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感受三中全会

高红十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我还当知青,接到通知去延安市参加创作会。会议的召集者是市文化馆的柏林老师。身为知青的我，习惯把所有有文化的年长者称为老师，如同我当编辑后，凡投稿者都称我老师一样。

当时给我们讲课的有陕北著名的说书艺人韩起祥，老韩很能讲，经历丰富语言生动，他给毛主席说过书，给周总理说过书，延安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他都亲身经历，并编成节目。老韩讲完后还现场表演，给我很大启发。后来总想为老韩写点什么却总未成行。

柏林正做一件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事：收集整理陕北民歌，不怕酸不怕黄尽量原始尽量全。我嘱他收集齐了送我一本，他答应了，可是至今未兑现。

现在想想，人们答应了而未兑现的事情恐怕比兑现了的多，原因也在于时光的消蚀和拖磨……

站在窗台上听广播，直听到脚底冰凉

每天晚上８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可谓当时的名牌专栏。訇然响起的《东方红》乐曲和播音员大气端庄的嗓音，一个主权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家的声音庄重雄浑地围裹而来，让听者不由得眼眶湿润。

１２月下旬，日最短夜最长的冬至节令，冬至过后就该属九，一年四季中最冷的时段。６点过后，天已黑定，稀疏的几盏街灯亮起，比街灯更稀疏的是街上的行人。那时延安市里基本没有电视，机关很少有，居民住家没有，旅馆房间更没有。覆盖面最大的是广播，是支在各色土地上的或水泥或木头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是挂在农家屋角的小匣子，是富裕人家的收音机和半导体。晚８点半钟，《东方红》乐曲准点响起，随后是新闻要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议消息、会议决议、会议公报等一系列文件。

那天晚上的播音员是齐越、夏青？还是葛兰？不记得了，反正是挺庄严挺大气磅礴的声势。房间里没灯，是没发电，是停电？反正房间是黑的没有灯。我先是坐在床上听，北风不停地吹呜呜地吹，把广播里的声音撕扯得一丝一缕，听着不那么连贯。我脱了鞋站在床上，耳朵贴着窗玻璃听，最后索性站到窗台上听。遥远的来自北京的声音随着一股股北风一缕缕尘沙入耳。其实我并没有听清广播的全部内容－－直接内容是为彭德怀和陶铸等老一代革命家平反，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更不可能理解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不知怎么，我特别感动，觉得黄土高原的日子、全中国的日子将因此发生变化。

广播节目是要重播的，我站在窗台上把重播的内容坚持听完，才觉出没穿鞋的脚冰凉彻骨，活动活动脚，袜子上沾了一层瑟瑟尘沙。

之后，高音喇叭如潮水般涌出那几首陕北民歌《大生产歌》、《翻身道情》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解放区呀么嗬嘿，大生产呀么嗬嘿，边区的男男女女齐里里里嚓拉拉拉索罗罗罗呔，齐动员呀么嗬嘿；

太阳一出唉嘿哟，哎嘿哎嘿哎嘿……哎嘿嘿，满山红噢哎嘿哎嘿哟；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噢红军到陕北，

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 

连着几年的中共中央１号文件都是落实农村政策的，我不记得１９７９年，也就是三中全会后的那个１号文件是否有关农村改革。只记得根据上级精神，落实六十条（这是文革前或者是四清前期制定的有关中国农村的一部大的文件，想必有六十条内容才得此名称）。保持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结构，不能无偿征用农村人力、物力和财力；要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不超高征收公购粮，按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５年的标准，一定五年不变。

从１９５８年实行人民公社化以来，中国农村的组织机构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独立核算单位。可是在文革期间，一度学大寨不顾各地的实际情况，经济情况和觉悟情况，搞穷过渡，一刀切，一夜之间由生产队核算变成大队核算，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

我第一次插队的李家湾１９７０年搞合队，直到我离开那里上大学的１９７２年还是明合暗不合。我后来插队的三台庄，因为是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公有制的步子要快许多，在我还没来三台庄前就合并成一个大队，逶迤在一道十五里长的九龙泉沟的三个生产队楞是搬到了三台庄。在我后来插队的三年多，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三个生产队不合，人合心不合。一出问题就扯到原先三个队上，选队干，分自留地，直到进京告状……知青自以为维护大局，站在曹书记一边，谁闹谁是资本主义，就批判谁，到底没批出个结果。知青散伙那年，大队也散伙，三个生产队重新划分开，原在前后九龙泉队的社员拉着架子车上的穷家当义无反顾地返回他们的家园。

当时我正准备结束插队生活，离开三台庄，基本没介入分队，也没过细了解农民从始至终的心态。看着搬走的农户家卸去木头门窗后张着大嘴的窑洞，望着窑洞墙上用老镢发狠掏下的深深的印子，我感到震惊和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心劲和仇恨？已经在三台庄住了五六年，住熟了，住热了，打了新窑盘了新炕，回去有什么好？到哪不是种一样的庄稼干一样的农活，一切还得从头开始……我发现我并不真正了解农民。 

倒春寒

春节过后，万物复苏，到了农耕大忙时节。１９７９年３月的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倒头条位置刊登一封甘肃某地区地委宣传部干部的来信，信上说他家乡出现分田分地等资本主义倾向，群众想不通……当时覆盖最大的传媒是广播，而广播的内容中最权威的媒体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文革以来达到顶峰。署名两报一刊社论或评论员的文章，一般就是中国最上层的声音了。

这封来信是改革春天里的一股料峭春寒。

多年后回顾历史，中国这么古老历史这么辽阔幅员不论搞任何改革，哪怕是微弱改良，都绝非易事，有反复是正常的，没反复倒有点不对。何况任何一项举措都是对着人去的，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学大寨学得全中国大多数农村受损，也有少部分干部受益，起码是因学得到位学得变本加利学得花枝招展而提拔升迁，你若退回生产队核算，不就是说他合队合错了么？他得到的好处不做废，至少不那么理直气壮值得炫耀，再升迁不也困难了么如果他升迁的欲望特别强烈的话？

时代大潮的起起伏伏进进退退，浪涌的白舌头轻轻一舔，个人的小船就翻了。

乱了方寸

１９７８和１９７９年真是很奇特的年份，至少在陕北能够感觉到，特别是知青残部能够感觉到。

陕北延安的知青运动与其他处有些不同，由于此处是知名老区吧，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由于１２００位北京干部的辛勤付出……在１９７３年全国冻结招工时，延安地区仍在大批招走北京知青，上大学的名额比例也比其他地区多，特别是可教子女的上大学名额。知青受到重大伤害的案情又比其他地区少。

在这片特别贫瘠的土地上，底层民众对于知青却有着比其他地方更多的暖意和善意。

１９７４和１９７５两年，在全国知青都调头后撤时，延安地区又来了上百知青，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大学毕业生，有工人，有护士，有解放军干部和战士……轰轰隆隆动静不小。这一批人延滞在当地感受到改革初期的体温，也遭受到运动反复的波峰浪涌。

孙立哲，陕北延川的赤脚医生，在土窑洞里，凭籍极其简陋的医疗器械，为农民行医治病积大德行广善。后因为政治需要，他在成为全国知青典型的同时，担任了公社、县、地区卫生局的副职，其实并不脱产仍然挣工分当农民。四人帮倒了后，当地组织清查他，理由是他在四人帮时期为什么那么红？

他得了很重的肝炎，当地医不好，到北京就诊。那些年知青得肝炎的人很多，原因一是累，二是缺营养，再加上心情不好生气。我去他住院的北京友谊医院看他，他的女朋友后来的太太吴北玲对我说，无论他在病床上有何反映，你都要镇定自若，对他说情况不错。其实他那时情况并不好，每隔十来分钟，全身都要痉孪一下，带动整个床跟着颤动。而他自己是医生，一般虚假的话又骗不了他。

我照吴北玲说的办。他问我是否脸色特别难看？

我胡说八道乱打岔，挺好挺好的，比我想象得好多了，我还以为要给你送花圈呢……

而那时他所在的县委组织部门正来人审查他，给他出示了组织结论，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让他头发花白的母亲悲愤不已：下乡八年，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骄傲自满……

他除了伤心彻底铁心回城，还能想什么做什么呢？

等他多年后留学美国，又回国办实业，有能力做点事情时，他说过，想给延安捐一座现代化的医院。以至于延安地区后任的干部总在打听，孙什么时候回来看看……

还有某北京名牌大学毕业后自愿务农的李姓女大学生，去了延安市最苦的子长县。四人帮倒了后她也受到清查。这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会上，她“交待”完自己的问题，就问公社和县里领导：拨给队里的化肥什么时候到？

还有早就大红大紫又像熟谷子样低头垂落的延长县曾经的知青领袖，四人帮倒后，他极力想脱离开倒霉的政治，而政治又总不放心他追着他。他当时说过一句让人反复琢磨的话：我已不再追求什么永久幸福，因为永久幸福是不存在的。所谓永久幸福不过是无数短暂欢乐的相加。与其追求不到永久幸福，不如去争取短暂欢乐……不少人想按他说的试试，但是做不到。永久幸福没有，短暂欢乐也没有。他后来去了香港，搞实业很成功，尤其与国内的贸易，缘于他对大陆官僚体制的深刻了解和亲身体察吧。

离 开

清明才过，春意渐起。

生命力最顽强的苦菜掀翻铺白霜的黄土地冒出绿芽，路畔沟边散开碎星星样的小花。鸡叫，狗叫，等着出圈的山羊绵羊叫，井台上的辘辘也唧唧地叫，水桶滴湿的痕迹终于不再结冰了。

１９７９年４月一个普通极了的山村清晨，我就要结束插队生活，由农村迁入城市，由知青变为国家干部。脱胎换骨－－我曾经热血沸腾信誓旦旦，此刻却大为疑惑：脱胎了么？换骨了么？本该造就成个甚？实际又成了个甚？……我饱吸一口空气，那滋味醇厚又像是云母片可层层剥离的清冽美好的空气，涨痛了胸膛。

行李早已举上卡车顶部，用草绳横竖捆了几匝。草绳是一个叫骡儿的后生连夜赶着搓的。骡儿说，知青走我没甚送的，都一样样给搓根草绳。一切都捆在行李里边了，蝴蝶、妮妮、巧娃等女子们做的鞋垫和鞋，写上字的本本，一小袋一小袋炒熟的南瓜籽……都装在里边了。

这是一次不同以往的离别。七年前被推荐上北京大学，那是１９７２年，毕业后回到这里，是１９７５年，眼下是１９７９年。从广播里的三中全会消息，从家人亲友来信及日渐变化的氛围中可以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面目不甚清晰的新时代即将开始，知青运动同新时代无缘。农村已经大队划分生产队，再分组，再分到户……乡亲们欣喜又惶惑。知青还留下做甚？也分二亩地种？上交公粮再卖统购粮，余下的碾米推面做着吃么？

隐约传来惊蛰雪声乍暖还寒季节，我不得不走了。十八岁到二十八岁，除了三年大学，最宝贵的七年青春留在这里，流在这里。不可重复的青春，不会再有的七年，咋会“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般潇洒呢？

多年后，我多次向各色人等讲述这段沉甸甸的日子：插队七年，比抗战就少一年。有一次对一位日本学者也这样说，突然想到对方是鬼子的同胞，顿了一下，还是说了，没错，比抗战就少一年。

车要开了。

乡亲们来送行。围拢跟前的是婆姨、女子、老婆们。我当过妇女队长，派她们出工，听她们哭诉，看她们跳着脚厮骂，吃过她们腌的酸菜，穿过她们做的鞋……我还当过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大队会计，干过好事，也做过缺德事，譬如：不让社员种自留地，收缴黑户的口粮……围拢过来的人群中就有我伤害过的人。我知道我欠下的债已无法在这块土地上偿还了。远处是三排窑洞，三台庄因此得名。再远处是阳岔沟、脑畔山，蓝得让人目瞪口呆的天。日头很好，无风。

背着娃娃的二小婆姨说“来”，绰号“二队长”的冷冷大着舌头对我说“来”，人高马大的拓桂莲说“七月来吃煮玉米棒子吃瓜饭”；哑巴婆姨不会说，比比划划问别人，又比比划划对我笑，现任妇女队长张怀香牵着叫丽娃的丑女子说“来”，我知道我同丽娃的合影放在她家相框的最显眼处。

陕北人不兴握手，也不兴挥手，乡亲们用目光送行。那目光的意思是，来啊，一定来。

车开了，车后扬起的黄尘遮没了乡亲，遮没了三台庄。

车上蟠龙山，是那座“高楼万丈平地起，蟠龙卧虎高山顶”的蟠龙么？车过三十里铺，不是“提起家来家有名，家在绥德三十里铺村”，陕北有许多三十里铺、二十里铺、十里铺、七里铺，一种古代客栈的延续吧，存储着三哥哥四妹子至死不渝的恋情和刺破晨雾的赶脚汉的信天游歌声……

我离开了，如同好多年前老一代革命家们来了又去了，老人家东渡黄河后再未回头，五七干校的学员一去未返，三万北京知青动静颇大地来了又走了。我来了，去了，又来了，又去了。延安，迎着来者徐徐打开的书页，背向去者又缓缓地合拢了。

延安，一本深邃耐读的书，要想有所获得有所领悟，必得全身心投入。对于来去匆匆的过客，宝塔是矜持、含蓄、高贵的。延安甚至没有对外张扬的纪念品，纪念个甚？延安是不可以缩微，不可以扭曲变形如饰物般佩戴的。

这里古老的黄河文明史，

米脂的李姓农民让响箭在故宫牌匾生根，让崇祯皇帝在景山歪脖树上吊的历史，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大生产、边区政府、边区教育、边区文艺活动，

知青运动史，

……

顶着行李的卡车开上平展展的洛川塬，开过黄陵山，几道急转弯，车要出金锁关了。前边有什么在等候？车水马龙，市声熙攘，万丈红尘扑面，不再注意月亮的圆缺，不再说腊月正月、初一十五……

我不知道要为这离开付出什么付出多少，我只知道一份永久的思念留在身后，像优美悠长的梅笛在静夜里吹响，拂过月下坐果长出三只耳朵的荞麦地，拂过哗哗唱响的玉米叶子玉米脑缨，拂过绿叶丛中开满黄星星样碎花的枣树林。

我只知道我还要回来的，来读延安这本书，

我还会回来，响应那山那水那有情有意乡亲们的呼唤，

我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