作用。可以看出，中央领导是把这项工作当作一件“很重要的事”对待的。为了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新中国刚建立不久，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了新闻总署，任命胡乔木为署长。新闻总署负责领导全国的新闻事业，管理国家的新闻机构。胡乔木也是一位著名的政论家，40年代曾为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写过许多社论、时评。建国以后，不仅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许多社论和专论，而且对如何做好报刊评论工作以及文章的写作做过重要的讲话，这对报刊评论工作和评论的写作都很有指导意义。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新闻总署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这是建国后全面调整和发展新闻事业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作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等问题的报告。在谈到评论工作时，胡乔木认为当时报纸上的评论还太少，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发表评论。他说：“人们感觉我们的报纸上的评论太少。我们的评论为什么少呢？因为我们对于很多情况很不了解。我们的报社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中心，这样群众的意见和领导机关的意见才会集中到我们这里来。评论不一定篇篇都写得很长，可以多写小的，由小而大，有多少话，就说多少话。同时评论也不限于一种形式。应该不仅在评论栏发表评论，而且可以经过种种方法，经过读者来信，经过批评建议，经过报纸记者的通信，经过编辑对稿件的按语，经过问答，经过记者通讯中的观察等等，这样我们整个报纸不但评论栏有评论，整个报纸篇幅中都有评论。所有这些评论当然都应该是郑重的和中肯的，而不要故意去评论。只要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有了生气。它就是负责地每天告诉人民群众：应该走向何处去，不应该走向何处去。”关于报纸评论工作的这些论述，不仅在当时推动了评论工作的开展，对于现在新闻媒介的评论工作，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1950年5月1日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提出：“为了加强报纸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报纸的编辑、采访、评论人员必须通晓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通晓国家和地方建设事业的政策、情况和问题，养成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并力求与人民群众、机关和干部保持亲密的联系。”这里讲的是队伍建设问题。应当说，对于编辑、记者和评论人员都是十分必要的，给他们提高自身修养、做好工作指出了努力方向。

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指出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报纸工作有很大成绩，“在各种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已成为党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实际工作，联系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武器”。决议还指出当时报纸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大多数报纸的评论工作非常薄弱”。在肯定成绩、指出缺点的基础上，决议要求着重从几方面改进报纸工作：加强理论宣传；加强党的生活的宣传；加强经济宣传；加强国际问题的宣传等。同时提出：“为了达到上述要求，报纸的评论工作必须加强。全国性的报纸应该根据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决议，逐步做到对于国内和国际发生的问题发表有高度思想政治水平的评论，各地方的报纸除了转载《人民日报》的重要评论外，也应该逐步做到对于当地实际生活和地方工作中的各种重要问题经常发表正确的评论，省（市）以上的报纸应建立和加强文艺评论和图书评论的工作。”这个决议的内容比较全面，对于全国报纸工作的改进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决议最后强调指出，“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关键，是加强各级党委对自己机关报的领导”，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用大力健全和充实自己的机关报”。

正是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我国的报刊评论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评论的数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以《人民日报》为例，从社论的数量看，1950年平均每月11篇；1951和1952年平均每月14篇；1953年平均每月19篇；1954年平均每月22篇；1956年达到平均每天一篇。与此同时，根据有关领导部门的要求，《人民日报》还设立了“图书评论”、“报纸工作述评”等专版和专栏，扩大了评论的范围。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评论质量也有所提高，发表了许多影响较大、受到读者欢迎的社论和评论。

1956年，全国实现了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面临新的形势，《人民日报》率先进行改革，于7月1日实行改版，将原来对开四个版的报纸扩大为对开八个版。当然，改版不单纯是形式上的。报社编委会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陈述了改版的中心目的：“要使《人民日报》能够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及时地深入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交流地方工作的经验，对于广大人民迫切关心的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的问题展开讨论，使《人民日报》成为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胡乔木撰写的社论《致读者》中，把这些内容概括为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扩大报道范围；第二，开展自由讨论；第三，改进文风。8月1日，党中央向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批转《人民日报》呈报的关于改版的报告，肯定《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办法是可行的，并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关心和支持改版。《人民日报》在准备这次改版的过程中，编辑部全体人员开展讨论，落实措施；广泛征求读者的批评和建议；研究和借鉴国内外报纸工作的有益经验。因此，这次改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带动了全国新闻工作的改革。

改版后的《人民日报》比改版前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更好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体现了生机勃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势。言论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题材广泛，针对性、群众性加强，文风有所改进。同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还不时出现不同观点的文章和争论。除社论以外，还注意了小言论、编者按语等形式的运用。有些小言论简洁明快，切中时弊，很受读者欢迎。

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同样取得了重大成就。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由于党的政策正确，在社会上形成了革命、健康的道德风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56年9月成功地举行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八大的正确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给新闻工作包括报刊评论工作展现了用武之地。

（二）适应新的形势，扎实做好评论工作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这说明走上执政党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将要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对于报刊的评论工作来说，同样面临着新的形势，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做好工作的问题。这也是评论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评论工作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报刊的评论不仅数量增加，选题范围扩大，而且在评论的写作上也有不少变化和改进。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党的有关路线、方针、政策和经济建设的宣传，成了报刊评论的主要内容。

及时、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个阶段的新任务，是这个时期报刊评论的重要特色。前面谈到陈云写的《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薄一波写的《税收在国家工作中的作用》、李立三写的《学会管理企业》，都是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的。这些社论贯彻了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政策，推动了实际工作的开展。以后发表的许多评论也都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的思想实际，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例如，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人民日报》1953年11月9日的社论《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11月15日的社论《帮农民算三笔账》，就是针对“许多农民不容易了解国家工业化对于农民有什么好处”，“也不容易了解究竟农业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情况发言的。《帮农民算三笔账》开篇就提出：“当前党和人民政府的严重任务之一，就是教育和领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的路。教育农民的目的是要不断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把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逐步提高到社会主义的高度。这个教育不但需要正确的思想内容，而且需要通俗的、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社论进一步指出：“正确的教育方法，应该是从实际出发，通过农民的切身经验和他们所熟悉的生动事例，向他们宣传大道理，用算细账的方法使他们从眼前利益看到远大利益，看到眼前利益必须服从远大利益。”怎么算细账呢？社论指出：

目前特别需要帮助农民算清三笔账，这就是：第一，党和政府和工人阶级在解放以来使农民得到了哪些利益，证明党和政府始终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证明农民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工业化的利益是分不开的，证明农民拥护党的总路线，响应党和人民政府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号召是不会错的；第二，农民为什么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卖给国家，这对于国家有什么利益，对于农民有什么利益；第三，农民为什么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参加互助合作，这对于国家有什么利益，对于农民有什么利益。

社论通过农村的变化和对农民身边许多生动事例的具体分析，清楚地计算了这三笔账，最后说：

只要好好帮农民算清上面说的三笔账，农民便能从自己切身经验中具体认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按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办事，用实际行动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一切号召，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卖给国家帮助国家建设，发展互助合作多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来满足国家和个人的需要，农民才能走上丰衣足食的新生活的道路。

社论具体地帮农民算了三笔账，宣传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也对广大的农村工作人员做出了示范，告诉他们用什么样的内容和方法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在当时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这篇社论发表的前一天，11月14日，《人民日报》还就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发表社论《私营工商业的光明大道》。这是论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社论明确指出：“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私营工商业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国家为私营工商业者所指出的一条光明大道。”社论接着说：

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了人民的革命事业，它今天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四个阶级联盟中的一个阶级，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国营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因此，工人阶级对私营工商业，不是采取剥夺的政策，而是采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把它逐步改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方针。

当时有些私营工商业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了解，以为一经宣布，马上就要改变私营工商业的性质。还有一些人认为工业可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而商业无法走这条道路。社论对此作了分析和解释。通过有针对性的具体分析，社论为私营工商业者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同时对一些人也起了释疑解惑的作用。

经济建设中重点项目成就的宣传，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也成为报刊评论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评论主要是论述经济建设成就的经验以及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意义和作用。西南经济大动脉成渝铁路的建成，越过“世界屋脊”的康藏、青藏公路通车，鞍山钢铁工业基地热火朝天的建设，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武汉长江大桥动工兴建等，通过新闻报道和评论，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幅壮丽的画卷，激发了人民群众投身国家经济建设的热情。《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5日发表的庆祝康藏、青藏公路通车的社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建设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是公路建筑史上少有的伟大工程。西藏的高山激流就曾吓倒了许多旅行家和探险家，更不用说在这高山激流上开辟公路。1930年出版的《西藏史末记要》一书，形容西藏的交通说：“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但是今天，筑路的英雄们遵循着党和毛主席的指示，爬上了这使人望而生畏的“世界屋脊”，他们以英雄的气概，发出了伟大的吼声：“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他们终于劈开了奇峰峭壁的大山，战胜了奔腾叫嚣的激流，挡住了排山倒海的泥沙，越过了席卷而下的冰川，穿开了不见天日的森林，填实了举步艰难的泥沼，让宽广平坦的公路铺筑在“世界屋脊”上了。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是我们永远难忘的。

这些充满激情的论述，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祖国强盛的热情，显示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歌颂了筑路英雄们奋不顾身的奉献精神，读来令人振奋。此外，像对鞍钢三大工程的建设、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投产、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等重点工程的宣传中，报刊评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鼓舞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信心。

在宣传建设成就的同时，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还通过新闻报道和评论等不同方式，着力宣传在经济建设中涌现出的众多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如工业劳动模范赵国有、新纺织工作法创造者郝建秀、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耿长锁、鞍钢以“孟泰仓库”闻名全国的老工人孟泰和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的年轻工人王崇伦等。先进人物的革新创造和忘我劳动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三）批评性言论和舆论监督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也是报刊评论工作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建国以后，在新的形势下，要求我们更好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警惕和纠正工作中的各种缺点和错误，也要求报刊评论工作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舆论监督和引导作用。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结合当时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地位和容易产生骄傲情绪的情况，明确提出：“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在中央和地方党委以及新闻总署关于报刊工作的决议和指示中，都重申了中央这个决定的精神。可以看出，党中央对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有力的舆论监督，是十分重视的。

《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许多批评性评论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这是一篇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和富有建设性的评论。它通过对当时形势的具体分析，敏锐地指出了实际工作中和人们思想上已经出现，并且还在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倾向，切中时弊，敲响了警钟。由于在建国以后的几年中，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因而在一些人特别是某些领导人的头脑中滋长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的情绪，一味反对右倾保守，于是在工作中不考虑实际可能，有些事情做得太急，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不少部门争先恐后地以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这种倾向如不及时纠正，势必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对实际工作造成危害。社论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存在的缺点一方面是右倾保守思想仍然存在，同时也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新的情况是值得严重注意的。所以“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社论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矛盾，通过事实说明急躁冒进思想的存在，并做出积极的中肯的分析，指出：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情绪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

这里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社论对急躁情绪产生的思想根源也做了分析：“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社论还指出：“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对于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社论也作了具体的分析：

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这是一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社论，对于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以及如何纠正这两种偏向，都做了比较周密、全面的论述，批评中肯，语气平和。它的观点现在看来仍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篇社论后来却被指责为“有原则性错误”，是“反对多快好省”等。于是就只能反右，不能反“左”，为以后一段时间内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开了绿灯。历史事实证明，社论的批评是正确的，发表是及时的。急躁冒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也被这篇社论不幸而言中了。

这篇社论是刘少奇根据中央一次会议上的意见，授意中宣部起草，经他审定发表的。这也说明社论作者对以后贻害无穷的“左”的倾向早有察觉，从而敲响了警钟。在几天以前，6月16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读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也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那是一篇向人民群众说明预算报告特点的社论，其中讲到“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在许多方面存在的“这种急躁冒进的倾向并不符合反保守主义的正确的要求，因为反保守主义是要求充分利用客观的可能，并不是要求做不可能做的事情，当然更不是要求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因此，反对急躁冒进，也决不是容许保守主义”。这两篇社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

批评性的评论一般是针对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事件或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发言的。《人民日报》1956年9月1日的社论《不要蛮干》是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经过调查而写成，社论批评了那种把蛮干作风当革命精神的指导思想。当时，这种不讲科学、只知蛮干的作风，在生产建设中已经造成了不少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带来了不应有的伤亡和损失。社论从宝成铁路施工中只顾赶进度，不顾施工规则的要求，因而造成严重伤亡事故的典型事例谈起，联系到几个以蛮干代替科学的事例，着重分析了有些干部之所以蛮干的两种思想：一种是“动辄以两万五千里长征如何艰苦，志愿军在朝鲜如何英勇，作为例证，要求工人加班加点，要求工人‘宁走一步险，不走十步远’”；另一种是“要加快建设速度，提早实现社会主义，总得采取些非常措施，循规蹈矩怎么行？”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社论对这些错误思想不是简单地批驳，而是具体分析其错误之所在，比如对第二种错误思想是这样分析的：

循规蹈矩好不好呢？这要看循什么规，蹈什么矩。循保守之规，蹈落后之矩，当然不好；但科学的规矩，却是非循不可，非蹈不可的。非常措施好不好呢？这也要看什么样的非常措施，蛮干之类的非常措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它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可言。

这样的批评，重在具体分析，讲道理，帮助人们提高认识，是有说服力的。据当时读者来信反映，宝成铁路出现工程质量事故，是有关单位强求“七·一”接轨而造成的，蛮干的根子还在于指导思想。我们现在有些所谓“献礼工程”、“形象工程”之所以出现质量问题，除了为追求超额利润而有意偷工减料之外，恐怕也还有蛮干作风在作祟。这也说明这篇社论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不要随风倒》是《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1日发表的社论，内容主要是批评有些单位在贯彻执行上级指示时，不是认真领会精神实质，并通过调查研究，结合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执行，而是抓住一鳞半爪、三言两语，就生搬硬套地贯彻，结果当然贯彻不下去。这实际上是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问题。社论把这种喜欢看风行事的作风概括为“随风倒”，形象生动而切中时弊，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在宣传建设成就和先进人物、先进经验的同时，及时指出和纠正实际工作中和人们思想上的缺点、错误，是报刊评论工作实行舆论监督和引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以后的几年中，我们的报刊评论，以《人民日报》为代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前面谈到的急躁冒进的倾向，1955年夏秋以后，由于要求过急过快，一味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因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有些报纸在宣传互助合作发展方面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人民日报》在报道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24万多个消息的同时，针对实际工作者的问题和地方报纸宣传中出现的大轰大嗡、一哄而起的情况，及时发表了《闻胜勿骄》的社论和《要保持清醒头脑》的评论，提醒人们要看到困难，防止片面性。这对当时的实际工作和新闻宣传都起了引导的作用。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承先启后的重要会议。大会确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同时，大会还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其中，扩大党内民主，防止个人崇拜，也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大会闭幕后，《人民日报》曾于9月27日和29日先后发表了两篇社论：《新党章鼓舞我们前进》、《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大会的精神。10月9日，又发表了题为《不要害怕反对的意见》的社论。这篇社论讲的是党内民主的问题，但又不是泛泛而谈，而是集中到一点，专门谈领导者如何对待反对的意见。这就抓住了党内民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击中了当时党的某些领导干部身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弱点。社论指出：

对于我们许多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负责人来说，重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重视自己认为是不正确的反对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在讨论问题和制定决议的过程中，常常不是有意识地组织、启发各种不同意见展开充分的讨论，不是有意识地使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有充分申述自己主张的机会，而常常是用领导者的意见去轻易否定反对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甚至用粗暴的态度去压制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志。

社论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倾向，强调指出：“党允许提出不同意见，但是绝不允许擅自不执行党的决议。不然，就不能保持党的行动一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论对极少数领导者害怕不同意见的原因做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也有极少数的领导人员害怕争论，害怕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们把个人的“尊严”看得重于党的事业的利益。他们怕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会显得自己不够高明。有些人甚至要求别人用“老爷说的准没错”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意见，谁要是对他们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就说谁是不尊重领导，破坏领导“威信”，就用粗暴的态度和违反党章的手段来加以打击。

这段话说中了一部分领导人的要害，道理讲得尖锐而深刻。这种情况也为后来更加严重的情况所证实。这篇社论所论述的问题，意义深远。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领导人。在这样的领导人主持工作的单位，党内民主又从何谈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