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图强   逆境成才 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 

-----记我的系友陈龙山 

龙山是我在北大的系友。他1964年入学，长我一年。我入学不久就听到了他是蒙古族人，名字叫乌兰哈达，不学蒙语却学习朝鲜语。他还是深受同学尊敬的系学生会主席。他应该1969年毕业，却因为文革的原因，直到1970年才毕业分配到吉林通化。我也是在那一年毕业分配到了吉林辽源。在吉林我们虽然联系不多，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也让我对他敬佩有加。依龙山的德才本来应该专业对口分配，去部队、外事部门、留校任教等，可是不正之风却把他吹到了吉林通化棉纺织厂。单纯善良的年轻人为此心灵深受伤害。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怎么也想不通，愤愤不平难以言表。龙山是在磨练中成长的一个人才。1943年10月，他出生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西南角落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村里没有学校，满9岁那年，父母才送他到离家3公里外的一所复式小学读书。这所小学仅有一名读过几年私塾的老师和一间教室、一个班、四个年级共约30名学生，而离家最近的一所高小竟在10公里之外，而且山路陡峭，沟壑重重，求学的艰辛可想而知。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北票蒙古中学，两年后因家乡划归阜新县而转入阜新市蒙古中学，1964年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被分配到朝鲜语专业。他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个好学生，不仅学习好，而且一直当学生干部。小学时是少先队大队长，中学时是班长，大学一年级即当选系学生会生活部长，二年级即当选系学生会主席，毕业前夕还被评为“五好战士”。可是在那样的年代这样一个好学生却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没有沉湎于痛苦之中。他想，“我是北大毕业生，就是当工人也要当一名业务过硬的技术工人，这样才不会辜负母校的培养，才不至辱没母校的名声。”就这样，他凭借着北大所给予的自信、自尊、自强精神正视现实，发愤图强，克服困难，在棉织厂，经过九年的努力，从一个“打包工”做起，成了织布行业的行家里手。他的综合技术水平，不仅超越了老工人，而且超越了由纺织工学院毕业来厂的专业技术人员。到厂仅仅两年后就成为技术科长、生产科长，担起了全厂技术管理和生产调度的重担，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证明了北大的毕业生绝不仅仅有一块金色招牌。 

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的年代，他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也屡受挫折。虽然基层党组织已经同意其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市委组织部却以“知识分子需要长期考验”为名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他的申请，把一个有才华有理想的年轻人拒绝在党的大门之外。 

龙山没有舍弃自己所学的专业。工作之余，工友们经常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牌、下棋、聊闲天，而他却从不参与，一有时间就会捧起朝文书籍或日语（日语基础是在文革期间通过自学打下的）教科书用心研读。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工友们十分不解，甚至挖苦说：“你都被发配到这山沟里了，还学那洋文有啥用？”。不管别人怎么说，在工厂工作的九年期间，他从来没有间断过外语学习。因此，他的朝语和日语水平同刚毕业时相比，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了明显提高。没有毅力的人没有长远志向的人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之下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接受了这个在逆境中成才的北大学子。 

在吉林社会科学院，龙山如鱼得水顺利发展。能够进入北大的学生终究不会被埋没的。他凭自己的坚韧不拔的努力取得了傲人的成就。 

调入省社会科学院以后，先是到本所资料室工作。在科研单位，这是一项地位低下，不受重视甚至被人瞧不起的工作。可他认为“人生的许多事情，不在于你所处的境遇如何，而在于你观察境遇的角度。对于某些人，当资料员可能是一项没有出息的工作，可对于我却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众所周知，搞科学研究必须拥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功底，必须掌握大量的研究资料，熟悉研究对象，掌握多种研究方法。我在北大所学的外语，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来讲，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我毕业后所干、所学的一套更与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毫不搭界，所以我必须一切从零开始。当资料员恰恰为我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基础理论，学习研究方法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丰富的资料，同时也为我确定研究方向，确立研究课题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所以进入资料室，我如鱼得水，喜不自胜。我伏下身子，在完成所长下达的资料翻译任务之余，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关于韩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书籍和文章，自学了许多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书籍，从而使自己很快具备了从事课题研究的能力。”半年后，所领导安他到经济研究室从事韩国农业经济研究。1980年6月，他完成了平生第一篇学术论文—南朝鲜的新村运动，对该运动的背景、发展情况及其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及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得到本所领导和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学者的肯定和好评。这使他倍受鼓舞，信心大增。从此，他埋头苦读经济学理论，潜心研究韩国经济，决心把失去的十年再夺回来。一定要发扬北大人崇尚独立思考，严谨治学的精神，求真求是，决不人云亦云，更不作应景文章。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取得诸多为同行瞩目的的成绩。1984-1986年，他被公派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留学，用朝鲜文撰写并出版了专著《朝鲜国民经济计划化发展研究》，被朝鲜国家学位职称委员会授予经济学准博士学位。1987年，他承担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写出《南朝鲜的农业与农村发展》专题研究系列报告，其中《南朝鲜农村金融基本情况与政策》被国务院采用，在同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为会议资料印发。1990年，他牵头承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项目，主持编译了《外国经济法·南朝鲜卷》（全三卷，共800万字，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彭冲、陈慕华、王汉斌任顾问，顾明任主编），在国内首次全面、系统地编译出版了韩国经济法，为我国的经济法律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1995年，他牵头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韩国经济发展研究，于1997年出版了《韩国经济发展论》（合著，第一作者，53万字），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和评论韩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历程的专著。1998年他牵头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韩国现代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研究，于2001年出版了专著--《韩国现代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合著，第一作者），首次向国内系统地介绍评论了韩国的相关情况，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际参照。1997-2002年，连续5年主持编写《吉林蓝皮书·东北亚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共5卷，约130万字)。2001-2003年，他牵头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东北工程”中的多项课题，写出多篇调研报告，均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用。与此同时，还在国内外刊物上用中文、韩文、日文发表有关朝鲜、韩国、蒙古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百余篇，向国家或本省有关部门提交内部调研报告数十篇。多部著作获省政府或省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一、二等奖。 

1979年8月至1990年8月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工作，曾任副所长。1990年9月至2003年10月任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东北亚研究》杂志主编。现任该中心顾问、《东北亚研究》杂志主编、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中国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省朝鲜·韩国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在1994年入选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知识名人录》，1998年当选“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 2000年4月，被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聘为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2008年9月，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科联)突出贡献荣誉奖，同年，入选《蒙古贞赤子》，2014年入选《中国蒙古族名人录》。2001年和2003年先后两次被中共吉林省直机关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独立思考，求真求是，从不人云亦云，更不作应景文章。他是名副其实的科研带头人，多次牵头承担并按时高质量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全国人大、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及省级重点科研项目。其研究成果以说真话、有独到见解见长，在国际东北亚研究领域颇有影响。他的学术水平得到了有关领导和学术界同行们的普遍认可。其观点经常被国内外学者引用，其调研报告曾先后多次被人民日报内参、新华社内参、中国社科院要报等采用，部分研究报告获国家有关部门和吉林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暴发，同年6月，应中共吉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邀请，他为本省副省长以上领导干部做了“伊拉克战争暴发后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局势及我们的对策”专题报告，受到时任省委书记王云坤同志高度评价。由他担任主编的《东北亚研究》杂志，以其选题站在时代前沿，推崇独到见解，鼓励理论创新，提倡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及运用多种方法研究问题，关注地区热点、透视地区焦点、探讨理论难点、勇于触及现实敏感问题，注重理论性和现实应用性，兼及信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荟萃最新研究成果的风格特征，在强手如林的学术杂志中站稳了一席之地，成为国内外众多国际问题专家和学术大家认可和爱读的杂志。连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德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图书馆都纷纷来函要求订购。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和日本、韩国、台湾、俄罗斯、朝鲜的学者也经常来稿，并以能在该刊发稿为荣。 

 他把“莫以北大人自居，要以北大人自砺”作为一生的座右铭。“北大人”让他在逆境中不气馁，发愤图强，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北大人”给他勇气和力量。“北大人”是他前进的加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