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传宗传派我替羞  作家各自一风流”

承蒙秦亚欧等兄的努力搜寻，精心编排，终结成一集，又承蒙鲍盛华兄不弃，百忙之中为这本文艺性的学术随笔集写了序言，诸兄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与辛劳，当此书问世之际，我首先要表达的是对为此书付出劳动的诸兄，还有长春出版社的领导以及孙振波等编辑先生，给予地正确指导、大力支持与耐心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长大要当一名作家，是我少年、青代时代的梦想。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名中学生时，我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从1956年念高中时即有诗文在报刊上发表。不料1957年因写杂文闯祸，在北大挨批判，受处分；参加图书馆工作后，政治上一直受压22年，虽一直坚持文艺创作，但消极地接受了教训，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成了“跟风派”。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写作有数量，无质量，难得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

改革开放后的七八十年代，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思想上得到了解放，文艺理论上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写出了如刊登在《长春日报》1978年8月20日上的《生长在北方土地上的红高粱——重读〈星公杂谈〉有感》和《长春》月刊1979年第2期上的《雪欺霜侮梅更香——为〈星公杂谈〉昭雪》等批判“四人帮”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拨乱反正的评论文章。我因之于1980年被批准、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是“文革”后颇早就成为中国作协的会员之一。我从1956开始发表习作，经历了六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文坛上的激烈动荡，走过了一条坎坎坷坷的、曲折、复杂、多变的弯路，于四十不悔之年才在文艺创作上走上了正途，实现了青少年时代当作家的梦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继续写过一些文艺评论文章，但因业务工作的需要，精力主要是放在搞好本职图书馆工作。此外，进行有关图书馆学、地方史志等方面的研究，而离文艺批评与评论却渐行渐远，真的成了鲁迅所说的“空头文学家”了。〖JP2〗退休后，我重拾文艺，陆续地写了一些史地随笔类文章，连同以前旧作，编为一集《书林五味》，已由上海某出版社出版。近日，承蒙长春出版社鼓励，令我又续编此集，曰：《五味斋随笔》。

文友鲍盛华兄不异，为拙著作序，令我感激不尽！他深入读了拙文、思索我平凡一生中的文坛学步情况，写得这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虽是为人作序，却展现了他本人价值观、文艺观及学术水平，昔往拙文中哪怕其中只有过一闪念，也被他抓住，经提烁、说明，而成为被评论的内容。他的序文对作品的几个方面概括，都是用具体例证说话，而非泛泛空谈，论点与论据结合得那么自然，自成一家美文，我本想删去其中对我的溢美之词，但他的文章写得如此严密，论点与论据结合得浑然天成，这简直让我难以下笔了，为保存其文风格的完整性，我索性就不去删削了吧。

末了，经盛华兄建议，本书还选入了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写的两篇关于美学的论文。美学虽非文论，更非文艺随笔，但美学原理与文艺理论有着紧密关系。从北大读书，到参加工作多年，在文艺批评等创作过程中，我始终未停止对美学问题的探讨，我的文论观点深受各种美学观点的影响。故选两篇美学文章，编入随笔集，并加以如下简单地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