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书林五味》后记）

金恩晖

本书得以结集出版，自有它的机缘在。

2015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系友徐雁教授，应邀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来长春做全民阅读推广讲座，老友重逢把酒话旧之余，他热情地鼓励我编选本书。当时，我犹豫再三，主要是担心文章难选，唯恐达不到《全民阅读书香文丛》的组稿要求，但耐不过小友的真诚，我终于允承了下来。

徐雁教授，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长期以来，从事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并将专业学识服务于社会大众，积极宣传“书香理念”，广播“读书种子”，推动“全民阅读”。多年来，他创意策划并主编《华夏书香丛书》《读书台文丛》《书林清话文库》《开卷读书文丛》《观澜文丛》《凤凰读书文丛》和《全民阅读书香文丛》等，并应全国各地单位邀讲“读书与人生”、“最是书香能致远”等专题报告千余场，受到听众们的热烈欢迎。

我已至垂暮之年，观念陈旧，知识老化，以前发表的文章，大多不是专门为谈论阅读而写，如果降格以求，或许可勉强凑成几本书，但相比于徐雁的《书来话多》等已收入《全民阅读书香文丛》诸君的大作来，实在难登大雅之堂。徐雁却鼓励我说，你学的专业和做的工作都同图书有关；可以说是读了一辈子书的读书人，管了一辈子书的图书馆员。你的文章不仅有职业特点，还有时代印记，今天的年轻人会感兴趣的。《全民阅读书香文丛》收入这种书，可以让后人了解，从20世纪中叶以來，一个爱好藏书、编书、写书的读书人，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还是说服了我。

想起来，回眸大学时代在北大读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后到吉林省图书馆工作至今已满一个甲子，主要工作是管书、用书、编书、读书，其间积累的若干文字，自我感觉未说过空话、假话，至少能够反映某个阶段的世态人情及自己的读书心态。故而还是回忆反思，细数流年，不避浅陋，交稿献丑了。

上辑的主题是“读书求学”。以《走进人生即读书——回忆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开篇，后选取了对小学时代吉林古城魁星楼小学校园生活的回忆和中学时代与同学编辑、出版校园刊物《向阳草》等文章；还收录了我在北大图书馆学系读书时，授业恩师刘国钧、王重民教授对我的言传身教，以及参加图书馆工作以来，我的母亲对我治学的影响，还辑入了参加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交流、聆听陈立夫老人讲话、并与之合影留念之我见我思，以及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谈读书治学对自己的启迪。

中辑的关键词是“良师益友”。我在参加吉林省图书馆业务工作后，在自己做人和工作实践的道路上，在读书治学的诸多方面，不同时期都幸运地遇到过一些肯于无私地帮助我、教育我的良师益友。他们品德高尚、学识丰厚，时时刻刻在热情地支持我、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有关他们的文章，包括30年代即从清华园里走出来、投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60年代任职吉林省图书馆馆长的唐西民;对青年十分爱护和关怀，对文化事业积极支持和指导、平易近人的文艺界领导者宋振庭;生平既无官职、亦非显赫，只凭真才实学在图书馆干了一辈子、且成为《文献学》《目录学》《金石之学》，资深国学研究者的杨殿珣；“五四”运动前后重要的白话体诗人、《新青年》编委之一、北大教授、我国现代书法“第一名家”沈尹默及其佚诗集编订者周金冠；出身农民、只有小学文化,但经刻苦努力而自学成才、终成为我国古代史、历史、民族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及其藏书楼主人何光岳；出生于内地、成长在台湾，现在她们虽已八十余岁高龄，仍然跨世纪地活跃在海内外文坛上的、卓有成就的姐妹文艺双星赵淑侠和赵淑敏；对20世纪80年代与我们合作，一同编著《图书馆学引论》的同仁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迄今，我参与编纂新方志和整理旧志情况的回忆；80年代初，长春师范学院(现长春师范大学)筹办图书馆学专业，我与这个专业班的同学的关系；还有《记美国友人福森博士》一文，则记述了我与美国文教界的友人、南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的福森博士(曾任美国杨伯翰大学夏威夷校园图书馆馆长)在80年代来吉林省图书馆举办国际图书情报现代化讲座后结成的友谊,以及福森博士在所学专业之外不断开辟新的事业天地,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从一位图书馆馆长到怎样成为了一位大学校长……

下辑则是为“前言后语”。所选的序、跋类和书评文章，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如图书馆学领域的《读王子舟教授新著<图书馆学是什么>》；信息检索领域的《信息检索与图书馆定义》；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文献学领域的《刘宝瑞校友新著〈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方志学领域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年前）〉序》；古诗词评论领域的《凭吊古迹——兼读玄烨〈经叶赫废城〉等诗有感》；吉林地方史领域的《从史籍研究和考古调查的比较参照中认识前郭的历史——张静岩〈前郭尔罗斯史地研究〉序》，《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橫——金延龄著《〈集安史话〉序言》；《雾夜里的红星》则以沉重的笔墨记下了左倾路线控制下作者读《西行漫记》一书的感受；最后，我又将为拙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一书所写的后记列入了末篇。

我们那一个年代的大学生，出生于民国，读大学时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年代。而徐雁这一代人则是出生于六十年代，他们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度过了大学时光。尽管我们师出同门，彼此都是在北京大学接受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但由于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形势、教育背景、占主流地位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却大不相同，对图书阅读问题的认识及其写作成果也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异。

因为我当年在接受图书馆学教育时，整个中国的大学教育都处在学术思想封闭的环境中，少有来自欧美的理论和信息的借鉴，也淡薄了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继承，因而我们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是狭隘的、保守的，知识是贫乏的、浅薄的，读书的经验更乏善可陈。有些人即使私下摸索着读了一些书，也因知识分子的弱点导致导致自我迷失，丢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虽然我们的业师有如王重民、刘国鈞等一代名家，但因五、六十年代的时代局限性，不可能得到诸位业师深厚学养系统地传授，我们只是受过他们具备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某些熏陶和影响而已吧。

徐雁这一代大学生,要比我们幸运得多。“文革”时期他们年纪尚小，受极左思潮干扰时间很短。八零年代初，正值文教各界“拨乱反正”，徐雁和他的大学同窗们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爱好者和研究者团体——学海社,并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学海》,这一举措得到北大文、史、哲各系科有关教师的全力支持和热情指导。

当年的《学海》主要编辑者之一，如今的中国语言文化大学教授钱婉约博士的《关于祖父钱宾四的回忆》，最能反映出那个时代大学生的读书状态和思想变迁：“80年代的中国，真是又一个‘欧风美雨'‘拿来主义’的时代，大学里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到处洋溢着打开窗户迎接新鲜空气、走出门去寻找新鲜知识的真诚和执着。我阅读了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大小李杜，乃至吕叔湘、周振甫、钱钟书等，也曾在大氛围的感染下，今天萨特存在主义、明天柏格森生命哲学，还有佛洛依德、卡夫卡、汤因比、朦胧诗……，囫囵吞枣地浏览了不少西方新知的皮毛。在这样的气氛中，也出现了《河殇》等民族虚无主义的声浪。不知是我所学的专业引导了我们热爱民族文化的热情，还是祖父的书给了我血脉相连、气韵芬芳的精神启示，那时，我感到自己内心是抵触和远离那些虚无主义的激情的，对于高举西洋某某主义的旗帜，摇旗呐喊的有为俊贤们，也是敬而远之的心情。”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逐渐摆脱了政治“左倾”时期的思想影响，开始回归理性思考，将读书视为生活之必需。我力图以自由的精神，恢复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读书人的品格。由于业务积累、学术兴趣和各种机缘巧合，三十余年间，我曾在图书馆学、文献检索、文献整理与工具书编纂及地方史志等领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

同时，对自已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尝试独立地作出价值判断，写出一些文章来，收入本书中的大部分，即属于此类作品。我之所以在本书最后，收入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后记一文，是因为此文如实地检讨了我这个读书人的缺点，即知识浅薄、无所精通，平生治学、著文如“拆袜线”一般，无一点长处，“所谓看似样样通、实则样样松”，“正是自己大半生求学、习作的写照”。

我十分羡慕徐雁教授他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写的书评文字、学术随笔。他们这一代人思想开放，起点高，视角宽，观察敏銳，思考深刻，他们的书评、隨笔就写得比我要放开得多，深透得多，现实感与艺术性都很强。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读书界、治学界的一代新人，已经取代我们这些旧人。新人要比旧人活跃得多，成绩也大得多，旧人物之“旧”有它的客观必然性，这是不以人们意志而转移的，规律使然。春天里，茂盛的树林新长出的叶子，催换着老叶、旧叶；江河中，奔腾的流水前面的退让给后起的波浪。代代有更新，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概莫能外。

本书的出版，应感谢《全民阅读书香文丛》的主编徐雁、宋旅黄、王宗义三位先生，以及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的祝静怡、王茗斐女士，将拙编列入《文丛》之一，实在是对我的精神鼓励。同时，还要感谢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秦亚欧研究馆员，他全力以赴地帮助我完成了本书的收集和编选工作。还有《吉林名人》杂志社编委兼市州通联部部长（原《吉林政务商务指南》总编）魏佩明先生和吉林省政协文史专员绳海文先生在全书未竟之际，不辞辛劳地为拙著调整编什、次序，直至最后魏佩明先生还为全书做了总校对。正因为有了诸位的催生，本书才得以面世。尤其是徐雁小友于百忙中拨冗为拙作作序，尤令我不胜感动之至。

（2017年2月16日于海南乐东九所温泉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