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教授使我喜爱上方志

                                金恩晖

我在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后长期在图书馆工作，又爱好方志，认识到旧志离不开图书馆，新方志的编写也需要借鉴旧志。旧志大多收藏在图书馆中，方志工作者不大容易深入接触。我觉得，新志和旧志是互相联系而不能分割的。对于图书馆工作者来说，旧志怎么为新编方志做贡献，怎么为读者做贡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做贡献的目的是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这是时代对方志工作、也是对图书馆工作的要求。下面，我把自己多年整理、研究方志、编辑与利用方志的经历向大家汇报一下，谈一下体会，并就有关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王重民教授使我喜爱上方志

    首先，谈一谈自己是怎么喜爱上方志的。方志是比较枯燥的一种著作，一般很少有人像读小说那样，从头到尾认真地去读方志。研究者利用方志多为一时所需，去查找他需要的资料，目的达到后，不太可能再深入阅读。而且长期以来，高等院校都没有设立方志专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我喜欢上方志是很偶然的事情。上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书时，恩师王重民教授对我的方志知识做了启蒙。有一次他问及我的籍贯，我回答说是吉林人。他就向我谈了很多关于吉林的事情，如吉林市(原吉林省省会)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明清时的船厂、市郊的乌拉街等。我当时非常惊讶，问他为什么这么了解吉林省的历史?他笑着说，早在大学刚毕业时他曾受人委托，参加过吉林省《永吉县志》的编纂工作。我非常折服他学问的渊博，又想什么是地方志呢?那时，我对方志一点概念都没有。他建议我到大图书馆去看一看，我就去了。那部《永吉县志》共50卷，1931年铅印出版的，是吉林省现存的一部很系统、很完整的县志，规模、内容、字数仅次于《吉林通志》。这使我非常震惊，在当时政治气氛很紧张的情况下，初读王先生参编的这部《永吉县志》，似乎在心灵上找到了一丝安慰。这就使我产生了对方志的爱好。我觉得，这样一位老先生如此了解吉林省，我作为一个吉林人，怎么能不了解呢。家乡的地方志，可以使我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从爱乡爱国开始喜爱上地方志，这是一个渊源。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从未间断地和方志打交道。

    当时，图书馆学系的专业课程也比较枯燥，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闹专业思想，有人甚至说图书馆学不能算作一门学问。我问王先生，地方志算不算一门学问?王先生说，方志不是一门很独立的学科，它是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相结合、记载某一地区全貌的综合性文献，这种文献可以为各个学科广泛地应用；方志是和任何学问都有联系、和任何科学都有关系的一种文献。我说，我学图书馆学专业，又是文学爱好者，这怎么能和方志联系起来呢?他说，这和方志都太有关系了。图书馆利用馆藏方志为读者、为科研服务，这是重要的本职工作；你爱好文艺，你可以带着文艺方面的问题，如各地历史上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生平与作品等问题，去查阅当地的地方志，这肯定会大有收获的。

    王先生说，方志固然是中国的地方性文献，但其价值却不只对于中国，而是全世界都很重视的一种精神财富。他回忆自己一段经历说，收集、整理我国的古籍，其中包括地方志，日、美等国家很早就开始了。1934年，由于当时北平图书馆文献访求业务的需要，他和向达先生被派赴法、英、德、意等国搜集散藏于国外的中国文献。1939年，他又被派到美国整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文库东方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书。恰巧在这一年，朱士嘉先生也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朱先生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整理和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档案史料和地方志。经过几年的努力，朱先生终于完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的编制工作。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中国方志收集、整理的时间至少有100年以上了。美国历史不长，但是它能够在建国100多年后重视中国方志文献的珍藏价值，就说明了方志的世界性。在朱士嘉先生编制《(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的同时，王重民先生一本一本地阅读中国的善本书，并为每部书撰写提要，直到1947年离美返国，将稿本带回北平。王先生的稿本，曾由袁同礼博士校订后，在华盛顿以手抄本影印形式出版，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录》。后来他的夫人刘修业先生据王重民先生多年积累，经过整理、修订、增补，于八十年代后相继出版了《中国善本书提要》及其《补编》。王重民先生和朱士嘉先生当时为我国方志和古籍走向世界所做的工作，我认为是很大的贡献。现在重新看这个问题，就应当提到这么一个高度来认识。我们有了考古上的新发现，都要及时地向举世展示，使之走向世界，那么对地方志这宗遗产，也应当象考古、文物一样来对待。如新发现一种重要的方志，或在浩如烟海的方志中，找到了什么珍贵资料，发现了什么重要问题，应该像发现矿藏一样，宣传它、开发它、利用它。这种重新开发具有现实的世界性意义。

王先生这样现身说法、循循善诱地开导我，使我对中国地方志的价值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单纯的喜爱而下决心去钻研这门学问。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图书馆工作后，他还通过书信不断地指导我有关地方志整理与研究方面的问题。

用二十年时间向王先生交上的几份答卷

    王先生在北大将我引人了方志之门，以及大学毕业后他对我关于方志方面的指导，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点：其一，在图书馆无论做什么工作，有何种爱好，都不能忽视方志，有必要耐下心来去认真地读一部家乡的志书，从中体会，增加实感。其二，要熟悉本馆的方志馆藏，通过馆藏目录摸清家底，在弄清本省方志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由点到面，力争了解东北、乃至全国方志的状况，以便遇到有关问题能知道到哪部方志中查找线索。其三，写文学方面的文章，要考虑利用方志中的材料，这会增加对方志的热爱，提高打开方志宝库的一种技能。其四，地方志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料书，遇到问题，只要是涉及地方性的问题，包括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就想到去查阅方志，这样可以做到样样比较通。其五，站在观察世界的高度，以解决世界性问题的眼光，从方志中来寻找有关素材或线索。方志记载着我国某地某时发生之某事，有的本身即与其他国家、民族活动有关，固然具有世界性；即使其事与外国无直接关联，但将诸志中某一时期、某一专题如气象、地震、山川变迁、自然灾害等等的连续记载归纳、综合起来，与世界各地的相关变化参照比较，分析、研究，那么这些材料也有重要的价值。这也是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题旨中的应有之义。

    1961年我被分配到吉林省图书馆业务辅导部工作，那时馆内青年没有人愿意去整理古籍。我主动要求参加馆藏方志的整理工作，从1963年开始，我和两位老先生仿照北京图书馆的图书分类表，结合我馆实际，编制了吉林省图书馆地方志排列表，用三年左右时间将馆藏2000多种方志全部著录、上架，编定了《吉林省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在此期间，我选择了金毓黻先生编撰的《长春县志》，认真地阅读，还对馆藏方志中的吉林省部分做了重点地研究，初步理清了吉林省方志发展的来龙去脉，撰写成《吉林省地方志考略》一文（发表于《文献》1979年第1期创刊号)。

1965年，我从馆藏未经整理的线装书中发现了一部稀有的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稿本。打牲乌拉系今吉林市乌拉街满族自治镇，在清代有很重要的地位。清廷入主中原以后，设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直属内务府，总管为三品，负责给皇室进宝纳贡。该志是最后一任总管云生编修的，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年)。我认为这部志书非常重要，撰写了《谈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地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其后，又决定对该志进行整理，遂投入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标点、校释工作(与梁志忠先生合作)，直到1981年得以出版。

其实该衙门早就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44年，时任伪满洲国中央博物馆副馆长的日本人藤山一雄曾专程到乌拉街考察、拍照，编辑了《乌拉》一书。1964年，日本史学家川久保悌郎教授撰写过《对清朝人参采集制度的一种考察》一文，认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是专为清王朝种人参的地方，是人参的采捕机构。我在整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过程中发现，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是一个向皇室进贡多项物产的机构，而人参只是其中一小项。另外，滕山一雄《乌拉》一书中抄录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仓官碑文》差错很多。我为此写了《对日本学者有关吉林地方研究史料的订正》一文（发表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想使方志走向世界。后来，川久保悌郎教授专程到长春和我交换意见，肯定了我的研究，还在日本《东方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以及我对其研究的文章。

    1682年，清代康熙皇帝玄烨东巡时曾在乌拉停留6天，我从《吉林通志》上摘录了玄烨描写乌拉的诗作，这里当时是清王朝修造船舰，训练水兵，以备战反击沙俄侵略的基地。我选就其中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一首诗，写了《玄烨<松花江放船歌>小笺》（发表于《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这篇文章曾被电台作为诗歌欣赏节目多次播放。

以上是我在王重民先生指导与影响下，在方志的学习、整理和研究方面打下基础的过程。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其间虽有“文革”十年干扰，但“文革”前积累了很多材料，我在“文革”后迅速地恢复了研究。也就是说，大体上用了20年时间，熟悉了馆藏方志，掌握了本省方志目录，精读过一部以上志书，从方志中选材写了一篇文艺评论，力求使方志研究与世界接轨。这也是我向王重民先生交上的几份答卷。

编辑《中国地方志论丛》和《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

    1979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在太原市召开。分组讨论中，我有幸与顾廷龙、来新夏、于乃义等前辈学者编在目录学组，结识了很多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大家讨论的共同话题之一就是，约占我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的地方志，对各地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图书馆及有关收藏单位必须重视起来，积极整理，认真研究，以广为利用。这促使我下决心同各省的同行加强联系，共同协作，将方志的整理与研究不断地深入扩展下去。

1980年4月，在我担任主任的研究辅导部内成立了地方史志研究组。研究辅导部兼负责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我忝为学会的秘书长和学会会刊《图书馆学研究》杂志主编。地方史志研究组将组织、研究、编辑有关方志的论著作为工作任务之一，制定了《关于地方史志整理、编校、研究工作的规划》。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编辑《中国地方志论丛》。

这时，我有一次机会得以向傅振伦先生当面求教方志之学，因为王重民先生生前曾多次向我介绍和称赞傅先生在方志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傅先生认为，在我国修纂新地方志的热潮中，地方史志研究组的成立是一件对图书馆界和方志界两全其美的好事。他对《中国地方志论丛》的编纂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说其中“总论”一书选收的散见于报刊上的方志理论文章，应以1949年之后为主，这将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部方志研究论文集；关于“分论"一书，他特别称赞我们直接向各省约稿的做法，他说搞清楚我国方志遗产的状况，是一项由浅入深的、长期而持久的工作，单靠几人、几省之力难以奏效。只有分省考察，将各藏书单位方志整理者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使之系统化，编成著作予以出版，方能真实而系统地显现我国方志遗产的全貌。傅先生最后还叮嘱我，目前学术界正在蕴酿、筹建地方史志协会，他也参与了其事，希望我们的地方史志研究组主动去争取得到支持与指导。

    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国地方志论丛》3册终于编成。上册为《中国地方志总论》，选收了有关方志基本理论问题的代表性文章近40篇；中册《中国地方志分论》，是各省整理方志的学者新撰的论文，执笔者大体上参照《吉林省地方志考略》的体例，筚路蓝缕，首开系统地考述各省方志遗产之先，其范围涵盖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下册为《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试图为进一步分省深入地整理、研究方志探索一下路径。

    在编辑《中国地方志论丛》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得到吉林省人大常委会栗又文主任的指导和支持，栗老多次派秘书来我馆了解工作进程，并亲自为这三册书分别题写了书名，还要我们及时地向刚刚成立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汇报工作。    1981年秋，我们派研究组主要成员王中明先生带着3册《中国地方志论丛》的清样专程赴京，向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汇报。由于这项工作抓得早，适应了各省方兴未艾的修志事业的形势，当即得到了协会董一博副会长和周雷副秘书长的肯定，并表示同意将《中国地方志论丛》列为《中国地方史志丛书》的第一辑，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名义联合出版。周雷先生在《中国地方史志通讯》上及时地发表了《中国地方志论丛》的内容简介和详细目录。董一博先生决定将《中国地方志论丛》作为协会委托主办的中南、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区编修地方志骨干学习班学员的参考书。还建议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名义将《中国地方志论丛》呈送给关心修志事业的胡乔木、梅益、习仲勋、朱穆之等领导同志以及分别赠送给协会的名誉会长、学术顾问、理事等。《中国地方志论丛》得到了领导和专家的好评。朱士嘉等先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对我们加以鼓励。在一年多时间里，3000套《中国地方志论丛》就因各级、各系统图书馆和省、市、县三级修志机构之需，所剩无几。

    自从当面请教傅振伦先生以后，傅老关于方志整理、研究“是一项由浅入深的、长期而持久的工作”的话时时响在耳边，也使我们的地方史志研究组清醒地认识到，编辑《中国地方志论丛》仅仅是联系各省学者共同打开方志文献资源宝库的开始，我们绝不能浅尝辄止，而要继续保持与扩大同各省方志专家的紧密联系，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将我国方志遗产的整理、研究进一步深化与扩展。于是，我们在1982年5月决定编辑《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并立即付诸实施。

   《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共32册。其中，《中国地方志论集》2册是在原《中国地方志总论》的基础上续编而成的，从我国1911～1983年间近百种报刊中收集、选辑有关地方志的论文共60余篇，分新中国建国前后两册出版，作为“详论”的总论部分，书后附有1911～1983年间的《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分论部分共30分册，是在《中国地方志分论》的基础上，由原每省一文，重新撰著每省一分册。经各省的方志学者协商，推出《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各分册的主编，或由主编本人、或由主编负责组织力量，分工合作，对本省范围内的全部地方志逐书逐卷阅读、分析研究，再进行关于本省分册的撰稿。根据丛书编辑体例的要求，各分册的内容一般皆以该省现行行政区划及其辖下的地区、行署、省辖市(州、盟)为单位立题，有多少地区级建置，即写多少篇考评文章；大体上说，每省下辖的地区级方志，是以旧府志、州志、厅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未忽略对其下辖的县级方志(包括土司所志、山川、寺庙志乃至重要的乡镇志)的研究与介绍。每篇文章字数均从实际出发，材料丰富者多写，单薄者少写，力求用宏取精、爬梳抉剔，使这批科研成果在汇编成册后，在本地的方志宝库与读者利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起着一种信息媒介的作用。

    《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是一项涉及面广、学术难度大、组织工作复杂、实施出版困难的系统工程，但却得到了全国同行们的积极响应。各分册的主编们真正地尽到了责任，他们或身体力行、全力以赴，或与同仁们鼎力合作，在争取将本省范围的方志阅读一遍的基础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抓住主要特点评介志书的价值。书稿完成后，皆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联合的名义陆续出版。这批著作的书名和主编(或编著者)是：《北京方志概述》(冯秉文)、《天津地方志考略》(魏东波)、《河北省方志概要》(于鸿儒)、《山西方志概述》(刘纬毅)、《内蒙古方志概考》(张守和)、《辽宁方志论略》(陈加、郭君、孙仁奎)、《寻根集——方志论及吉林方志研究》(金恩辉)、《黑龙江方志简述》(方衍)、《上海地方志概述》(王启宇、罗友松)、《江苏方志考》(倪波)、《浙江方志概论》(林正秋)、《安徽方志考略》(刘尚恒)、《闽志谈概》（郭天沅)、《台湾方志论》(李秉乾)、《江西地方志概述》(漆身起)、《山东地方志纵横谈》(王桂云、鲁海)、《河南方志论丛》(张万钧)、《湖北省地方志考略》(徐孝宓、刘昌润)、《湖南方志论》(朱建亮、李龙如)、《广东方志概述》(李默)、《广西方志述评》(阳剑宏)、《四川方志考》(何金文)、《贵州地方志举要》(张新民)、《云南地方志考》(李硕)、《西藏志书述略》(何金文)、《陕西方志考》(高峰)、《甘肃方志述略》(周丕显)、《青海地方志书介绍》(陈超、刘玉清)、《宁夏方志述略》（高树榆）、《新疆地方志简介》(纪大椿)。

    《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陆续问世之际，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在朱士嘉先生支持下，联合各省方志学者编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工作正紧张地进行。《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则与其配合，另辟蹊径，侧重各省及所辖地、县的方志历史发展状况的介绍和志书内容的分析、评价，将我国方志遗产作为一个系统对待，通过整体性和有序性的考评，使我国地方志文献资源构筑的大厦，其阶梯层次和全面联系的结构轮廓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全国百余位方志整理、研究人员集体智慧、心血与劳动的结晶，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以省级为单元，按省、市、县逐级考察我国方志遗产的科研成果。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有别，我们可以将这种对方志数量和质量并重的考察称之为系统分析与综合的方式，以这种方式来揭示方志文献的概貌，恰与此期间问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南开大学柯平教授于上世纪90年代发表题为《我国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图书馆》1993年第2期)一文，称《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可谓《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姊妹篇。”这种看法和评价也是与当时我国方志业务主管部门及老一辈方志专家、学者们的观点相一致的。

    董一博先生1984年在病院里曾先后两次给我们来信，他说：“经你们设计和组织的这套丛书，十分急需。它不仅是一省一市、一事一时的问题，而是关系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志大业问题。”董老还亲自为《中国地方志详论》写下了“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志学、应用方志学和中国方志学发展史工作积累资料、创造条件” 的题词。朱士嘉先生1984年8月23日来信说，他深信“这部书一旦胜利完成，对于编修新志、整理旧志、提高方志学理论水平、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都有重要参考价值”。1986年1月，朱老又来信指出，该书“对于推动方兴未艾的修志事业的发展，为开创研究和编纂新方志的新局面，将起着明显的作用。”他欣然为《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写下了“提高理论水平，保证修志质量，创建新方志学，促进四化建设”的题词。傅振伦先生应邀为丛书撰写了序言，他说：“地方史志研究组的同志们，编辑了一套大型的综合性的地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对全国各省的地方志书分别进行综合性的考察与系统研究……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学术界和志林真是功德无量。我愿同好之士，人手一册，置诸座右，经常观览研究之。”1986年4月6日，80岁高龄的傅老，不顾右眼白内障手术后目力不佳的境况，为该丛书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贺信，其中有言：“窃愿追随诸君子之后，全力以赴，共成此千秋大业，以资保存科目繁赜的地方文献，古为今用，以提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传之万代，而推进我国各族人民爱国爱乡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共吉林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王季平和刘云沼、江涛二位省领导共同担任了《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总顾问，王老还亲自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我国史志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对丛书寄予了无限厚爱，史念海、来新夏、张博泉、佟冬、罗继祖、吴枫、薛虹等先生慨然担任了丛书顾问。

各省的领导和著名专家、学者对各分册的方志考论也予以了高度重视，纷纷为之撰写序言或题写书名。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在《江苏方志考》序中写道：“江苏则以方志齐全见称于世，其数量达八百多种约一百余卷，确是卜卜一份珍贵遗产。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各地新志的编纂工作，另一方面要像倪波同志撰著《江苏方志考》那样，重视旧志的整理发掘工作，二者不能偏废。其目的是用以教育后代，并为振兴中华，建设两个文明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重要依据。”为其他各分册作序或题写书名者有卢嘉锡、陈雷、黄静波、林达人、黄寿琪、顾廷龙、施蜇存、周一良、武伯纶、安作璋、秦天真、魏桥、李半黎、郭仲选等先生，他们或是有关省的省领导，或是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对乡梓文献如此厚爱，对地方志这宗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如此重视，使《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的编委会同仁和近百位分册主编、撰稿者感到莫大的欣慰与鼓舞。大家都表示愿为中国地方志独立于世界文化典籍之林，继续团结协作，勤奋耕耘，以期做出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