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学友刘尚恒先生的读书、治学和著述

        金恩晖

 [摘要]文章追忆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书时，刘尚恒在王重民教授等指导下努力学习目录学的情况；记叙了他在天津图书馆、安徽师大图书馆整理和研究古籍的经历；较全面地介绍了刘尚恒半个世纪以来在版本目录学、文献考据学领城的著述；重点评述了其代表性著作《古籍丛书概说》、《徽州刻书与藏书》、《二余斋说书》和《闲章释义》。

图书馆员终成专家学人之典型

今年夏末某日，我收到天津市文史馆馆员、我的同班学友刘尚恒先生来信，向我事先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为纪念建系六十年，母校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原图书馆学系)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京召开一次图书情报学教育学术研讨会，诚邀系友参加；同时，今年10月，恰是我们班级(1957级)五十年前入学北大的日子，我班在京的同学推出吴慰慈(北京大学教授)、王毓(河南省档案局原局长 )、梁邻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赵华英(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馆员)等人成立了筹备组，届时再有一次同班学友的聚会；对我们来说，可谓双喜临门，都是十分有纪念意义的活动，因之老同学们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尚恒隨信还寄来了一部他的新著：《闲章释义》，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今年5月出版，並在信中叮囑我说：“京津近距咫尺之间，如无特殊情况，届时我当然要去参加；无论是系友会，还是班友会，我想你也一定会参加的。寄此小书一册，仍是涂鸦之作，但我还是那个‘现代书僮’，即使换句文雅的话说，也不过是书之侍者，很希望趁这50年后又一次难得一遇的机会，听听老弟对拙作以及个人著述方面的意见，治学和诸书中不妥之处，请一定批评指教，切切此囑！”

我对尚恒的这种心情，是非常理解的。我们都是已退休的古稀老人，在一起叙谈读书心得，著书出版或发表文章之类事，皆与评定职称、职务升迁、工资待遇等等个人名利早已毫无关系了。他平日是很超脱的，对生活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好友偶至，把碗茗盏，海阔天空，喜形于色，忘乎所以。品赏美人、美事、美文、美书，优哉游哉。红颜白髮，骚人墨客，可与之促膝长谈。”他引我为同调，并约我同他海聊，是他在晚年仍不断地调整自己读书、治学和著述方向、以期继续钻研学问，再有所成的一片至诚的心态流露。从个人来讲，这是一种爱好和痴迷，一种高雅的追求和余生的乐趣之所在；往大处说，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要在有生之年将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知识积累，更多的留给后人。他向我提起此事，说明他对我的信任。作为同窗、同道和知音，我岂能辜负他的期待。

尚恒是一位热情、执着而认真的人。他与老同学交往相处， 很少麻烦他人，而对别人有求于他的事，凡能做到的，他都会助一臂之力，而且从来是言必行，承必诺的。记得，在1980年4月，我省学会委托我主编《中国地方志分论》一书时，需每省都有一篇关于本省地方志评述方面的论文，由于我们用的是内部资料的名义出版，还谈不到什么版权、稿酬之类事情，我躭心组不上稿来，心中是没底的。此时，我想到了一些老同学、老朋友，尚恒自然列为首选人之一。请他执笔安徽省部分时，正值他“文革” 期间下乡八年后，刚从乡下某中学调到安徽师范大学不久，但他却二话没说，很快地熟悉了馆藏方志，写出《安徽方志述略》一文，筚路蓝缕，首开系统地考述各省方志遗产之先。1982年5月，我们决定编辑《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每省分工各负责一册，尚恒对本省范围内的全部地方志逐书逐卷阅读、分析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快速又详尽的、保质又保量的撰成了《安徽方志考略》一书，于1985年3月作为《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的第一批出版，我们将第一批“详论丛书” (共六省、六册)寄给时还健在的前辈方志学者朱士嘉、傅振论等先生后，深受这几位方志大家的好评。1987年《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工程的启动，尚恒毫未犹豫地、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目提要”中安徽省部份的主编和唯一撰稿人。应该说，在古方志整理和研究中，我和尚恒的联系一直未曾间断过。

我系学友、南京大学徐雁教授以他平时对我系毕业生、同行们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和对当前文坛现象的敏鋭观察，关于刘尚恒，曾做出了一个十分客观、公道而准确的评价，说：尚恒“是为当代图书馆员，坐拥公家书城终成专家学人之典型，可惜遍睹海内图书馆界，恨其人何其少也。” (《闲章两书不闲情》)这里，我愿以徐雁学友的评价为契机，对尚恒从北大直到在图书馆里走过的大半生，他的读书、治学和著述的轨迹，试做一探讨和描述，以期在班友聚会时与尚恒论道之。　

一心只读“圣贤书”

作为一代过来之人，如今反思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我们是会留下无限的深深遗憾的。在北大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教学秩序不断地被各种名目的思想批判运动和劳动锻炼所冲击，王重民、刘国钧等先生的处境一直是很被动的，我班虽有听到他们直接授课之荣幸，平时接触中对我们也有所教诲与感染，但能够得到他们思想和学术上真传的机会并不多，这就使那一时期图书馆学系毕业生，先天营养不足，知识较为贫乏，国学的底子尤为薄弱，这也大大有违当年王重民教授建系时的初衷。

然而，当时也有些同学出于发自内心的自觉，肯于默默地向老先生们学习，在大学时期打下了较好的知识基础，尚恒就是其中的一位。往事历历在目，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同窗学友中，尚恒很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的特点：生活简朴，为人诚恳，是一位中规中矩、勤勤勉勉、实实在在的读书人。尚恒于1937年10月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县东南的行春乡方村镇，家庭世代务农，他出身贫苦，四岁丧父，亦无兄弟姐妹，少年时放过牛，做过田间农活；母年三十寡居，目不识丁，以十指所出，供儿读书，中学时就读于安徽芜湖一中，此校为百年名校，严复、陈独秀、恽代英、高语罕等名家尝执教于此。1957年高中毕业，他因仰慕胡适、喜爱图书馆和文献目彔、考据之学而考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在校四年间，我们共同经历了反右斗争后的“大跃进”、反右倾、 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教育革命中的“抜白旗，插红旗”，劳动煅炼、向党交心等等政治运动，度过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蹉跎岁月。但尚恒却对政治运动很不热心，始终保持着非党非团、不前不后的低调。他只求政治上能过得去，处世待人，害人防人两无心。大家印象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只专不红”的、走“白专道路” 的学生。因他出身较好，社会关系清白，我班“红专辩论”时在学生中抜“白旗”，也没有触动、批判他。

对当时有人提出的“先红后专”等极左的口号，他仿佛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依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地过着那种“饭厅-----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学习生活。

他一般早晨都起得早，去到图书馆占位子；读一段书后，再去吃早饭。上课时，他从不迟到、早退，堪称一位守纪律的学生。我至今仍然依稀记得，刘国钧先生讲《中国书史》、王重民先生讲《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尚恒在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讲、专心致志地做笔记时，那种沉迷其中、几近忘我的情景。凡先生提示的参考书，他都要阅读，力求扩大知识面。课后去图书馆、阅览室，座位不多，他多是在大餐厅买饭后边走边吃，並带上书包，以便吃完饭，或没吃完饭，就去阅览室先用书包占座位。

在学习方法上，他受王重民先生影晌较大，重视资料的积累、考订和整理，平时读书，手持卡片一落，凡有心得，便抽出一张，及时记在卡片上。写毕业论文时，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读书--做卡片(笔记)--综合分析--写文著述，这就是尚恒一步一脚印地在古籍整理和研究中走过来的真实写照。

直到近年，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念念不忘重民师，说：“我读书治学走的是乾嘉学人的老路：无征不信，无证不立，孤证不立。王重民先生说的‘任何问题，你有100张卡片，就有发言权了！’对此教言深信不疑，奉行至今。鄙夷一杯茶、一支烟、无根无据，海阔天空、不着边际的文章，即使出自大家。”

四年间政治运动不断，除非万不得已，他在政治运动中很少表态说话，而当谈起目录学、版本学问题，或提到古籍中某些典故的出处，抑或与同学辩释某个字的古义来，他却常常旁征博引，谈得头头是道，有些见解常是一般同学所未闻。

半个世纪过去，我们鬓发虽白，但学缘、情结未了。追忆大学时代的岁月，那时我们还年轻，尚恒今日的理念和情操使我脑海里又浮现出他在青年时那种心无旁骛、专注古籍，甚至是宁愿自讨苦吃的形象。一位曾与尚恒住过同寝室的同学，后來对我说：“在当时北大的环境里，尚恒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顾处境尴尬，忍受种种不被理解的流言蜚语，以那种锲而不舍、不屈不挠的精神钻研古书，真是很难得啊！” 

前度刘郎今又来

1961年，尚恒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图书馆，负责社会科学参考谘询工作。虽然他的业务能力强，工作也认真努力，工作之暇，还喜欢翻检古籍，研究津门历史，並常有史料知识性文章在河北、天津报刊上发表。但那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六十年代，他虽然谨慎言行，低调做人，没有被人抓住小辮子，头上也不易被载上什么名称的政治帽子，但他的处境却並不被看好，而且每况愈下。

到了“文革”期间，象尚恒这样被认为是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苗子”，竟然被以莫须有的理由一下子被逼推到动荡不安、家庭 “一分为三” 的困境。1969年，单位某些人借“万名干部改行”之机，将他这个在北京大学专攻图书馆学的青年馆员挤出了天津图书馆，让他去一个中学当教师；爱人被定为下放郊区的对象，身边有不满周岁的孩子；安徽乡下还有多病的寡母。他难以承受这种重负，毅然决定偕妻携子，举家归里。1970---1978年他在芜湖县方村镇当中学教师，教语文和历史。

粉碎“四人帮”，落实“专业对口”政策，他被调入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从1978---1987年，他对该馆的古籍采购、编目、典藏、阅览等工作都认真去做；后又任副馆长，并兼本科生、硕士生版本目录学课。尽管“文革” 以来的十八年间尚恒被迫南调，他却一直保持着对文史和古籍研究的兴趣，内心里尤其念念不忘的，仍是他十分熟悉和珍爱的天津图书馆丰富的古籍：近万种善本书，如旧藏明抄本《万历起居注》是一部久为世人瞩目的珍贵史籍，又如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捐赠为主的活字版图书，以及丰富的地方志和民国时期中外文出版物，等等。早在六十年代“文革”前，他就曾経暗自订下了深入研究其中一些古籍的计划。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宽松多了。一次偶然的机遇，使尚恒意外地遂了这个心愿，他承天津图书馆老馆长黃钰生先生之邀，举家重返津门，重操旧业。对尚恒来说，他和黄先生之间发生的这个有些类似“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颇具偶然性和戏剧性。黃钰生是我国文化教育界耆宿；建国后，曾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长期兼任天津图书馆馆长，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心血。1986年，黃先生年已届88岁高龄，尚恒曾写有一篇文章如实地记载了当时黄先生主动地力荐自己来津门的过程：

 “ 1986年秋，我出差赴津，去市馆，看望老同事、老领导。当我拜访老馆长黃钰生先生(时为名誉馆长)时，黃老心情沉重地说：‘尚恒同志，我当了三十多年的馆长，有一件事一直放心不下来，馆里那么多古籍线装书没有一个懂行的，你回来吧！’对这突如其来的谈话，我隨口说：‘我母亲去世了，既无兄弟，亦无姐妹，可以四海为家，但要四个人户口入津谈何容易！’不料黄老说：‘只要你同意，户口问题让它来考验我。’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黄老认真起来，以他八十多岁高龄、市政协副主席声望，亲自出马，找当时分管人事的鲁学政副市长，申明调我一家的理由，于是鲁副市长批示‘同意调入’”……“前后不消个把月功夫”，尚恒于1987年初又重返天津图书馆工作。（《前度刘郎今又来》）

尚恒举家重返津门，明确表示不再任副馆长职务，只做古籍文献工作，这有利于他后半生的工作环境和学习条件，实现了宿愿，犹如如鱼得水，他在激动、兴奋之余，不觉地吟诵起一首著名的唐诗来：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当年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柳宗元等人的革新活动曾几度被贬官，十几年后，被朝廷“以恩召还”，回到长安。诗人去京郊再游玄都观赏桃花，而写下此诗。“种桃道士”指当年打击无辜的那些当权者，今天这些人失势了，正如“桃花净尽菜花开”一样。诗人作为被排挤的受害者，未曾屈服于权贵，而今却又回来了，难道这是那些人所能预料到的吗？尚恒以此诗表达了自己的刚直不阿和不屈不挠，以及获得在津图重事古籍研究的喜悦之情。他曾写有《前度刘郎今又来》一文，文中感概地说：“没想到千年之后，我这个刘姓后人重演了刘禹锡的故事。”

尚恒没有辜负黄老对他的殷切期望，回津图后，他立即投身于中华古籍的海洋，弄潮取骊，探究幽隐，乐此不彼，他说：“以书为伴，相守一生，亦人生之幸事、美事……”他从中年进入老年，直至退休，将全部精力献给了古籍的整理工作，终于完成了对天津图书馆全部古籍善本的初步鉴定，为宣传馆藏珍品，弘扬津门历史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他也在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业务能力，被评为研究馆员，成为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贡献奖励。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我与尚恒不仅在北大同窗四载，毕业后四十多年来，虽身居两处，见面机会较少，思想交流却如细水长流，从未断续，如果谁若读到好书、好文章，必向对方推荐，或交换一些感想；每有新著问世，也都相互馈赠。这是一种以同窗情和古书缘凝结而成的深厚情谊。相逢、相交、相处五十载，如今我们皆临生命之晚秋，尚恒这次向我提出的希望，使我放下眼前诸事，重新将他历年的著述找出来，一一拜读，真是不集中起来似乎“不知道”，一集中读起来“吓一跳”，尚恒的著述早已蔚成大观，成果斐然，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初步印象是，半个世纪以来，尚恒从未改他在大学时代那书生一贯的本色，如他所自言，自己始终是名书僮。他每天徜徉于书海，回到家里，也不忘勤恳耕耘，坚持藏书、读书、校书、著书、品书、论书，笔耕不辍。他曾以《独坐书房小天下》为题撰文，描述了自己的创作过程：“书房……就是知识分子的生产车间，每有会意，欣然命笔，……虽则有些人看来那是‘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行僧般的生活，我却乐在其中，乐此不彼。”愈到老年，其情愈炽，几乎每月都有佳文、著述行世。他的成就包括了古籍整理校点，丛书、方志研究与藏书史、特别是徽书徽刻研究，以及书话创作、印章和收藏研究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版本目录学、文献考据学的广泛领城。

面对他的学术成果累累，我不免也想起了刘禹锡《浪涛沙》诗：“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逐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他不怕流言蜚语的暗伤、甚至被贬返乡，坎坷备历，犹如泥沙下沉：但他斗志不衰，精神乐观，胸怀旷达，气概豪迈，坚持在茫茫古籍里寻宝，终于淘尽了泥沙，露出黄金，而他本人也向世人雄辯地证明：自己也不是无用的废沙，而是熠熠闪光的黄金。现将尚恒的学术成果举其萦萦大端略述如下。

尚恒的学术生命是从北大图书馆学系开始的，他的学术从成长到成熟却要归功工作环境：图书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就在古籍整理知识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真正的转机，还是1978年到安徽师大古籍部工作以后，他在全面掌握了整理古籍的基本技能后，就具体深入到古籍的内容、形式中去，研究古籍的分类, 目录,版本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及其开发利用等，他结合工作需要，从编撰工具书起步，継首编《安徽师大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后，便进行了对方志和古籍丛书的研究。

八十年代，他在完成专著《安徽方志考略》和担任大型学术性工具书《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安徽卷》主编前后，仿张国凎编《中国古方志考》先例撰有《安徽佚志考录》，该书曾由安徽省方志办公室于1994年内部印行。在参与编辑《中国古籍总目提要.丛书卷》工作时，他对有关古籍的理论问题产生了兴趣，于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古籍丛书概说》一书，该书对我国古籍丛书的概念、起源、发展、类别，以及它的价值和利用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理论阐述。内容包括：我国古籍丛书的概念和起源；丛书从宋、元、明、清到近代发展简述；概论《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以及其他重要古籍丛书；建国后古籍丛书的出版情况、主要成就、不足和希望；古籍丛书的类别，以及它在传统目录中的立类；古籍丛书的分类、综合性古籍丛书的种类；古籍丛书的价值和利用以及七十五种综合性古籍丛书简介。它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丛书的概论性专著。

古籍整理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它向人们展示历史文化、也保留历史文化，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文化发展的脉络，使其精华发扬光大，故选择有价值的古书版本进行校勘、标点、出版，也是尚恒重要的工作。1990年，经他与王佐联合校点的《黄山志定本》（8卷）由黄山书社出版，此书为明末清初学者、旅行家闵麟嗣编，可谓集历代黄山志书之大成，以体例精当，搜罗宏富完备著称于世。1992年《朱枫林集》（ 10卷）由黄山书社出版 ，此书系(明)朱升撰 ，刘尚恒点校，作为朱熹五传弟子的新安理学家朱升，不仅是明朝的开国功巨、元末明初新安著名理学家, <朱枫林集>作为新安重要的文献史料之一,是一部具有一定的思想体系和学术价值的理学著作。

徽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尚恒作为安徽人，于徽学材料研究时间很长、积累很多。平时读书，他从古籍里一一摘出有关徽州人著述和徽州刻本，做成卡片，然后利用馆藏尽可能多地去查看原书；津图未入藏的，便联系兄弟馆，以利用其他馆馆藏；再查题跋记和带提要的解题书目，从而使自己获得较多的单个徽州刻本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将各项问题综合、归纳、系统化，从而为写作《徽州刻书与藏书》一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徽州刻书与藏书》是2003年扬州广陵书社出版的，此为全面、系统地总结嶶州刻书、藏书事业的第一部专著。内容有：徽州刻书藏书的背景 ；徽州的自然环境与刻书藏书；徽州的人文环境与刻书藏书； 徽商与刻书藏书； 徽州刻书之起始； 两宋、元、明、清徽州刻书，对各代的官刻 、本地私家刻书 、旅外私家刻书 、坊刻 、社团刻书，皆有论述；徽州的刻工；徽州刻书的特点 、特别是对套版术的产生和运用，带来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第二次飞跃作了阐发。关于藏书方面包括宋、元、明、清徽州的公藏 、私藏、清代旅外私家藏书等。还有徽州藏书的特点及其散佚 情况以及徽州刻工刻书辑目、清代乾隆间徽州禁毁书考录等。总之，此书是以书目和藏书史实考订为基础，史论结合，揭示出在徽州这一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它的刻书、藏书的形成、发展及其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特点，实为我国地方藏书史的开山之作。此外，尚恒还编有《安徽藏书家传略》一书，收明清间徽州藏书家有130余人，其数超过了号称文献之乡的杭州地区。

尚恒不是专门治史的学人，却对有关问题十分关心，平时读书悉心敛意，剝茧抽絲，留意从汗牛充栋的原始文献中披沙拣金，不时地写出並发表涉及文史、文献和版本目录研究方面的文章二百余篇，刊于各类专业杂志，引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其中不乏新知和创见。他将这些学术论文于2002年结集为《二余斋丛稿》，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论文集内容广泛，共分为古籍文献学、版本目录学、藏书文化、方志学、文史杂考五部分，这是尚恒治学的一次初步的总结。其中每篇文章皆据资料说话，史实丰富，一些观点确实敢于开拓前人未至之处，立一家之言。论文集充分地展示了他丰富、广泛的学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力。

“字里行间，人生轨迹”  

尚恒平生不羡为官之道、远离下海経商，摒弃声色犬马，大半生涯做图书馆里的一名普普通通的馆员。他多年痴迷于书山学海，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而成为图书馆学家、古籍版本学家；但他不满足于对传统的固守，而突破专业的局限，以一种对待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的眼光，不断拓宽学术触角，向新的领域迈进。在他的等身著述里，我最喜欢的是他近年的两部新著：《二余斋说书》和《闲章释义》。

书话，同谈诗的诗话、论词的词话相似，历来多是文学家创作的类别之一。2004年，傅璇琮、徐雁两位学人出面主编了一套《书林清话文库》，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文库中收有来新夏、谢灼华、孟昭晋、徐雁、曹培根等出自图书馆或其教育界的学者之手的著作，尚恒的《二余斋说书》亦列其中。这是图书馆学界的专家、学者适应社会发展新潮流，从以往比较枯燥乏味的阐释文献目录、流略之学和版本考证、校勘之学中解放出来，增强著述的可读性、普及性，使学问从专门家的书斋走向大众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二余斋说书》是一部以轻松的、娓娓迷人的笔触，叙述古今文人藏书、读书、著书及书籍版本的书话集。全书分为“书话”、“书人”、“书事”、“书品”四编，共收61篇文章。如其中《陈寅恪珍藏“红豆”的因缘》一文，写陈先生旅居昆明时，偶得清初钱(谦益)氏故园的红豆一粒，由此联想到明末清初那段“钱柳（如是）因缘”，从而成为他在二十多年以后撰写82万字的大作《柳如是别传》的缘起，说明象陈寅恪这样的史学大师在六十年代也只能“著述惟剩颂红颜”。此文中将王维“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的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同成为千古绝恋的钱柳的爱情故事联系在一起，使读者不能不对明请之际江南政治、経济、文化等社会现象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物命运引起深深的思索。可见尚恒治学既有乾嘉学人的平实、严谨、不尚空谈的学风，又避免了其烦琐细碎、舍本求末、杂引衍流，不知所归的局限。

《二余斋说书》中其他文章，有的是以著作为题联系到有关人物，所谈的著作包括《皖人书录》、《清代硃卷集成》、《清代版刻一隅》、《钱亚新集》、《寻根集》、《中国丛书广录》、《明代刊工姓名索引》、《牡丹亭》……；有的书话，则以人物命题，再联系到有关著作，所谈人物包括杜牧、温庭筠、欧阳玄、 佟蔗村、安麓村、朱草衣、倪模、萧穆、缪荃孙、胡适、蒋元卿等等。可见，由于尚恒以多年在古书库和家庭斗室的孤灯之下，経年研读古籍，今日才得以隨意写出这种充满感情和文学色彩的的一篇篇时文、美文。

印鉴，又称印章、印记、图章、关防，民间通俗说法称戳子，尚恒的近著《闲章释义》，就是专门研究印章的。该书收古今印主六、七百人，介绍了印主及印文来源和含义；闲章几及千枚，对闲章的来源、种类、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揭示了印章从单纯的凭信物早己发展成为主人家世、身世、心态、情趣的表露，正如该书“后记”中所说：“室名和闲章是古往今来的文人们的心灵独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独特的风景綫。”这是一部材料丰富、见地深刻、深入浅出的、从内容到形式皆称完美的佳著。我初读后，感触颇深，曾立即致信尚恒说：“仅就这部《闲章释义》中对几百枚刻章上字迹的识别而言，你就表现出比我们深厚得多的国学功底。我认为这是你诸作中最成功的一部，只能令我赞佩！”尚恒现在正投入了关于室名的新书写作；届时，我愿将他的室名与闲章两种书一起，再写专文去深谈读后心得。

尚恒自藏有友人为其所刻一枚印章，谓：“字里行间人生轨迹”，他诠释此章含意时说：“人来到世上总要做些事情，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只得写点东西留给后人……”他的这些著述，清楚地留下了五十年间走过的每个脚印，他的“人生轨迹”，是扎实有力的、十分成功而又令人钦羡的。我想，假如没有十年“文革”的破坏以及“文革”前的各种干扰，他的“人生轨迹”会更身加闪闪发光吧！

当此建系一甲子、我班入学半个世纪之际，尚恒以其执着的个性，向我发出了主题如此明确的建议；奉命匆草拙文，並将此献给他，亦借以祝贺他的七十寿诞。老同学们青春年少时分别，而今白头时将又重逢，有多少往事应该叙说，有多少离情需要倾吐；但我这次到北大，一定要和尚恒兄一起，从原设在民主楼的系办公室出发，在校园里携手走一遭：先到校图书馆前，再驻足于未名湖畔，面对清清的、静静的湖水，与他畅谈为学之道，去体味那种“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诗境。                              2007年10月1日于长春五味斋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