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学记（一）

三十年前，我是怀揣文学梦进入东北师大附中的。进入东北师大附中是我的第一个梦，文学梦当然不是最后一个梦。

当年考上这所名校，心里到底有什么感受？环顾长春市，舍我其谁？不但不至于这么狂傲，反而还有点忐忑。

回忆从来就不影响我们往前看。

三十年前，我还是少年；三十年前，教我的许多老师都意气风发，年轻力壮。如今，教语文的冯书勤老师已经须发皆白，同学会上，他的讲话只有一句：“孩子们，我想你们啊——”

这世界，总是称我们为“孩子”的人不多。

毕业后，也无数次想起自己的老师。

当年入附中的时候，我自认为已经饱读诗书，没想到，语文课成了我在附中的一个遗憾。

开课前两周，年轻的小冯老师讲了很多要求——语文自然是要交“练笔”的。我还战战兢兢地问小冯老师：“练笔可不可以摘抄？”其实胆小的我只是想找机会和老师交流。练笔当然最好别抄，写作需要一个过程，能写就写，不能写就抄些好东西。这，还用去问老师吗？

正式上课后，教我们三班的就是冯书勤老师。我们那时候就亲切地叫他“老冯”，冯书勤老师非常严厉，令我有点望而却步之感，再者，自己的语文成绩从来没好过，只是远远地看着前面领先的同学，也远远地听着老师的讲课。

语文高分没有我，作文范文没有我，文学梦从此就揣兜里了。一揣就是二十多年。

附中语文的传统是“课前演讲”，不善言辞的我害怕演讲，那时候也没胆子去创造，没思维去写议论文。有一次一分钟演讲，我把捷克作家伏契克的作品《绞刑架下的报告》的前言背诵了一遍。弄得冯老师表扬也不是，批评也不是。那时候，人家B同学已经懂得换个角度看雷锋了。伏契克是捷克共产党员，他的作品，那时候在中国读者就不太多，只是选在初中《语文》课本里，现在更没人知道。B同学在好多年里都是我的榜样，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小小年纪懂得换个角度看雷锋。

懂得换角度看问题是不是附中的长处？可能是的，如果每个孩子都懂得换角度看问题，那真是民族幸事。我想这就是附中对民族的贡献吧。B同学在附中已经读了三年初中，比我更早享受这活跃宽容的氛围。

那时候的语文课本太枯燥，现在的好像丰富了。然而，语文课的命运却从未改变，连怀揣文学梦的人都不在语文科目上花时间。

课外读物是什么呢？附中的图书馆很好，是中午上自习和聊天的好地方。真正去借课外读物的不多。同学中有“金庸迷”，我那时候理解不了这位“金大侠”的价值。有没有琼瑶迷呢？也许有吧。老冯在一次讲评练笔的时候痛批“琼瑶迷”，原话大致是：小小年纪怎么满腔愁绪？我再发现谁读琼瑶小说，我就把他请到办公室一块阅读！苦口婆心，就是为了让大家多花点时间在备战高考上。想想语文老师也真是难，《庭院深深》、《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这些书的题目不都是语文课的内容吗？还得要求孩子们少看，只因为高考。当时，接到语文卷子我就头疼，几十篇贫血的“二等作文”硬是支撑到高三。物理不会啊，我还有时间去探索文章之道吗？

附中学记（二）

（接第一篇）高中阶段，文章之道还是要探索的。就算再不花时间，我也知道，在鲁迅笔下，祥林嫂的“破碗”是“空的”，至于《林黛玉进贾府》，我觉得选进中学《语文》教材实在是个错误。听说后来有的老师在讲这篇课文的时候，大讲古代建筑史。不知道啥情况，贾府的屋子好不好又能怎样？

语文不能总是这样。

我高二的语文就换成了史亚田老师。史老师身材略胖，貌似有口头语，貌似大大咧咧，实则不失语文老师的严谨。那时候已经文理分班，我在五班，班主任是英语科目的赫莉老师。语文不管谁讲，都是在数理化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会的永远会，不会的永远是错字连篇。六班语文课是陈老师——一位慈祥的个子不高，带着眼镜的女先生担任。陈老师温柔细腻，史老师轻松随便。学生就各得其所，不学的依然不学，兜里揣着文学梦的依然是揣着梦。

中国古代两大著名祭文是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和清代袁枚的《祭妹文》。《祭妹文》在那时的语文书里是非重点（现在已删除），内容我是一句没记住，当时，陈老师和史老师同时讲解《祭妹文》，六班哭成一片，我们五班同学是边听边笑。写到这里，我自信地以为这篇课文的最后一句好像是：“呜呼哀哉！尚飨！”结果一翻资料，这六个字是《祭十二郎文》的结尾。袁枚在《祭妹文》结尾说，自己要离开妹妹的坟地了，一步一回头，非常不舍。为啥我总把这两篇文章搞混，第一次学的时候只顾笑了。很多年以后，我给儿子播放这两篇文章的录音，让他接受语文的熏陶，脑子里总是想起史老师的面影。

语文依然分数不高，依然没时间投入。依然兜里揣着梦，不敢拿出来，依然天天去附中上学，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人生苦短。那时候有点所谓的“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我听冯书勤老师的话，坚决不读琼瑶小说、金庸小说，连托尔斯泰我都不看了。高尔基是上高中之前就看完了，都说高考结束以后再见。其实很难见了。高考结束以后，文学梦去了哪里，我自己也没去寻。

语文课也不是没出过彩儿，我现在不敢说自己那时候比同龄人更能理解戏剧家曹禺。语文分不高，你还说啥？唯一的一次录像课是观看曹禺的《雷雨》，看明白或者看不明白，看录像还能唠嗑不是吗？惨，那真是个惨啊。最后都死了，四凤也触电了。周朴园是万恶的资本家，鲁侍萍——当年被他玩弄过的丫鬟。关心这部剧的同学在猜周朴园的小儿子周冲到底是谁生的。下一代中学生也是如此，糊里糊涂的。

话剧。我小时候喜欢卓别林。话剧是要演的。

讲台上依然是大大咧咧的史亚田老师，我们几个站起来分角色朗读，我扮演鲁大海。谁不曾读课文时装腔作势呢？鲁大海是周朴园和鲁侍萍的儿子，作为工人阶级站在了他生身父亲的对立面。读得咋样？好像是遭到了表扬。表扬之后就下课了，下课之后就是吃妈妈辛辛苦苦准备的午饭。

人生太短，我们1994年就告别了母校。前些年也总是再翻《雷雨》，各种版本的《雷雨》，也总是想起教语文的史亚田老师。

我们的语文课已经成了过去。语文依然干不过数理化。

大约到了2005年，孙立权先生的《中学生必背古诗词五百首》横空出世，改变了吉林省语文学科的生态。文言文、诗词比例大幅度提高，语文考试越来越注重对能力的要求。孙先生对吉林省的文化建设，功莫大焉。

可我是史亚田老师的亲学生，自己在高考的重压下，文学梦居然藏在某个地方没丢，还是应该感谢他——我的老师，史亚田。

附中最美的图画是什么？是史亮老师画的几何图形，还有孙鹤娟老师画的天体布局。这是一个毕业生的回答。图画的事，以后再说吧。今天，先对教过我语文的老师，感念，再感念！

附中学记（三）

文学梦的事根本就没说完，先停停好不好呢？

中学政治课到底是不是洗脑？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问同一个附中校友，答案肯定是不同的。当然，受访者也可能三十多年来一直对政治课没有任何感觉。

高一时给我们上政治课的侯杰老师，个子不高，年轻帅气。他爱侃足球，我这种不爱足球的选手，有时候也听不出侯老师的课好在哪儿。但是，我绝对不讨厌这门课，简单来说，国家机构的功能，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关系，某国的外交政策，这都是有趣的现象，值得解释，值得听一听。问题是，货币的功能，剩余价值的基本理论，这些经济类的东西，我听着也懵。政治课对我来说，充其量是痛并坚持着。

那时候，侯老师在办公室给学生解释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教物理的M老师就嘲讽他：“当家作主个啥？候选人我都不认识。”

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候选人的问题，依然是当今的政治作业。今年七一，已经颁布了《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别告诉我您还没注意。如果没注意，就注意注意。

那时候，很多人羡慕国外学生，当然现在也是的，羡慕国外学生不用学这个政治课。

政治课本来是可以和国外的“社会课”对应的，设立政治课绝对无可厚非。自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教材的名字已经改变了无数次，有《辩证法常识》《社会发展简史》《公民》《经济常识》《政治常识》等，好像还有什么《哲学与美》。其中，《社会发展简史》是照抄苏联，相关内容的鼻祖就是斯大林。这本教材肯定退出历史舞台了。

现在，附中初中学生的教材叫《道德与法治》（简称《道法》）。教材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法治意识，初中政治课堂俨然是依法治国宏伟大业的一个小分区。今非昔比，今非昔比。政治课教师堪称“依法治国”的号手。给孩子们灌输规则意识，法治意识，这算不算洗脑？

作为公民，您可以鄙薄和政治课相关的一切。但是，最近八年来，我们在一直向法治与善政迈进。中学政治课或许还是有进步的。政治课最大的问题是内容老变，1992年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在读高二。王莉老师在前面讲政治卷的答案，她是很有激情，但好多内容真是听不懂。国家对国有企业到底要咋整，当时就是很乱——要求那时候的我们能懂国企改革是完全不可能的。回头看，我也觉得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比1992年的的《十四大报告》写得好，《十九大报告》引经据典，包括《战国策》，好像还用了经典比喻句说明问题呢。

我们附中有两个楼：黄楼和白楼。

我喜欢黄楼，相对结实、古朴，冬天扫雪的铁锹磕在黄楼走廊的台阶上，那就是我记忆中的天籁。王莉老师的声音算不上是天籁，但她讲课总是那么底气十足。她的政治公开课就在黄楼二楼一间比较凉的大屋子里上；在那间大屋子里，我们听过赵海军老师的讲座《拿破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也是在那间大教室里，我下定决心要和一种叫物理竞赛的活动划清界限。

王莉老师的课是不是讲民族问题？好像是的。我们国家“民族问题”的相关说法，现在用的还是格鲁吉亚著名人士——苏联领袖斯大林那个版本。我在那次公开课上举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民族争端，后面所谓外县听课的老师是一片哗然，啧啧称奇。哎，其实我那时候真是没细看地图，找也未必找得到亚美尼亚人非要要，而阿塞拜疆人又坚决不给的那块地方。再说，附中还是该有个明晰的自我定位，“真要培养人才”，就永远别满足于那些外县听课老师的掌声。

教政治课的王莉老师和侯杰老师都住在学校附近，可惜，毕业后再没相见。

我觉得，初高中政治课可以再精短些。精短，自然就耐听。

我自己的学生从教了。我提醒他们：刚上初高中讲台，一定要练好嘴皮子，别向那些高校里的老油条和网红学习。复旦教政治课的陈果已经露怯、倒台。

附中学记（四）

我们是活在历史中的。

我们上了高中以后，长春市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怪事。有八十多年历史的长春市老火车站被拆毁，是不是爆破已经记不清。若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这是90年代初家乡建设很大的败笔。据说，大约同一时期，德国人修的青岛火车站也被拆。拆除是为什么呢？和韩国炸掉总督府——清除殖民主义遗产——还不同。从建筑学的角度又解释不清。

我们去旧火车站搞过“社会实践”。随后，1909年修建的旧火车站就拆了，连历史的尘埃都没有留下。1994年初秋，我们从新火车站出发，奔向理想的或不理想的大学。

附中的历史教学团队相当强。年轻的赵海军老师担当世界史和中国近现代，年长的吴佳文老师担任中国古代史教学。吴老师个子很高，非常儒雅，可能就是文曲星派来协助我们学好历史课的人。赵老师略显黑瘦，嗓音与众不同，大概是为香烟所苦。体育不是他的强项，但赵老师在篮球场上敢打敢拼。这方面，我实在应该向他学习。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20岁以后会临时选一种叫作日本史的东西来学。现在想想，日本古代的小说和俳句还算有趣；近代史太不堪，国耻莫忘；至于那所谓的波澜壮阔的1868年明治维新已经彻底过时，爱读历史的年轻朋友也要慎重。

有一次，吴佳文老师病了，我们五班的几个同学去看他，他竟然在病床上提过一本叫《白鹿原》的书“很热”。我当时只是觉得老师说的这本书太奇怪：村里的二流子都参加革命了？我根本没听懂吴老师对这本书是褒还是贬，现在来看，所谓经验和学问都只能从小慢慢积累，急不得。好多年后，我才知道《白鹿原》是陕西作家陈忠实写的，哎，文化成就，陕西。我们吉林，那时候，连小品都干不过辽宁，何况是作家。

吴老师在课堂上提过88级的焦健校友，此校友尤为擅长背诵，且组织个背诵三人小团队，相互提携，相互诘问，让我们这些后辈尤为赞叹。我不擅长组建团队，背诵也是勉为其难。历史课本不押韵，且重点总是变。人到中年后，相信两点：历史确实不是科学，不然怎么会有教化功能？第二、中国的历史系与文学系，各行其道，不相互学习借鉴，是违背古训酿成的悲剧。当代社会，文化精品太少，孤芳自赏的知识分子太多，与“文史彻底分家”有密切关系。

最庆幸的是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历史小论文”一说，省去很多折腾。长春市历史太短，通常的说法是长春市始建于1800年，因此，我们也没有所谓历史类社会实践。只是去有历史名头的“劝农山乡”掰了苞米，那是高二学习生活以外的重头戏，听说双阳六中的同龄人为了这件事要把宿舍让给我们好久，我们当时少不更事，自然不知道城乡差别衍生出的辛酸和苦难。

历史，背了也就背了，忘了也就忘了。难忘的是赵和吴两位老师的绝好搭配，推着、送着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孩子往前走。没背的就别背了，2020年的高考都结束了，你的历史课本早已被丢在历史的尘埃中。

长大以后，我看见很多爱读历史的孩子。而我当年不是，庆幸不是。大爱必甚费，那届同窗似乎也没有谁被大学的历史系入取，历史这门学问太昂贵。不像中文，有笔就写。没笔先打腹稿。

我的历史课肯定是合格了。2000年前后，我突然有写点“可读性很强的历史”的想法，被很多教授痛批了一顿。在他们眼里，于丹不一定是白痴，但易中天肯定是败类。新历史既然写不出，听老歌总可以吧。中学时代仅有的几盘光碟都已不见，长期保留的只有《红楼梦》十二首插曲，我拿出来复习，那个作曲家王扶林也是东师附中毕业的。

附中学记（五）

说起才艺，T同学给我印象最深。

那是高中的第一个秋天，某个周五下午，全学年各班搞了一个班会不像班会，联欢又不像联欢的活动，肯定不是军训总结大会。年级主任王老师把T同学领到我们三班，表演了一首抗日歌曲。他的腔调实在有点怪，但世间万物有特色就可能强大，歌词是这样的：

一九三七年那——日本鬼子进了中原。日本鬼子放大炮，八路军就拉大栓。

我不敢吹嘘自己对各种“歌词”天生敏感。宋词我就学得不好，但是T同学的歌词和歌，我记了半辈子。尽管这段歌词一点文学含量没有，也缺少历史的厚重。

或许是因为学习太忙，才艺稍微露出一点，就让人印象深刻几十年。

白话（huo），老北京话叫侃大山，算不算才艺？B那时候是我的偶像，主要是因为他懂得“换个角度看雷锋”。此同学口才极佳，而且那时候还敢在班主任面前甩出一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恰同学少年，官话自然是不能连篇；但这句话从一个淘气的高一学生嘴里说出来，极具幽默感。那意思是无论如何要“组团”和外班对抗。我就没他这份幽默和机灵。

那时候美术、声乐班太少。我总觉得，大家把才艺都藏起来了。忙忙碌碌，早来不一定晚走，晚走的不一定是为了学习。歌曲，自然是要听的，Q喜欢李宗盛、陈淑桦之类，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他影响。罗大佑的歌词写得太好。《恋曲1980》和《亚细亚的孤儿》都是高中毕业以后才听到。罗大佑一介牙医，搞音乐和文学竟然有这般成就。可见人生还是别被所谓“专业”套住。高个子的M同学喜欢周华健。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周华健的有些歌是从日本翻唱的。我偶尔听听小提琴《梁祝》。

提起美术，遗憾，我从未看过高中同学的美术作品。物理、化学、生物都不考作图，历史甚至不用读图，中国语文也没太进入诗情画意的境界。我们生活中的美图太少，最难忘的还是孙鹤娟老师画的天体布局和史亮老师画的棱锥或圆柱，那是老师们的作品。同窗的美术作品，一定有，可能在抽屉里，也可能遗失在了校园的某个角落。大概有画画梦的人也把梦装在兜里了吧。三十年前，是有梦却不适合追梦的岁月。

黄楼，白楼。除去入口面向小街的大操场外，我们校园的空间并不大。树自然是不多，高考的喜报会很吸引人，但那不算一道风景。所以，我更愿意在曲折而又稍显古朴的黄楼楼道里徘徊。楼道里的橱窗是否有什么特色展示已经记不清了。一到冬天，门口就要挡上厚厚的棉门帘。扫雪的铁锹在响，有时在帘外，有时在帘内。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稍显枯燥的学习生活最美的伴奏。每个时代的附中肯定是在学生中挖掘了不少有音乐才艺的人，但乐队的合奏我从未有机会欣赏。至于合唱，主要是因为“合”而辛苦。排演的时候，文艺委员头疼，体育委员跟着忙活，大家也是各尽所能，滥竽充数的，急功冒进的，跟不上趟的大有人在。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热情，不一定唱得出来。笑容，留在某个同学的记忆里了。青春去哪了呢？我们的青春并未碎在地上。我们的青春被高考和高考之后的岁月消磨掉了。

不成功的排演或许是成功的放松，毕竟，练合唱的时候还没有人背题目。三十年前，岁月静好，一切正常。

书声琅琅，歌声飞扬。

这是《附中校歌》的开头，新时代要不要再写一首？四字句朗朗上口，着实让人喜欢。书声琅琅，一般也都是英文。大声读语文课文的实在太少了。数理化大于英语大于语文，好像是中国任何一所中学的铁律。

附中学记（六）

让我们把摄像头再对准大约三十年前的附中白楼。

一群少年在劳动，其中有你，有我，自然也少不了她。北方的楼道是有暖气片，可那次是擦玻璃，在五楼，高难啊。因为我讨厌法拉第，更不喜欢麦克斯韦，所以就违背家父的意愿，混到了他看不上的文科班。那段时间，我和x还有j在一起。他俩可能是看重我会背题，尤其是j。我看重什么？我觉得x很机灵。

劳动分小组，谁爬高上窗台我忘了。反正我确实有点胆小。x总是殷勤地给一位女同学换盆里的脏水，他暗恋对方的事情我是从j那里听说的。x这人对我影响不小，我第一次听人全文背诵李白《将进酒》就是从他那里，而且是在有历史老师来实习的课上。老师提问我，我不会，最终是x用中等音量、中等稍快的语速救了实习老师的场子。说到这，可能是我当年为了考附中就收起了文学梦，收起了学诗歌的心。所以，高二还不会背诵《将进酒》是正常的，算是一种辩解吧。

参加工作以后，我也曾频频赴宴，赴的不是琼林宴，但喝得发飘的时候偶尔会背几句《将进酒》：“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有时候，我把岑夫子和丹丘生换成酒友的名字，以表明自己清醒。年轻的我并未意识到这一套招人烦。

那次历史课后，我总是高看x一眼。就因为他会背《将进酒》。

我们多数人都去过双阳县劝农山乡劳动实践：黄色的秋苞米，白色的线手套，我穿的好像是绿上衣。最后要开总结大会。都挺好，那时候没人摆拍，主要是没有手机。劳动实践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发现农村真穷，至少我看见了什么叫穷。有一户人家就剩下父子俩，儿子已经四十九岁了，还独身一人。这让我觉得语文书上描写当代农村的课文有点假。很多同学都觉得帮这户人家干活最有意义。

双阳六中的同龄人要回宿舍正常读书，我们这些雀占鸠巢的家伙，干了四五天所谓的农活得滚回城里。临行时，不知是谁称那位四十九岁的农民为“大哥”，这个称呼包含着几分不舍。然后，我们就回学校背题了，背着、背着，就高考了。

1994年夏天，我和x，j又去了一次劝农山乡，就为了看看那最穷的农家。昔日四十九岁的农民大哥已经年过半百，他给我们几个做的菜里有带鱼。淳朴并没有成为生活的助力，他很快就死于肝癌。终生无妻无儿。

我们从长春市的新火车站各奔东西了，我再也没看见x，j。我还是觉得，x比j要机灵些。白楼的楼道没有那种悠远的感觉。x愿意给那个女同学换水；而高个子的M还有K总是笑嘻嘻地靠在暖气片上，等着和宽容他们的老师对话。我走路至今也是又快又急，当然没时间搭理他们，但是轻松地回忆高中生活并不会浪费太多时间。我们都在向前看。李白说了：千金散尽还复来，保重身体，合法经营。

附中学记（七）

我们那时候见过不少外宾。

高一秋天的一个周末，我们去人民广场附近的一个礼堂。是欢迎外宾。主席台上的人大概有四个，其一是教我们英语的贺丽老师。英语自然是听不懂，汉语讲什么也没听。或在下面耳语，或者呆看主席台，不知谁说了句：“贺老师穿得很漂亮。”外事场合，担当翻译，自然是不输2010年以后各类外交场合的网红。贺老师本科是84级，比有的女老师还略长几岁。到底怎么漂亮，主席台有点远。风华正茂，配上初秋的正装，大家去回想好了。因为开学不久，还没有太多学习压力，没人为了英语单词而发愁。不过，贺老师平时还是太过严肃。

外事活动主要是欢迎友好协定校。还有一次来的是美国sweat water高中，一场篮球对抗赛。多数人只能当观众，这类场合一般是“淬砺教育”的倡导者王少然老师主持，他嗓音很好。漂亮的贺老师没出席，同学中有一哥们儿注意到对方的校名：到底是应该翻译成斯威特沃特高中呢？还是应该意译成“甜水高中”呢？我觉得他也真“前卫”。40岁以后，我开始翻译日本诗歌成中文，已经小有所成。这位同学s是平生第一个让我注意到意译和直译差别的人。

美国学生见自国国旗而不肃立，还是令我们有点吃惊。于是有在几个人中间掀起了小小的关于爱国主义的争论。

另一次则是在课间操以后，欢迎俄罗斯的友好协定校的领导，x同学说：“说俄语简直是猪叫”。那么大一个操场，好多人借机和女生聊天呢。

许多年以后，我开始学习俄语。据说丰子恺51岁开始学外语，我才45岁。我喜欢俄国文学，在有生之年还是会点俄语比较好。日本俳句、童谣的妙处，大家可以去看我出版的几部小书。但是，日语不过是外语的一种，不值得年轻朋友投入太多精力。

美国曾经年轻过，英国却是一直很古朴。《大人国小人国游记》（《格列佛游记》）是好的，可惜课文竟然删除了；我们的课文里有英国作家狄更斯《双城记》，也许是因为中国一直同情和赞赏法国革命。《双城记》我演过，是“北京——天津”的双城记。高中毕业后的第四年，觉得首善之区不适合我，就撤退，最终是越退越远，回到家乡。算不算一次不小的以退为进呢？

我不喜欢背外语不是因为现在提倡的“文化自信”。小时候确实看到姐姐的同学经常晨读，除了佩服之外又能怎样呢？我自学外语可能是为了模仿丰子恺，日语、俄语都是如此。因为不喜欢背语法，语感又差，自然就让高二以后的班主任贺丽老师很上火。她要求我寒假作单项选择多少道，有问题去她家直接问。最可怕的是写英语作文。汉语作文都吃力，英文作文怎么说呢？贺老师太过严厉，有时候找我谈话，说我现在比谁谁谁强了，超过了。超过了又能怎样呢，反正大家都是为了高考。当时没意识到，人生没必要必须超过谁。反正老师说好的事，一般都不会太坏。接下来，贺老师就问班里最近有谁在谈“男女朋友”。我也实在是无可奉告，主要是公开的还有隐藏的那几对都被弄得很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在学的时候，贺老师对我期望太大。我也是不成气候，高考也就别提，毕业后长期默默无闻。在学的时候不感恩，请教问题好像也是敷衍，还有何话讲。

贺老师确实漂亮。后来，年级多了一位教英文的男老师杨景云。杨景云对我们文科班来说就是一片云。想想从电业子弟中学（后并入104中学）到东师附中，教我英文的这些老师：徐莉、郝德百（男）、陆殿君、贺丽。还是女老师讲英文更好听，如果是特别不喜欢学英文，再遇上男老师就更不好办了。好多初中同学受我影响，特别厌恶郝德百，其实他是一位特别认真的先生，而且是家父住集体宿舍时期的室友。后来不幸肝癌去世。听说这个消息后，我懊悔不已。无关附中，不再赘述。

杨景云老师英文教得不错，而且还能处理赔偿金额在200元以下的小型斗殴和各种轻度的违规乱纪。这是许多女老师不擅长的工作。杨老师早就独当一面，担任附中国际部的主任。有一年在我就职的那栋旧楼里遇见他去听报告。短暂的相遇，不生疏，也不热烈。

不爱学外语，但是也学了。我是在模仿丰子恺呢。其实，《**学记》的写作，是因为看了何兆武先生写的一本《上学记》。《附中学记》可能是《**学记》的最后一类了。不是秀记忆力，不是秀文采，如果再不写，可能就没心情写，甚至没体力写了。有些篇章的写作是以自己为中心，可能会忽视同学们的感受。感觉自己昨天11点在平阳老家的破旧的写字台边上睡着了，年轻的母亲来叫我，是的，她也太辛苦。高三的饭盒，我就是吃了又吃。我也太不称她的意。

人不必和英语为敌，但也别和某国文学谈恋爱般亲密。五洲四海，桃李芬芳。五洲四海，有我文学的梦想。

附中学记（八）

1991年1月，台湾作家三毛离世；8月，叶利钦成了俄罗斯政治的最大赢家。那时候，海峡对岸的李登辉还在整天高喊“反台独”。世界太乱，我们看不懂三毛，不懂政治家的谎言。其实，我们也说不清，那年中考的小赢到底意味着什么。反正大家从长春，甚至通化和农安，来到东师附中了。从通化和农安来的同学住过的宿舍，我一次也没参观过。他们吃过饭的食堂肯定比双阳六中同龄人的餐厅要好。

回想起军训时那个吃饭的圆桌子，有点破啊。坐在一桌的有于亮、李盛和张旭，于亮戴着一副眼镜，李盛是圆脸。张旭没啥特点，没特点就是最大的特点。我天生没有一张自来熟的嘴，跟着大家走正步，喊口号，吃菜。

军训的地方就在长春市中心稍微偏一点，那时候却感觉好远好远。军训数日后，年级下通知：快要检阅了，需要一首诗——一首男同学写的诗。我听了很兴奋，因为我是男同学，属于可以投稿扬名的人。那时候，我连什么是“沙场秋点兵”都不知道，可是咱刚读“飒爽英姿五尺枪”啊。

稿子投出去了，如石沉南湖。

校服不好看，不是问题。因为没有人是为了穿校服而拼着要进附中的。军训的服装可能更不好看。“飒爽英姿”，口号震天，然后是迷茫的高一、忙碌的高二。

有梦是藏不住的。那个年月，高中部还有所谓的班级联欢会，新年了，需要对联。对联乃是家父的强项，我是说他会写毛笔字。我的字难看，但语文考试用不上的东西我也会不少，信口来了两句：

上联：读书苦，苦读书，苦中有乐，喜迎元旦。

下联：学习忙，忙学习，忙里偷闲，欢度新年。

上下联的前六个字是典型的回环修辞。终于被采用了，被一个非著名书法家抄了一遍，贴在班级门口。不过，那种光荣感随着小联欢会女主持人的两句对联介绍转瞬即逝，接下来各式腔调的演唱掩饰不了期末考试的焦虑。在高一寒假，我曾经借过周玉敏一本托尔斯泰的《复活》，没看进去。那个假期暖吞吞的，生病的姐姐第三次高考复读，爸爸生硬地命令她看看我在附中的数学卷子。我傻傻地，实在不知道这一切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高二的寒假太冷，姐姐不再复习了，她的文学梦和其他梦一步步走向破碎。我在期末考试以后那几天却只知道傻傻地高兴。

我记着高中有一次语文考试作文题目是《考场》。我写得一塌糊涂。理解不了命题教师的原意，他希望同学们最好拔高，认识到“人生处处是考场”。人生处处是考场，这个道理我是35岁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当年语文分排在别人后面实在是正常。姐姐在考场上失败了，我就是成功者吗？我们最大的辉煌难道就是“高考考场”？许多年以后，有位老同学给我打电话，好久不见，我惊喜万分，非常感谢他想着我。结果，对方拐弯抹角地说想让我帮他家孩子回答高中国学竞赛的题，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失望，却再也没有那少年时的轻狂。

我在给听众讲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时候，把这部书的主题概括为：由考试引发的中国式的悲喜剧。要是没有高中那段历练，没有高考后那段迷茫，没有职场上的各种碰壁，没有在学术界武林大会上的好勇斗狠，我可能也不会对《儒林外史》有特别独到的见解。别说我装深沉，最近揭露出的几个冒名顶替上大学的家伙，就出在山东孔孟之乡，而且都是二十多年前的聪明操作吧？

附中的图书馆对高中生来说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对初中生可能利用率也不高。所以，馆里有何资源不太清楚。B后来如愿以偿，去了距离北京图书馆比较近的一所大学。我也走上了重文轻理的不归路，熬过了漫长的羡慕老同学的日子，终于看到了文科的曙光。

附中学记（九）

少年不识愁滋味，赋了新词无处投。

投稿的投。

贺丽老师曾经当着同学的面“表扬”我：“钟放（一年四季）根本就没换过几件衣服。”

当时，我总是穿着“电力”的工作服上学。同学家长有长影的，一汽的，当然有不少东师的。电力工作服还是挺漂亮的。1995年夏，我已经离开长春，穿着带有“工商银行”标志的背心走遍了安徽省中部的好多地方。所谓人靠衣服马靠鞍，其实这么穿也有点丢人。我是故意装作不懂这个道理。高中的时候，双亲也忙，他们的烦心事也多。

贺老师这个评价我是该暖心呢，还是该自豪呢，实在说不清。回想起来，在老师中，贺丽算是了解我的。而我并不了解贺老师，我记得她说自己是满族多尔衮旁系，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有一次，我在旧书摊上“捡回了”90年代高一的《化学》书，绿皮的。我翻译的诗歌里有“盐田”，中国现在的盐田又是啥样？中国还有盐田吗？这本《化学》书的前几张彩图里有盐田，不过模糊不清了。我化学学得不好，金元兄所在那个公司好像是处理水的，和盐田没有关系。

《物理》书早就跑到爪哇国去了，也不可复制。

苗琦老师是磐石县人，年轻的时候非常秀气，担任我们三班的物理课。对事不对人，对学科不对老师。有年级的物理学精英说苗老师根本讲不明白课，我觉得有失公允。请允许我用“物理学精英”这个词，因为我天生讨厌“尖子”这个词。有尖子，难道还有物理学“钝子”不成？迟钝的钝，我就很钝。

我不相信物理，主要原因是：物理学整天不计空气阻力，不计容器厚度，假定小球质量为0，为了设计一道题，然后让学生做对，就忽略掉那些在生活中、在科学实验中无处不在的东西。这一套能够滋养出科学家？缺少实践，缺少摸索，缺少热情，一切都是白扯。

物理学不如文学实际，文学虽然不能当饭吃，夏天在生命广场的长椅上晒太阳，小说除了读，还能挡脸。物理能做什么？当然，灯坏了要修。

风、尘、日、月、喜、怒、哀、乐，尽在文学之中。文学并不缥缈，文学也是一种消费。文学不累，纸笔不贵。一套电子积木（电学实验元件），怎么也得250元吧？

我不相信物理，但是相信苗琦。苗琦老师说：“衡量一个人是否聪明首先看他物理学得怎么样。”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子。完了，自己被从“聪明人”的队伍中开除了。其实，我想多了。卖什么吆喝什么。每个物理老师差不多课前都这么讲。人何必聪明，人只要“不耍小聪明”就行了。许多年以后，长春市某些物理老师开始嚣张到直接在课堂上公开抢白语文，他们对学生说：“你们现在啊，整天不做题，就知道看书（看语文老师规定的必读书目）。”真是世风日下，今非昔比。

苗琦的教学特色是课前考察小卷。我们104中学初中的化学老师刘德山是课前考分子式和方程式，从第一次课到最后一课，永恒不变。苗老师的课前小卷内容还比较简单，我主要奇怪，为什么那个斜面总是30度，物理学真是不可信。同桌有些题貌似不会，我就写好放在她能看见的地方，但是不能故意作出让人抄的姿态。维护面子，坚持原则。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斜面的度数变了，或者斜面上放的东西由一个变成两个，我也做不出来。

我们104中学的化学分是不错的，和刘德山老师长期的课前考察有关。苗老师的教学业绩呢，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后来斜面、圆周啥的一起上，我就彻底投降了。文科一入深似海，从此苗琦是路人。主要是物理学不懂，尴尬；老师也忙，全学年二百多人。别说苗老师，2006年，我在五马路医院门口一眼就认出了近三十年没见的小学语文老师刘淑华。我煞有介事地给她买了个西瓜，送到她家的楼道口。我后悔没再专门去她家一趟。刘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不知她现在是否还安康。

物理我学不懂，启蒙就算了。有一次，苗老师在办公室嘲笑侯杰老师教的政治学科有点假。侯杰老师是在理论上反驳，还是用“武力”反击，我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