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忆恩师不了情

金恩辉

    人在生命之旅的不同时期会有很多师长，但影响其一生的师长并不多。我不是公木先生

的受业弟子，但他却是我永远的恩师。他毕生化育后学、教泽广被，弟子和学生无以计数，其中每个人都会对他有自己的一份怀念和回忆。当我提笔回首往事，想到曾直接受教于他而走过的一段路，无限温馨、无限感念，一一涌上心头，那人生中难得的机遇，际遇良师，何其幸运;而今他溢然长逝，易胜哀痛!

                            老农、教授、首长

    1961年9月我大学毕业，分回家乡长春市，到吉林省图书馆报到;我去火车站取回行装

后，旋即被安排到馆办公楼四楼的一间“独身宿舍”。这间斗室里先已住着三位“单身汉”，很难再加放一张床。原住该室的同志指着其中一张落满灰尘的木板床说:“这是老张的床，他还在乡下劳动，已去了好几个月了，你不妨在他这张床上先住下。”原来他说的老张，名张松如，就是50年代在国内各大型文艺刊物上经常有重要诗文发表的著名诗人、诗评家公木。我这才知道公木在北京中国文学讲习所时已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吉林省图书馆改造，边工作、边劳动，已经两年多了。当时对于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又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公木不啻是个仰之弥高、如雷灌耳的名字，不免心中暗惊:“他成了右派分子?”我望着十分拥挤的宿舍，不得不占了他那张空床暂住。诚非本意，却很不安。

    时过不久，某周六晚饭后，天渐渐转凉，楼外下着稀疏、清冷的秋雨，我在宿舍斗室的灯光下，见到了从农村回长的公木-----我心仪已久的文学前辈。他有50岁上下的年纪，中等偏下的身材，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旧衣裤，结实硬朗的身板，黑瘦黑瘦的面庞显然是经过了长期的风吹日晒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很象我在大跃进时从北京大学下放到冀中平原农村劳动时接触的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贫农。室友与我们相互作了介绍，大家彼此聊了一些近况后，公木看了我床上简单的被褥，扫视一下被褥上面和地下摆着的一摞摞高低不齐的书堆，占了室内大半面积，摇了摇头，微笑说:

    “书生所累呀!”他又对书桌上零乱的平放着的十几本书浏览了一下，从中拿起一册，问我:

    “读过吗?”此书题名《论诗歌创作》，公木著，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出版，这本书是我平时很喜欢读的，就如实回答说:

    “读过……当然读过，认真地读过。”他将书放回桌面，低头似有所思，又很快抬起头来，爽朗地笑着说: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时过境迁嘍!”他问得直率，我答得实在，问答之间似乎都有几分天真和默契，自然地拉近了彼此感情上的距离。这时他仿佛看出我因床位之事有某种不安，理解我的难言之苦，主动而明确地对大家说:

    “我这次回长春，将另行分配工作，现暂住在市内的亲属家里，以后不再麻烦馆里了。”同时，他指了指床铺下面摆着和在两个墙角落着的一些纸箱对我说:

    “这都是我的杂物，其实主要也是书刊。待将你的书归拢完，再清理我的，以便把有用的运走!”他毫不介意我耽心的床位问题，这时，我的心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马上说:“我的事，很简单。明天上午就可以帮您整理。”他高兴地说:

“那好。谢谢你了。我明天再来。”我送他下楼，走出馆门，又走了一段路，直送他上了西去

的有轨电车，看了下表，正是夜间10点钟。

晚秋的凉风，加上细雨，颇有寒意，但我结识了公木，心里很温暖，很舒畅。我想公木比我早年去世的父亲年纪还要大，依当时的境况，或许，他的本意是要打开铺盖卷，在省图书馆再住上最后一宿吧?但他没有那么做。初识给我的印象，公木不仅有冀中平原老农民质朴无华、慈眉善目的外貌，而且还有老农民那种待人以诚、关爱他人的无私和厚道;但谈锋一露，就显见他是一位文化素养很高的智慧的长者，如同我在北大经常接触的那些老教授，但我又隐约地感觉到，他处理问题的“体察下情”、干脆、果断，还具备革命部队或机关里首长的某种大将风度，而这却是我的大学老师们少见的气质。抚今追昔，虽已时过近 40年，公木老师给我留下的这个最初印象，如同雕塑一般刻在心头，永远不能从记忆中抹掉。

                      不怕伤害、误解和诬陷的战士

在公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日子里，他来馆整理旧物，交待业务，或在那张旧书桌上给老朋友写信，翻阅书稿……每次光顾斗室他都找到我，并胸无城府地同我倾心交谈，我对这位真诚、慈祥的长者产生了特殊的信赖，也愿意推心置腹地向他讲出自己当时十分苦恼的心境。我的境况是:表面上是从名牌学府毕业，所学又是图书馆学，分回故乡，虽不能说“衣锦还乡”，也总算学成而归，该当小有作为了，但实际上我却是以带“罪”之身再入熔炉、面临一种洗心革面、以赎前愆的处境。

此事说来话长，又不能不说，我在长春念中学时，喜欢舞文弄墨，高三时写的一篇杂文《灯下杂记(六章)》发表在吉林市的文艺刊物《江城》1957年5月号上。区区一篇中学生的文章，原不该激起多大波澜。不料事过不到半年，这篇杂文却在我刚刚成为北京大学新生时，被《江城》杂志作为“反击右派，拔掉毒草”的靶子，对我大加挞伐。批判文章刊在该杂志当年的10月号上，事情转到北大，正值北大的反右斗争高潮，我因之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批判。北大党组织念我年幼，采取“不在中学生中抓右派”的内定政策作了处理，使我得以保留学籍，处分自然是少不了的，予以团内严重警告。这个警告确乎十分了得，如影随身，整整沉重地压抑我二十余年。可以想见，我背着这样一个无形的精神枷锁，心情如何会轻松起来。而恰在我对公木以师长般感情相敬之时，我的档案里的这个“污点”也在一定范围内暴露、传播开来，有人窃窃私议，如什么“漏网的小右派跟上了大右派”、“臭味相投”之类垢语，难免传到我耳中，我内心焦躁、消沉，悔不该回长春来。

    公木师早已从我处了解到反右时我的情况，他根本不把这当成一回事，我听到闲言碎语

后，难免露出某种抑郁之情，但这种情绪也当即为公木所洞察。我永远记得，那是1961年末的一个雪花飞舞的初冬， 在我步行送他到吉林大学招待所途中，他拍着我的肩膀，以几许超然的语气，亲切地鼓励我说:

    “我年青时，曾一度为报国无门而上下求索过，那是多么苦恼的事。比起那个黑暗的时代，你们这一代毕竟幸运多了。你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目标，尽管人生路上也会遇到坎坷，遇到些麻烦，但命运终归掌握在自己手上，你要坚信自己的选择。在结合本职业务好好工作、加强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之外，要摆脱世俗的喧嚣，力戒自我消沉和浮躁，任人非议，勇敢地去走自己的路。”他以睿智的目光望着我，说出这番诗一般话语，着实令我感动。他又仿佛猜透我面对当时现实的无可奈何，以规劝的口吻开导我说:

    “譬如作为一名战士，为抢救战友而受到伤害，或者本是去救死扶伤却遭人误解、乃至诬陷，那他仍是战士。难道还有因那些伤害、误解或诬陷，不再战斗下去的战士吗?”这番开导本是一个似藏玄机的比喻，我未能马上理解其全部精髓。当天夜间躺在床上反复地思索，想到我在北大受处分后的四年间，作为一名年青的“老运动员”历经大跃进中的反右倾，教育革命中的“拔白旗”、批判“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等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我犹如惊弓之鸟般一次又一次地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深挖其社会根源、阶级根源……那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精神炼狱的“考验”，我都挺过来了!这才感到公木师的肺腑之言确乎对我有实用价值，心中暗道:“不管风吹浪打，我也还是一名战士，既然已出校门、走进社会，我就仍然要象战士那样站着活，继续走自己的路!”我很感谢公木师给我的这颗定心丸，使我在几十年的工作岗位上，面对各种复杂的形势，不再消沉，而也战士起来，虽然常有别人根本不把我当作战士，而我却好事自为之，仍以战士自居，诚然，自己也常有在内心里不太战士的时候，而大多数的日子还是努力去做战士的。

    我当时这种心态，对今天----20世纪之末的文学青年和大学生来说，可能让他们很难理

解，他们也未必同意公木师对我的教言和我对这一教诲的信赖。这也就是所谓“代沟”吧?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将某种信念神圣化以后，多维的思维方式不得不被圈定在某一时期流行的意识形态范围，无论内心有多么大的被误解的痛苦也须自我忍受，甘愿为理想主义精神而献身;这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公木师是从二、三十年代革命道路上走过来的老战士，在这方面，他当然比我坚定得多，执着得多。我深受他的感染，并据此走过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至今想起来，依然觉得无怨无悔。

                        农家子弟不屑“学而优则仕”

    行文至此，我油然想起我在北大读书时的授业恩师王重民教授，以及公木与王重民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同调论学之交、谦谦君子之谊。王重民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创办者，他早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胸怀“科学救国”、“学术独立”的壮志，以北京的图书馆为阵地，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穷辑博览、披沙淘金、著述有成，时为挤辈推重，后经数十年呕心沥血、精研群籍，已蔚然成为大家，享盛誉于海内外。1957年夏，我入北大前，他已被免去图书馆学系系主任职务，虽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却以劫难之身，仍不废读书、治学与育人。他关爱弟子，奖掖后学，诲人不倦，我不仅在读书治学方面多得重民师直接指导，而且在如何做人上，包括他的爱国情操、献身于学术与教育的事业心、道德风范等各方面，都给我以深刻的感染。他是大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恩师。

    1962年夏季的一天，我去公木师在吉林大学的新居问学，他要我谈谈在北大读书时的印

象和感受，当他得知我是王重民的授业弟子时，眼光一亮，竟然露出不胜惊讶和欣慰的表情，但令他扫兴的是，他的笑容还未来得及消失，就从我口中听到王重民也在1957年的政治劫难中被打人另册。事过30余年，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公木师当时顿足时，面上现出的那种惊诧、愤懑和不可理喻的神态。良久，他叹息说:“王重民可是一位大老实人、大好人、大学者啊!他向来与世无争、淡泊政治，埋头学问。怎么也会成了右派呢?”我当时对此所知廖寥、自然无可奉告。公木在不胜唏嘘、感叹中语带凝重地向我追述起他和王重民交往的历历往事。

    公木说，王重民和自己都是冀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王是高阳人，他是束鹿人，两县相距不远，正所谓河北同乡;他们念的都是北平师范大学，是一先一后的同窗学友，王长他7岁，先他入北师大4年，王重民先生大学时代献身学术、著书立说，深受师友赞赏，当时陈垣教授有北方及门弟子三人，号“河北三雄”，王居其一，公木说 :“王重民是我的大学长”。又说，王重民和他的家庭、出身、学历等皆很相似.不过两人走的是不同的爱国之路。

    1924年当公木考人直隶(河北)省立第7中学(校址在正定)时，王重民已早他4年(1920

年)考人直隶省立第6中学(校址在保定)。在当时河北省仅有的十几所中学中，这两所重点学

校对于农家子弟来说，意味着有了一个摆脱“物质生产者”的地位而进人“精神生产者”行列的阶梯，公木用幽默的语言向我说明，当时念上这两所中学就会由受治于人的体力劳动者变成治于人的脑力劳动者，都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前景。但是，他们两个谁也不屑去走升官发财的路。他们的家境皆非官宦富有之家，都是靠农耕、节俭，积蓄学费(都只有供给学生上到中学的能力)，支持其子弟读书的。两人在少年时代(王16岁，张12岁)都经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曾先后娶妻生子。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影响下，他们先后在中学时代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王重民于1923年曾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公木也在考入中学(1924年)后就参加了进步的学生活动。

                            革命者和学问家

    1928年，公木以毕业考试总分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4年的中学学业，考入了北平大学第

一师范学院(后恢复为北平师范大学)，时值革命低潮，国共分裂后的国民党新军阀与土豪劣绅相勾结，陷中国社会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之中。公木心情郁闷，苦于找不到出路。他在北平多次去找他一直十分信任的大学长王重民，一起纵论天下大势，探讨人生道路。王重民对他这位同乡、学弟关爱有加、推心置腹，表达了自己要走“非官非商非党”、钻研古籍、振兴国学的“科学救国”、“学术独立”道路的志向，并期望公木与之同道。他鼓励公木说:

    “你幼年读过私塾，有国学功底，我们振作起来，去做学问家，将中华古代文化典籍发扬光大，以学术宏扬祖国文明而启迪民智，促进祖国走向富强，这正是‘五四’精神所昭示的。”公木一度认为此言可信，曾同王重民一起读经、谈史、论学，并颇有收益，他回顾这段经历时说:

“在人生道路上，这时期还是茫然的，仍处于上下求索的状态。初入师大曾与同学程金造，一道求教于高年级的王重民同学，在其指导下读《论语》和《史记》……”(见公木1990年所写《自传》）

公木对我说，同王重民论道国学时间虽不长，却引起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热爱，他很尊重王重民渊博的学识和刻苦钻研、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但是，当时政治黑暗、社会腐败、民族危机加深，形势促使他决不能置身于现实斗争之外，他很快就放下了古籍，读起了《共产党宣言》……从1930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曾在1932年，同王重民作过一次长谈，说明自己对继承“五四”精神的理解:

    “发扬‘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我们目标是一致的。但当此新军阀统治、国难当头之际，必先救亡、争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当家做了主，才有真正的‘五四’精神，有了科学与民主，祖国才能富强!”王重民称赞公木的见解，但又据自己的理论为之作了补充，他对公木说:“先救亡、争民主，后科学、图发展，这是直接的爱国之路，然而也应有人同时钻研学问、发展科学以迎接祖国民主时代的到来，这是间接的爱国之路。我钦佩你作直接的抉择，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公木说: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终究有一天，我们又会走到一起来， 继续我们的学术事业，以共同建设一个具有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强大的祖国!”两位同乡、学友，就此一别，各自走上了自己所选择的爱国道路。

                          同窗之谊与师生之情

    新中国建立后，公木于五十年代有三、四年时间在北京工作，他对王重民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成果是很了解的，他对王重民在1934年至1947年离开祖国13年间到法、英、德、意、美等国著名的图书馆，刻意搜求流散于国外的中国珍贵古籍的学术贡献，十分赞佩，说:“我这位大学长，为民族、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王重民数十年间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十分振奋，说:“他在历史学、古典文学、敦煌学、方志学、太平天国文献学、西学东渐史、中国科技史、中华古籍和版本学等领域，收集和整理了那么多珍贵资料，且均已成书，著述等身，真不枉青年时代的决心，他是一位正直的、爱国的、有真才实学的一流学者!”

    公木深为自己在京工作时未得及时与王重民晤面、失去叙谈别情、相互交流治学心得的机会即被下放到长春而遗憾，我遵公木师所嘱，立即信告重民师，报告了公木的情况及对他的问候，重民师很快地回了信，从而接通他们之间失去30年的友谊关系。1963年10月，我因公赴京办事，乘便专程到北大朗润园10公寓拜见重民师，他详细地向我打听公木的情况，我尽所知一一禀明。重民师追忆了他与公木的往事，表达了对公木青年时代革命精神和多年革命历程的钦佩，说:

    “当年我们的永年(即公木、张松如的原名)学弟热情而有正义感，富于革命精神，思想左倾，立场坚定;抗日战争期间，我被北京图书馆派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整理中国的善本书， 急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但北图的馆长来信劝我安下心来将这批‘国宝’一一著录，说这也是祖国的需要;每当怀念祖国抗日军民、思乡心切之时，常常倾听和哼起从祖国传来的抗战歌曲，其中‘巍巍长白山，滔滔鸭绿江，誓复失地逐强梁’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从无畏惧，绝不屈服，永远抵抗，直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两支有关八路军的进行曲最为动人，恰如岳武穆的《满江红》……解放后，当我知道这两首歌的词作者公木，竟是我的昔日学弟张永年，真令我佩服之极!”说至此，一向稳重、平和的重民师，也发出了“他怎么也成了右派!?”的感叹!

自从我为他们接通关系后，他们的信件来往的详情，我不得而知，但两位恩师曾分别地、慎重地对我讲过一点，那就是他们从北师大分手30年后而于1962年第一次通信时，彼此都向对方致了道贺、道喜的话语，其内容为:他们在1962年几乎是在同月间，被两方各自的上级组织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取得了各自在自己姓名之后加上‘同志’二字的资格，时重民师年逾花甲，公木师已过“知天命”之年，这只是向“人民队伍”靠近了一步，距他们彻底平反“冤案”的1979年，还有漫长的十七、八年坎坷的路程。令人痛心的是，重民师未走完这段路，即于黎明前的黑暗中依照国学大师王国维当年的方式在颐和园结束了年过古稀的生命。

 公木师自1962年调人吉林大学主持中文系后，工作和教学十分繁忙，但对我却格外地开了“绿灯”，他的家成了我这个未经考试人学的“关门弟子”的课堂，师生之情不因他离开图书馆而稍减，而因为我这个偶然关系使他与重民师恢复了同窗之谊更浓更纯了。两位恩师有一个相同的品格，也是我最为祟敬他们之处，按年纪、地位和影响来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普普通通的学生、晚辈，他们对我却是从善如流、虚怀若谷、和善可亲。在社会与人生问题上，我对他们可以毫无保留、无话不谈，师生间完全洞开心扉、言无禁忌;在学术问题上，无论是重民师的文献学、地方志，还是公木师的美学、文艺学、诗论，他们都不喜欢你一味地顺从，而从不拒绝你发表与他们观点相左的意见，有时会毫不避讳地说出自己的某些缺憾，这种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如同海纳百川，光明磊落、博大精深，令你只有深深的折服。

    六十年代，公木师无论在我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感情，勉励我发奋上进，不可自堕其志。是出于兴趣，也是因为公木师的指引，从那时起，对师从重民师治流略、方志之学，师从公木师治美学与文艺评论坚定了信心，并投人了全部精力，将自己陆续发表的美学、文艺批评文章搜罗在一起，呈送公木过目，目的十分明确，希望他通过这些文章对我学业进展有所了解，便于“因材施教”。他对我的文章从来都看得很仔细，所以批评起来自然切中肯萦。一次，他诚恳、坦率地对我说 :

“你有一定的文字能力，下笔也很快，知识面较广，但文章的份量都较轻，主要是理论修养不足，特别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准备不足，应加强学习。”有二、三年的时间，我写作文章较少了，而投人阅读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杜波罗留波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以及中国古代诗文论著中去，又按照他的指点，从源头上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思想方法，以期在美学、文学理论领域有一个较大的飞跃。

                       作歌不配唱歌的人

    俗话说，太平日子易过，多事之秋难熬。宛若倏忽之间突然到了1966年，卷地而来的大革文化命的风暴一日之间横扫神州大地。我面对这疾风暴雨般的骤变，精神空前紧张，一时几乎无所措手足。感到这次又到了想作战士而不可得的“考验”时候了。后来形势稍缓，我去探望公木，方知他也曾两遭抄家、多次被斗。然而他精神依然矍砾，得知我也遭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围攻，造反派对我老帐、新帐一起算，便劝慰说:“管它东西南北风，利用这段时间多读些书吧。”

    但是，当时堂堂的省图书馆除马、恩、列、斯、毛及鲁迅的书外，一律成了禁书，读书也难，便对公木师说:“据说郭老都将自己的书烧了，所有的书都变成了封资修黑书、禁书，谁再碰它们，谁就可能倒大霉!”公木师当然与我有同感，这也是当时所有良知不泯的读书人都曾有过的同样痛切的感受。公木师心中一定感应到了我心中的苦闷，对我说:“现在别的书不让看，马恩列斯的书总让看吧。难得这样的机会，你何不趁此良机把马恩列的书从头到尾通读几遍呢?你过去强调，系统读原著时间不足，现在机会来了。必须从原著读起，选本不要看，单行本也不要看，读原著要从经典作家的书信读起，然后再结合导师的生平、经历读著作，否则，看了也不得要领。”

    确乎是在公木师的指导启迪下，我从头至尾将马恩列全集洋洋百余卷精装巨秩反复研读，

重要著作甚至读过七八遍，记下5 000多张读书卡片，又在公木师直接指导下用三年时间完成了《马克思的读书、学习和科学研究工作》一书。公木师不惮劳烦，对此书他仔细披阅，逐章逐节进行修改，对统驭全书的指导思想提出五条批语，写下几千字的修改意见。终于使这部30万言的著作臻于完善，达到出版水平。尽管这部书因某种原因至今未能面世，但我却在那种“想作战士而不可能”的时代，对大学时没来得及弄通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治学方法等补上了较为扎实的一课。

    然而，补上这一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曾向公木师讲过当时读书中发生的一件事。

人们忙于社会上派斗、图书馆一度闭馆，馆内剩下一批“逍遥派”和留作运动后期处理的“牛鬼蛇神”们，我因百无聊赖，不知不觉间拿出一卷厚厚的马恩全集来读，却招来了“群专”人员异样的目光，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我说:“你现在的处境，应继续写检查交代材料，或者读《毛主席语录》也行;现在拿出那么一大厚本书看，人家认为你是在装模作样地显示自己、甚至是对抗运动，向人示威呢!”幸亏他的关照，使我及时地在人前打住此举。公木师似乎对此种尴尬状况早有预料，为鼓励我坚持下去，还向我介绍了他的读书体会:

    “一个人读书、自学，实际包括两个环节，一是阅读，需独处;一是思考，可在人前。我的经验是，把小脑和四肢交给别人，将大脑和眼睛留给自己，使阅读和思考兼顾两全其美。我在省图书馆锻炼的3年就是这样读书的。那段时间是我读书最多、收获最大的三年!你现在有最好的读书环境，千万不要失去呀!”此后我谨遵师言，按此法足以应付一切。

    其实对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公木师早有痛切之感，他激愤地说:“惧怕、禁读马列的书，那是旧社会的白色恐怖下的事!”有一次，他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懣，一连串地向我发问说，为什么读马列的书还见不得人?为什么《东方红》、《进行曲》别人可以天天唱得震天价响，而所谓“黑帮”、“牛鬼蛇神”不准唱?……是公木师，当年在陕北采风时，将《移民歌》改编并填词而整理成《东方红》，又是他，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而今天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革命歌曲的词作者却被剥夺了唱自己创作的歌曲的权利，甚至变成人们用这些歌向“黑帮”、“牛鬼蛇神”示威的子弹，公木师再大度，再有不怕被伤害、误解和诬陷的雅量，内心所受的伤害也是难以忍受的。

    义愤出诗人，他写出一首题为《阿Q之歌》的讽刺诗，诗中主人公是一位被打人另册的正直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他用主人公自况的“阿Q精神”尖锐地抨击了“文革”时期人妖颠倒、倒行逆施的现实。该诗揭露了“四人帮”时期只许人们读语录，不能读马列的愚民政策:“黑心里涌出个红太阳……马恩列斯都姓了毛。黑心呵红心呵谁知道，早请示呵晚汇报。”诗中以反讽的口吻痛斥当时那些打着马列的旗帜却又不允许人们学马列，实际上干着反马列的勾当:“俺家阿Q抵浅生性怯，只可偷偷地姓马列，姓马列也必须偷偷地，教群专知道了还了得”。诗中以阿Q的口吻倾吐了作者对那黑白颠倒年代的抗议:“大像章跳忠字舞，牛鬼蛇神扫马路。东方红呵进行曲，抓把黑豆塞两耳。……向前向前向太阳，牛鬼蛇神不准唱。是牛鬼呵是蛇神，作歌不配唱歌的人”，真实地表达了诗人“苟活性命于盛世，哀莫大于心不死”的内心世界，我对于这首诗极为赞赏，认为这是为当时所有被迫害、压抑的知识界吐了一口气，说:“张老师，您的《阿Q之歌》超过当年袁水拍同志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马凡陀山歌》了!”公木师谦虚地说，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为强大压力所扭曲的一种软弱性的表现。严格说也是一种阿Q精神。后来，他又曾对写此诗当时的心境进行了自我剖析，说:“(当时)客观历史既多异化，内心情绪自亦乱杂，实在没有一个什么一以贯之的精神支柱，勉强说便是在这种‘马列’式的‘阿Q精神’振作下，才得免于沉沦，似乎是可以的。当然，‘阿Q精神’实际仅仅是根系于自卑情绪的争取优越的补偿方式，不过我是特意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它罢了。”

公木师自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后，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完成了“由孤立的个人主义向世界历史性的集体主义转变并发展”(引自公木诗集《我爱》后记)，当现实与信仰之间发生冲突，他敢于直面人生，挺身而出，以诗歌为武器向黑暗与邪恶抗争，他作为一位30年代出身于北京高等学府的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知识分子的忠于信仰、秉诚操守的人生态度，有着责己严格、凡事从自身找不足的君子风格，故不时流露出某种“阿Q精神”、“自卑情绪”，这种“软弱性”是他忍辱负重的人格的必然。我认为，不必苛责他在“文革”期间写不出当年《八路军进行曲》那样震撼人心的歌词，也不能要求他在当时会写出正面声讨“四人帮”的战斗的诗歌，我们从公木师在“文革’期间的表现，更能增加对他人格的尊敬， 使我们懂得学会做人、治学的道理。

                          历史的反思    理性的总结

追忆公木师于“文革”时的往事，我还要对与他有同乡、同窗之谊的、我的另一位恩师王重民先生的命运作一交代。那是1975年初“四人帮”覆灭前夕，大搞“评法批儒”运动，北大、清华梁效(两校)写作班子头目迟群等秉承江青旨意在北大临湖轩召开“法家著作注释会议”，抛出一部据说是明代李贽著的《史纲评要》的珍本书，因此书符合他们大搞影射史学的要求，江青在某次会议上宣布，一定要作为“评法批儒”的重型炮弹，由中华书局出版。迟群等人将北大哲学系、历史系、图书馆学系的一些知名老教授邀来，是要借这些学者的名义肯定《史纲评要》的版本合法性。王重民作为学贯东西、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的版本学家，迫于压力，在公开场合未表态反对，但在会后他经过填密的考证后，同有关学者合作写了几点意见，认为该书版本并非珍本、孤本，而且是一部伪书，这就否定了江青、梁效出版该书的意义，使“四人帮”在两校的干将们感到头疼和棘手。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1975年4月15日，当时北大的一个负责人即在全校的大会上不点名的批判了王重民，妄加的罪名和无耻的诬蔑，使正直、清高的重民师蒙受不白之冤。当天晚上，又有一进驻北大的工军宣传队人员对他说，要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重民师在冠心病复发的状态下，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这在他平生忠厚、平和、与事无争的处事态度中，表现出忠于“学术独立”的倔强不折、坚贞不屈的气节。次日清晨，他以73岁的古稀之年，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之上。重民师的夫人、女学者、我的师母刘修业先生回忆说:

    “他临走前，还在他书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我事后细想，他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李贽)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帮’ 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中。”

    此后一年多，当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后，我向公木师报告了重民师遭难前后的详细经过，我尽我所知一一向他细禀，他认真地听着，又不时发问，最后以十分沉痛和惋惜的语言发出“他怎么会走上这么一条路？”的叹问，比之1962年他对王重民发出的“他怎么会成了右派分子呢？”的感叹，要沉重、悲痛得多多。公木师向我解释说:

    “本来，我期望不久后会有一天，再同重民学兄相聚，与他同圆二十年代共同探讨中华古典文化遗产之梦，王重民在1927年出版的《老子考》我记忆犹新，是仿朱彝尊《经义考》和谢启昆《文学考》之体例，著录当时有关《老子》论著近五百种，是一部优秀的版本目录学著作，至今对我的研究颇有价值。我正盼着能有一天再与大学长治学论道，相互切磋……”

公木师说的是肺腑之言，他自与重民师分别半个世纪以来，始终未曾忘记对于祖国古代文化的探讨、研究与发扬，愈到晚年，其情愈迫。象公木师、重民师两位从世纪初叶走过来的一代民族精英确应反思历史，从哲学和人生的道理上进行理性总结，为中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库，献上一颗颗明珠。正如他的夫人、我的师母吴翔对他所说的:“你的热情并没有减退，只是更内向，因而更深沉了。”我深知公木生命的宝贵，近些年，我每当行至他家门前，想敲一下门，又都驻足、伫立片刻而归，他的时间比黄金还贵重，实在不甘再去占有他的宝贵的治学时间，想当年艰难岁月我与恩师如同涸辙之鳅，相濡以沫，清平时节就用祝愿他健康来代替，表面看似乎相忘于江湖。每当收到他晚年的大作诸如《老子校读》、《老子说解》、《老庄论集》和《先秦寓言概论》、《中国诗歌史》··…我都放下一切，排除干扰，认真地学习，以再受教言。公木师撒手红尘令我眷恋、悲凉，他的道德文章在我心中竖立起的丰碑将永驻我心，催我上进，不敢稍有怠惰。

。让民主与科学精神永远发扬

    由悼念公木师，又忆起公木师与重民师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深感平生得遇两位恩师，确是我之大幸。他们都出身农家，靠勤学和努力，成为“五四”运动后一代新知识分子中的精英， 为了追求民主与科学、各自走上漫漫的爱国路，他们的探索和实践，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这是两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是一致的，都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力争使中国人民奋力追赶世界现代文明进程。

    世纪之末，他们不仅将当年的目标留给了我们，同时也将他们的精神留给了我们。重民师当年非常钦佩公木师走直接救国之路的选择，公木师当年非常理解重民师走间接救国之路的选择，这种相互尊重的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我想，在21世纪，人们都有共同一致的目标，又都能大大发扬“五四”精神，那么，在“科教兴国”的方针指引下，我们的学术思想界、社会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一定会为祖国早日现代化做出伟大的成绩。

      此文曾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99（6） ；收入《道德文章 高山景行------张松如教授纪念特集》一书，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