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劳改
通过监督劳动，可以改造思想，简称“劳改”。能否真正改造思想，不得而知，时过境迁，我只能讲些劳动现象与劳动过程了。
1 春种秋收，与社员一同参加农事活动。干活的时候，都在一起，分不出是什么身份。只能在休息时，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右派聚在一起休息。记得开始劳动的第一天，要在群众面前，自报家门，说明身份，请多监督。劳动开始的时候，尚能看出与群众有所区别，以后天长日久，就混入到社员中，说得好听一些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了。1958年是所谓的“大跃进”的年代，农村也是如此。我们和社员组成大兵团作战，突击秋收与深翻耕地。大跃进年代组成大兵团作战，所有右派全都参加，男女老少一齐上阵，也深翻三尺，只要上有号召，下就积极行动，稍有怠慢，就是指着斗争，致使很多已经成熟的果实，好多都烂在田里，造成极大的浪费，这些事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事过多年，仍然记得。
2 修水电站。除干农活外，就是在西斋堂往西，到高铺，在半山腰开凿水渠，利用山地的落差，修一个小型的发电站。每天在清水河畔背石头上山，或是打眼放炮崩山。所有的右派和第一批的下放干部，都参加过修发电站的劳动，那是简单的体力劳动，但印象较深。特别是打眼放炮，手持把铁钎，重锤落下，每打一锤，就要转动一下，才能有进度。现在有些电视剧中，打眼的动作，就是把铁钎，死死不动，这是钉钉子，不是打眼。这算是劳动的技能，是改造的收获。其次是烧石灰。就地取材，在清水河滩上，采石灰尘岩，堆码成窑，火烧即成，修筑水渠时就可使用。从高铺村开始修水渠，引水上山，到西斋堂村西山坡上止，约十几里，落差有数十公尺，带动一个很小的发电机，可供东西斋堂两村照明用电。这是斋堂历史上首次带来了现代的光明。电站落成典礼时，记得校领导陆平书记还来庆贺，是在斋堂中学视觉开的庆祝会，与参加开会的人一一握手，当握到我的手时，他感觉到有厚厚的茧皮，还说了些表扬的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听到表扬的话，还真的阿Q了好长时间。在第二年的冬天，我住堂去串门的安大伯的家中，他感觉到电灯的开关，安装在外屋的一进门处，进门就开灯是很方便的，但到夜间关灯时就不方便了，我就把他家开关移到里屋床头边上，不用起床，伸手就可开关。这一小小的改动，却引起不小的反响，很多家都来请我给改装电灯开关的位置。
3 1959年斋堂村来了个钻探队，需要力工，每天往山上搬运器材，是重体力劳动。一个社员领我们几个右派去干活，这是给队里搞事业收入，我们只管干活，收入是生产队的。这样就可以脱离监督，单独在野外劳动，精神上能相对自由一些，这样的日子大约有2-3个月。
4 下矿井背煤也是在1959年。斋堂村在大山里口上有一煤矿，好像那时因劳力不足，就派我和雷光汉，赵明海，还有物理系的几个右派，名字都忘记了（原来他们在工厂劳改，不知为何调到斋堂来），我们一起去下矿井背煤。那是个小窑，坑道很矮，都直不起腰来。每次背有百十来斤，爬行着从撑子面背到进口，约有百多米长，一天要背二十多趟。全靠体力劳动，原始的采煤方式。真正地体会了一把苦力的生活。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此项劳动，干了大约有一两个月，不知什么原因，就不再用右派去背煤了，时间虽然不长，但印象是很深的。
5 抬棺材埋死人的劳动。那时斋堂还是土葬，先在山坡上掘出一个深坑，然后把死者装入棺木内，抬棺材上山，要求棺木要保持平衡，这就需要身体健壮的劳力才行。那时我身强体壮，这种活，干过多次。
6 赶马车掏大粪，拉煤送菜，在大食堂的劳动——这是概括。劳改的第三年，也就是1960年后半年到61年的前半年，那时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也就是挨饿的年代。已改造好的右派，已经回校，如雷光汉，庞卓恒等人，下放干部也轮换到第三批了，第三年我被分配在大食堂劳动。原来下放干部和右派最初是单独成立一个伙房，就在东门里路北的和间大房子。独立起伙，吃饭管饱。归国华侨，女中豪杰关秋岚，一次能吃六个玉米面贴饼子，传为笑谈。后来公社成立大食堂，下放干部的伙房就取消了，和社员一样，都到大食堂打饭吃了。到60年，也就是劳改的第三年，生产队仍然吃大锅饭，但没有干饭，而是一天三餐都是喝玉米碴儿粥了。我的具体工作就是每天必须挑二十多担水，小学教师在山坡底下清水河畔，食堂在第二台地上，相距有二百多米。因为要挑水上坡，就需要较多 好的体力才行。粥锅很大，可放二挑水，每天三餐粥，都是先涮锅后挑水，涮锅时先用铁铲把锅巴铲下来，因粥锅大，每次可以铲下一大堆 ，顺手就给了身边的人了。在此项劳动中，当时并无深刻印象。可是经过二十多年之后，1980年宿白先生到吉林大学来讲学时，还提起了那段往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0年宿白先生在吉林大学讲课期间，他的众多弟子都请他吃饭，我都去作陪。轮完一遍之后，我提出，请他到我家吃饭。那时他住在吉林大学的专家执行所，首先表示不去，其次是说我家无啥更好吃的东西，最后我只有拿出杀手锏，问先生是否还怕受株连。说到此，先生表示不怕，他还要请我吃饭，我问为啥，宿先生才讲起，当年在斋堂挨饿的时候，吃过我给的锅巴，这就是宿白先生挨饿时吃过锅巴，数十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的真实故事。在困难时期，我在食堂劳动，基本上还能吃饱。每天除挑水外，还隔二至三天，要赶马车拉菜送到煤矿食堂，顺便拉一车煤回来。煤矿的食堂，有白面馒头吃。隔几天我还可以改善一下生活，吃几个白面馒头。东斋堂村有三个公共厕所。原由三个生产队分管，大跃进之后，大队造了一台大粪车，统一管理。三至四天，掏一回厕所。在劳改的第三年，生产队有一匹瞎了眼的老马，就交给我使用，用此马拉车掏粪的活儿当然也是我。除拉粪车外，还拉煤，送菜等。在第三年的劳改期间，我学会赶马车，经常一个人，赶车外出劳动，行动相对自由，感觉到劳改生涯，也不过如此，与开始时度日如年的艰苦劳动， 大大的不同了。
三 记事
先给记事做一个注解，此处所记之事，都是劳改时的真实事。除个别情节因事隔多年，有些淡忘，但总的情节是如实的。此处所记之事，应该说是政治隐私秘密之事，事隔多年，可以公诸于世了。国家机密，事隔多年，也可以解密，何况个人的区区小事。如果要在当时公诸于世时，那就是政治事件了。不信，你听我说说。
（1）批斗会之后。当时是阶级斗争的年代，流行的口号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管什么事，都先拿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开发批斗。此为例行公事。在斋堂劳改时，也经常开批斗会，除在地头批斗外，隔三差五的还在生产队开。我记得有一次是全东斋堂村的社员和下放干部都参加，还有公安派出所的所长和代理所长也参加。代所长是张志民，他是诗人，也下放在东斋堂村公安派出所，代理所长。大家都是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散会都快到半夜了。去问书记兼三队队长王建学告我，先别走，留下来要个别谈话。等大家走完之后就领我去他家，进门就喊：快弄点菜。然后我就弄来一瓶酒，我俩就对饮起来，他才说，“这是上级来的命令。拿五类分子开刀，一天斗一个，拿你开刀，是让你头一个斗完就过关了。不要有什么想不开。”这与刚才严肃激烈的斗争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最后放低声音还说：“这事你知道就行了，咱们喝酒的事，对任何人也不要说……。”这真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时隔四十多年了，记忆犹新，是一次富有人情味的谈话，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就更难能可贵了。
（2）批斗外语系的“特务”
在东斋堂村下放干部中，除历史系外，还有俄语系，外语系的干部和右派。一天开始批斗一个外语系的右派。名字忘记了，但事实记得很清楚。说他每天不是早晨，就是晚间，一个人独自行动，不知动向，出村走的很远，进行“特务”活动。批斗要他老实交待。斗了二天，才弄清楚，他原来是便秘，在校时，西语系的厕所多为坐便，而东斋堂村的厕所与猪圈连在一起，要大便时，必须事先找好一个木棍，手持 棍棒拱猪的同时拉屎，不然猪就来拱屁股。此群不善于拉屎的同时又与猪斗，只有早晚到村外野地里去方便。此种不便于人参观的活动，也可以说成是“特殊的任务”。斗争会上听到此种解释，不免使人发笑，但又不敢笑，不准笑的政治笑话，事隔多年，仍然不能房屋，仍然觉得可笑。书此一笔，引人沉思。
（3）沈元的出走及其死。当时沈元是历史系学生右派中最年轻的一个，大概是才读完二年级就有完整系统的右派言论，定为极右送往斋堂劳改。后来我们同住在丁大伯家的小破屋，炕小人多，翻身都很困难，冬天又特冷，白天劳动又苦又累，晚上又不能很好休息，真是苦不堪言。1959年冬天的一天晚上，沈元和我说，他实在经受不了这种非人的劳动，打算回北京，另谋出路。口袋又空空，向我借五元钱做路费，同时要替他暂保密半天，那时斋堂村有一辆公共汽车，每天早上四时多就发车，去二十多公里外的雁翅车站，赶五时多的火车去往北京门头沟的三家店，沈元走时，天还没有亮，趁着天黑，我送他到河滩边的公路上，就分手了。晚上睡前汪点人数时，才发现沈元不见了，那时监督右派的下放干部好像是杨立文，他怎么向上报告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沈元已经走了，春节过后休假时，我曾去近代史所去看过沈元，他说他的一位亲戚是协和医院的大夫，正好市委邓拓书记在住院，就把他写的一篇论文《<急救篇>研究》送给邓拓看，邓拓看过大加赞扬，知沈元是右派时，仍然把他介绍给黎澍这才到历史所工作。以后的事态发展是，文革时邓拓是“三家村”之一，沈元当然被斗，无奈去苏使馆避难又被抓后，北京召开万人大会沈元被枪毙，这些都是众人皆知之事。历史系百年以来公开被枪毙的可以说只有沈元一人。有一次我与
（4）偷听公安人员的一席话，大概是1959年的冬天，那时我已经在食堂干活，每天晚上要做洗涮并挑水装满水缸等劳动。一天晚上，见一位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和下放干部的负责人在食堂的小屋内，边吃边说：“……你们这里管的严……又劳动，又学习，又批判，又斗争，专门有人抓改造。……如果送到我们那里教养。只能是看起来，养着，教的人很少，……不得改造。……最好不要往我们那里送……。”从上述偷听到的断断续续的谈话，当时就知道，斋堂的“劳改”生涯，要比送到劳动教养所还要严厉的多。今把偷听到的谈话公开。从公安人员的口中说出了斋堂的劳改生涯，要比公安劳教所的改造还要严格与紧张得多。
（5）夜走山路返家乡。1958年春下放到斋堂，到1961年初返校，在此三年多的劳改生涯中，可记之事太多，还有一件事也是终生难忘的，那就是短期放假回家。虽说每天劳动，没有星期礼拜休息日，但逢年过节，农闲时也放假， 可回城探家休息几日，每逢要放假，宣布明日开始休息，在当天晚上，就在晚饭后，虽说白天劳动一天很累，晚饭后也要开始步行在山间小路上，还要爬二个山梁。因为从斋堂到雁翅车站，只有一辆公共汽车，只能挤三四十人，平时人少还行，如赶上放假，多数人采取连夜行动，步行五六个小时，赶在明日早六时左右，就有一列火车从此经过，每天只有这一趟客车，如果赶不上就得等到第二天，没有其他工具可利用。所以有多次大家结伴而行，在茫茫的黑夜中，爬行在山间小路上一直走到天明天达雁翅车站，才能赶上客车回家。走过多少次记不清不清了，但夜行山路的印象是很清晰的。
从黑夜走到天明，回校时原来的五四级同班早就毕业走了，我又跟随五五级上课，五六级实习，五七级任反面教员，最后发配到东北，结束了在北大的生活。从1954年进入北大历史系到1962年离开，整整八年时间，是我整个生命中的很值得回味和很重要的一环。
吉公网安备2201040200044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