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刘国钧教授指导我们写作图书馆学论文的岁月 

   曾浚一（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金恩晖（吉林省图书馆　） 

去年秋天，本文笔者之一金恩晖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参加一次会议，期间有幸和信息管理系(原图书馆学系)王子舟教授相识。子舟教授说: “2007年，是刘国钧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发表五十周年，作为刘先生当年的学生，希望你们能写一写有关纪念文章。”金对此盛意甚为感动，当即表示一定从命，并回忆说:《什么是图书馆学》发表后，引起了界内的一番争议，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中，该文更是遭到全盘否定和粗暴批判。有人据此认为，此后刘先生就因之不再进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的探索了，而转入到图书馆学其他领域或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这虽大体符合事实，但尚不够全面、准确。实际情况是，刘先生在基础理论研究遭遇严重困难后并没有气馁，在1958年、1959年的“大跃进”时期，他还曾亲自参与和具体指导过我们1957级部分同学组成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研究小组的活动，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写作大纲、指导社会调查和资料收集、参加部分文字执笔、研究和修改稿件内容，直至最后由他审定《我国十年来的图书馆事业》一文，交到《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发表。刘先生在这两年间为此而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是不应该被埋没的。 

尽管此文在今天来看并不是一篇理想的好文章，当时刘先生也无力去扭转“大跃进”时期普遍流行的背离客观实际的政治意识、狂热和浮躁的论断、大话与空话的侵袭，但毕竟是由于刘先生的坚持真理和对我们的循循诱导，使这篇文章或许仍保留有一些经过调查、收集而来的材料、数据以及对某些历史评价方面实事求是的内容，这些可资参考的部分正凝聚着刘先生的一些学术智慧和一番良苦用心。 

子舟对金的上述认识予以肯定，并正式地向金邀稿说:“那就请将当时刘先生同你们一起进行科研活动的情况以及今天的认识、体会，写出一篇文章来，寄给我。”金将此言当作任务接受下来。回到长春后，通过电话等方式与当时参加科研小组活动的几位老同学联系，企盼打开每位当事人记忆的闸门，将那段近50年前的往事回忆汇总，再次以集体合作的方式，整理成篇。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唐·李商隐:《锦瑟》)。时光无情地飞走，参加事业史调查和执笔的十余位师生，在近半个世纪中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地走过，当年青春的大好年华、北大学子那种初试锋芒的朝气已经不再，恰如时而高亢、时而徐缓的弦音和节拍，还有那急疏、震荡不息的乐律，绵绵续续、渐鸣渐弱、慢慢远去;又如蝴蝶在迷梦中半痴半醉般飞舞，“五十弦柱”后醒来，感叹着沧桑巨变和人生苦短。不仅刘先生早已作古，科研小组中的葛仁局(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赫彦生(吉林省图书馆)、钱拱辰(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张玉藻(上海纺织学院图书馆)4位同学也先后成为故人(据说张玉藻早已在“文革”中自尽、详情未考)。 

健在者关懿娴先生越耄耋之年，诸同学届望七或过古稀，皆入暮年。我们与邵国秀(甘肃省图书馆)、朱育培(汕头大学图书馆)等通了几次电话都联系不上。金恩晖只接通了曾浚一(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家里的电话，不料曾却正处在病中、被扶下手术台后不久。通过曾夫人王杭生教授的传话，金很快地就接到曾在病榻上打回来的手机，他表示即使带病也要完成王子舟教授的好意。于是，我们二人共同约定，各人先依自己对往事的所有忆记写成初稿，最后再综合成一篇文章交卷。也许是受到在冥冥中的刘先生和4位老同学的庇佑和鼓励，曾、金二人各自都使出昔日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不到一个月，在新年之前各自写出了6 000余字的忆文初稿。

   曾文在初稿的开头，这样写道“:恩晖学弟来电话时，是我三合一手术(胆囊摘除术、漏管修补术、胆总管探查术)术后第三天，我还滴水未沾，伤痛难忍，静静地躺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病榻上，电话是由我老伴转告的，说金恩晖希望和我合写一篇文章，回忆刘国钧先生指导图书馆事业史小组搞科研的情况，因为我是小组的组长，他也是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之一，知情较多。听后我十分兴奋，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那股力量，我居然同意了，一般这种状况中我是很难答应的。也许就是来自刘先生的人格魅力，是难忘的师生情怀，还有真诚的同窗情谊。”金文在初稿中写有这样的话“:这不是对过去的那个时代的怀旧感，而是要留下刘国钧先生与我们一段浓浓的师生情结。”我们二人可谓经历相近、且同声相应，两文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使共同携手综合为一篇完整的文章进行得十分自然和顺利。 

　师生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

刘国钧教授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实践家，图书馆学理论的奠基人，图书馆学教育领域的一代宗师。他从1951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反右”斗争后接替王重民教授任系主任。 

我们班是在1957年秋季“反右”斗争由高潮转入扫尾时入学的。大一的上学期，我班虽也参加了“批判、斗争”当时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如批判李修宇、宋运郊等高年级同学的会，但教学基本上还是照常进行的，如上刘国钧、王凤翥先生的《图书馆目录》、周文骏先生的《图书馆学概论》、朱天俊先生的《普通目录学》等专业课以及选修外系所开的公共课。图书馆学系在北大是个小系，我们年级是第二届本科班，只有30余人，有机会同刘先生近距离、较多时间地接触。我们在第一学期学习中就亲耳聆听到刘先生授课，直接受他辅导，阅读他的论著，还常到他家中求教。 

刘先生的家，是校内勺园中一座旧式的小院，夏日的庭院里绿树挺拔，花草吐香，青砖落成的平房，朴素别致，深幽古雅。经常都是师母将我们迎进屋内。一次拜访时，刘先生格外热情而有兴致，非常健谈。他向我们讲述了数十年来自己在图书馆及其学术领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度过了知天命之年，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摸索，谈到怎样下决心以自己的学识和专业来报效新中国的体会，话语真挚，情深意切。刘先生的学问通晓东西、深邃严谨、真确明达，为人为师慈祥宽厚、仁蔼谦和、从善如流;他的学品和人格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到半年，师生间就建立起和谐、自然、亲密的关系，使我们刚入北大就初识到这位从20世纪初叶走过来的图书馆学一代宗师的整体人格和学术风采。 

刘先生作为系主任和任课教师，很了解我班的情况并非常关心同学的成长。金恩晖因中学时写过的文章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的右派文艺思想”，入学后他的问题如何处理一度悬而未定。1958年7月，当他知道金在整团时受到“严重警告”处分、问题终于有了结果时，很替金高兴。一次讲课后，他特地约金同行谈话。师生缓步从民主楼、经大图书馆、绕未名湖后南行至大餐厅，一直快走到金所住的学生宿舍30斋，他才转身向西、折回勺园，这使金感到十分温暖。途中，他鼓励金说“:检查、批判、再查……，保留了学籍就最好！”又担心金是年青人想不开，抬不起头，他联系自己现身说法地说，他也曾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某次整风鸣放会上，因对我国学习苏联等一些问题的发言，说了“错话”，“反右”斗争中经检讨后方过了关。他笑着说“:我现在当你们的教授，不仍然好好的！”;分手时，劝金不要再背包袱，拍着金的肩膀说:“年青人犯了错，改了就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刘先生语重心长、实事求是又充满期望，句句敲在金的心头。在几近迷茫、消沉的人生重大考验的关口，师生同走这一段路，聆听师长一席话，亲承謦欬，如沐春风。今天，金虽已近古稀，却永远不会忘记师生知遇之缘和严师及时鞭策之恩。 

总之，刘先生与我们班级同学之间，是在不正常的、特殊年代的4年中建立起的师承关系，同那种一切以“政治挂帅”、“兴无灭资”的人际关系准则有别，仍保留着对我们民族传统中师生关系的认同和守持，师长对学生的责任感和关爱情，学生对师长的尊敬和信赖，是任何“运动”不能斩断的。此后，无论形势多么复杂、多么严酷，刘先生和这些年轻弟子之间总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一代宗师的宽容和大度 

刘先生对于“反右”以后要进行学术批判和思想清理的形势，似乎有某种预料和一定的思想准备。然而，谁也没能想到，这种形势会发展得那么快、那么严峻。 

从1958年初，即大一的下学期起，就是席卷全国城乡的“大跃进”。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教育、文化领域此后一直是激烈动荡、波谲云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使“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学术批判”、“向党交心”、“红专辩论”等等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燕园里不再有安定、平静的学习秩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