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校释、出版以及乌拉史料文库的建议

  金恩辉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是吉林省图书馆馆藏的珍贵手稿，为国内唯一的一部孤本地方志，1965年我在整理省馆馆藏地方志时发现后，开始对这部志书进行整理与研究，并加以编辑、标点和校释（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梁志忠先生合作），将整理的初步成果编入了《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一书，于1981年作为内部资料印行。同时编入《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中的还有：《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从《满文老档》、《清实录》、《清史稿》、《清会典》等古籍以及清末、民初的地方档案、报刋中摘录的有关打牲乌拉地方的史料；以及我分别发表在《中国地方志通讯》、《社会科学战线》、《吉林大学学报》、《东北师大学报》、《图书馆学研究》等学术刋物上的有关乌拉历史方面的研究文章，等等。 1987年吉林文史出版社曾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和《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从《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中抽印出来，作为《长白丛书》之一出版，但其内容、文字未加改动，故其书的学术性仍在内部资料《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水平（甚至还出现了校对文字的错误），海内外研究历史或引用乌拉史料的学人，多以《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中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文字为据。

当时，使我深感遗憾的是，据吉图《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手稿目录所示，全书应为四册、共6卷，但馆藏尚缺第三册、卷3，故我们收入的这部《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校释本实际上是一部不完整的版本。然而，即使这一不完整的版本，由于内容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得以面世后，仍然引起了各界的重视。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印行，自始至终受到了当时任吉林省人大主任的栗又文、副省长王季平等省级老领导的关心、重视和直接指导，栗老在百忙中亲自为本书题签。有关打牲乌拉历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国内外反响也较大；因早在1944年，时任伪满洲国“中央博物馆”副馆长的日本人藤山一雄就专程到乌拉街考察、拍照，编辑成《乌拉》一书， 1964年，日本国立弘前大学川久保悌郎教授撰写过《对清朝人参采集制度的一种考察》一文，我的文章纠正了滕山一雄《乌拉》一书中的多处差错，对川久保悌郎教授的覌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曾专程来到长春和我交换意见，肯定了这项研究，还在日本《东方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以及我对其研究的文章。我国台湾的刋物还全文转载过我的有关打牲乌拉历史方面的研究文章。

值得提及的是，栗老直至逝世之前，他还念念不忘提醒吉林省图书馆，争取将缺佚的卷3从民间或社会上发掘出来，使《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补齐补全，并建议和鼓励我们将乌拉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期望能正式出版一部经过辑佚、标点和全面校释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完整的刊本；国内一些著名古籍、方志学家、民俗学家如傅振伦、罗继祖、来新夏、汪玢玲等先生当时在他们撰著的文章中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内容、价值及其整理工作，分别予以了充分肯定；80年代初，吉林大学历史系董玉英教授指导其学生赵雄（现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的硕士论文题目，即是关于打牲乌拉东珠采捕的问题；当时围绕着《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和乌拉的一些历史问题，省内史志界、文化、文物界一些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发表过文章，表现出对研究乌拉问题的关心和兴趣。90年代初，川久保悌郎教授主动与我联系，希望中（含港台、海外华人）日两国学者，联合制定关于乌拉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计划，并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努力，采取积极措施，使计划早日实现，可惜因这位高龄的老先生逝世而未果；当时尚有我国台湾的出版单位，十分愿意由他们出版一部全面、系统的、较高质量和水平的关于打牲乌拉史料的“经典”版本书。

直到2005年 12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邀请我赴京座谈，由我做了一次《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的发言，其中关于《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版本及其研究仍受到重视；此发言稿已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刘永强先生据录音整理成文在《中国地方志》刊物上发表，此文又在2006年湖南长沙召开的中国地方文献工作学术研讨会上获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一等奖。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内外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版本价值及有关乌拉历史的研究的意义，不仅仍然重视如初，而且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是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向清王朝会典馆汇总呈报的材料，也是兼具地方志性质的“官书”，从吉林省旧志的修志时间上看，是仅接在我省第—部地方志《吉林外记》产生之后的第二部地方志。该书所提供的关于打牲乌拉地方历史资料的系统性，其取自该衙门有清以来200多年间地方政府册报、文书、档案等第—手材料的可信性，其叙述自然面貌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事、教育、人口和社会各个方面活动情况的全面性，都超过其他史书、志书中关于清代打牲乌拉地方的记载。《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是—部具有历史文化标志性意义的乡镇志乘的代表作。令人庆幸的事，据家住长春市的赵东升先生介绍，他的先人“祖祖辈辈在‘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服务” ，他的“曾祖父……给当时的乌拉总管赵云生当助手，协助纂修《志典全书》和《乡土志》，主要负责抄录并做文字上的修订”，故《志典全书》所缺之卷3以及 “首篇”、“历史”等部分文字，“缺遗部分原稿本在我家” ；赵先生曾以《<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补佚》为题，撰文将所存史料公之于世，补上了省图馆藏所缺卷3之憾(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1期)。赵先生的家藏为《志典全书》保留了缺佚，他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佚卷发表的意见是正确而又可信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印行于近30年以前，校释者当时年纪尚轻、限于历史知识和文字水平，在编辑、标点、注释等方面多有不足之处，以后逐渐发现了不少问题有待解决，现在有条件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补上原省图缺佚之卷3、使其完壁，故我希望对这部仅有的孤本、手稿，应当重新进行一次编辑、标点、注释等方面的工作，予以出版。如我省这部志书得以重新整理而面世，则既保存和奉献文献资源于当前、无憾于后人，也可令栗又文等吉林省原老领导和国内外已逝世的前辈学者，他们当年的殷殷期望终于可以实现。

再从修缮、还原“乌拉街遗址”与乌拉文献、资料的关系上，看《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及其有关的史料的重要性。人们若想了解和研究吉林的过去，只能凭借前人遗留下来的文物和文献。文物、遗存与文献、资料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打牲乌拉留下来的文物实证较少，而史料却是保存下来的最具精神、文化价值的历史记忆之一，故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就成为弘扬历史遗产的重要内容。吉林省“乌拉街遗址”的修缮和复原，上报乌拉街以使之成为历史文化名镇，是很必要的、责无旁贷的工作；但乌拉街历史遗存的现状，即使原总管衙门的后府、魁府和萨府的所谓清代“三府”建筑，也早已荒落失修、面目全非，即使将它们恢复原貌，仅靠这些遗存远不足以实证乌拉历史文化的深远与灿烂。需要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物和文献两个方面着手；以《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为代表的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或可简称乌拉史料，就应当成为重要的内容。乌拉史料，是迄今为止最足以向世人展示的、具有400余年传统的、光彩夺目的乌拉历史文化的佐证之—，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拉史料也具有文物的价值。在修缮和还原的“乌拉街遗址” 里，如果能有此一部“志典” 以及一大批乌拉史料在案，则乌拉街文物就更能说服世人，乌拉街文化才能越显其久远、深厚而迷人！我认为，如从吉林省文化、文物事业发展长远考虑，图书资料部门应当将打牲乌拉历史资料文库建设，列入工作规划之一。

打牲乌拉历史资料文库、或简称乌拉史料文库，是将自古以来、特别是我国明清四百多年间，古籍中凡有涉及到打牲乌拉地方的图书资料相对集中起来，将有关乌拉地方的原始文献尽量搜罗齐备（或按原书复制）；从原始文献中摘录有关乌拉的一切史料，集中到一起，重新标点整理，科学分类编排，进而形成的历史资料文库。该文库由原始文献收集、整理、加工、储备资源和数字化技术资源两种方式存储与揭示。后者将改变传统图书馆长期以来储料备征的静态，以全文影像库、全文文本库、书目库、专题库和相关文献库等提供读者服务。而前者、即原始文献资源则是图书馆中一项打基础的学术资料性工作，是建成后者的前提。

建设乌拉史料文库，涉及古籍征集、版本鉴定、史料选择、标点校勘、古文编目、整理分类等复杂、烦琐的工作，也是一项规模较大、学术研究性较强的系统工程。比如，首先要充实馆藏原始文献，将它们收集齐全，某些残卷古籍的缺佚部分如《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等可采取接受收藏者捐赠，或购入、或复制等办法解决；还要从卷帙浩繁的古籍里，择其所需，逐书、逐卷、逐页地阅读、 浏览，将其中有关乌拉的文字记录，一一摘录出来。其择书摘选范围是：从《禹贡》、《山海经》以下卷帙浩繁的古籍中、特别是从明清的有关的史地著作、档案材料以及以及清末、民初的地方档案、报刋中查找；从明清《一统志》、特别是从《盛京通志》、《吉林通志》、《吉林外记》、《永吉县志》等三百余种东北方志中查找；从涉及乌拉地方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物产、资源以及宗谱、私人笔记、名人诗文、手稿、墨迹、铺户账簿等各类著作中查找；从朝、日、俄、蒙周边邻国现存的有关东北的文献，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等书中查找；等等。应保证择选古籍的严肃性、科学性，坚持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清代辑佚古籍提出的要求，以尽可能地恢复古书原貌，为鉴定辑佚书学术质量的主要标准，图书馆应按入选书（每种书的最佳版本）的原生态面貌取材，这是确保文库的文物价值的依据，也是最基本的途径和要求。按着“全面取材,择需选编,求实致用”的原则，编纂成的乌拉史料可以以大事记顺序，由远到近，逐年、逐月、逐日排列，使乌拉史料文库成为我国具有权威性、学术价值和鲜明地域特色的历史资料宝库。此文库除文献史料部分外，还应把实物资料 、即文物考古方面的成果纳入。根据社会需求,再去编制关于乌拉地方的二次文献,包括乌拉史料目录、乌拉文物、文献提要或目录、乌拉研究论文索引以及乌拉人物、物产、传说、特产（贡物）等等专题资料、索引等项目。

乌拉史料文库的建设将为研究我国满族的形成、发展，清王朝前期崛起的历史积累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会更有力地说明打牲乌拉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如所周知，元末明初，东北地区一部分女真人南迁，到达吉林省（称“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和辽宁省北部及东部一带（称 “建州女真” ）定居，另一部分称 “野人女真” （今黑龙江省一带）。吉林省乌拉街满族镇当时是扈伦四部(叶赫、哈达、辉发和乌拉)之一的所在地。乌拉部至明万历年间逐渐强大，称霸于吉林地区。满族肇兴的领袖、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于史称后金的赫图阿拉城（位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他以遗甲十三副兴师起，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又 灭哈达，并辉发，亡乌拉，降叶赫（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1613年 (万历41年) 努尔哈赤决战乌拉部大胜，奠定了统一东北地区女真部落的基础。此后的22年，为向世人宣示这个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清太宗皇太极于1635年（天聪9年），诏谕曰：“我国建号满洲，统诸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满清入主中原、迁都北京后，其原设在沈阳的皇宫被称作“陪都宫殿”、“留都宫殿”，而在乌拉街则设置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直属清庭内务府管辖，正如《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原序中所记载：“乌拉总管衙门原系我朝发祥根本重地”。乌拉史料文库将会进一步补充和丰富《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内容，使乌拉地方在明末清初和有清一代的历史地位得以展示。

 从努尔哈赤崛起的赫图阿拉城，到征服吉林乌拉、女真逐渐统一，到沈阳（故宫博物院）誓师入关，到入主北京（故宫博物院）、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又到末代皇帝回光返照、最后终结于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这些遗迹、文物真实地再现了满清兴衰的过程，乌拉街遗存正是这一连串历史链条中两个重要环节。

建设乌拉史料文库应同乌拉街遗存结合起来考虑，我设想在乌拉街的清代“三府” 建筑修复之后，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纪念馆，乌拉史料文库的全部原始文献（或其原汁原味的复制件）交该馆展示，乌拉史料文库制成电子版，通过正式注册，以光盘形式，在该馆出售，以及向国内外科教、文化、图书、档案单位发行。将乌拉史料文库、乌拉街遗存同旅游产业结合起来，则这一连串的遗存、实物就是满清发展由兴盛而衰落的历史现证。

辽宁省新宾县赫图阿拉城作为满族的历史古城，早已被列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 级旅游景区。该县逐年投放资金，进行管理和修缮，使这座古老的城池恢复了历史原貌，成为辽宁重要旅游景点之一。近年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先后建成了猴石森林公园和赫图阿拉城旅游景区，以及地藏寺、满族文史研究院、民俗村和启运书院等一批清前史旅游景点，以及“汗宫大衙门” 、“正白旗衙门”、“东西荷花池”等主要景点。永陵满族一条街初具规模，具有鲜明满族特色的表演活动及周到热情的服务，赢得了海内外来宾的高度评价。中外游客大量来此、旅游直接收入不断攀升。我相信只要将乌拉史料文库、乌拉文化、乌拉文物遗存同旅游等产业结合起来，那么，乌拉街满族自治镇的建设和发展的前景，是令人十分乐观的。

以上是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校释、出版和乌拉史料文库的建设的两点想法，其中关于乌拉史料文库建设的意见，尚属“务虚”性质；然而此“务虚”，却也其来有自，我曾于2003----2008年间，受委托主持和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批准的《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科研项目；该课题的完成，促使我产生了建设乌拉史料文库的想法。两者主题虽不相同，但皆属于历史资料汇总性质，故在设计内容和操作方法上颇有相近之处。前者，联合了东北三省图书馆界三十余位专业工作者断断续续得以完成；而乌拉史料文库规模略小，我想不必用那么多人，花费那么大的精力，由承办的图书资料部门抽调热心古籍的若干人员，集中力量去搞，则二、三年时间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