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7日，当代社会语言学领域的领军学者，荷兰蒂尔堡大学巴比伦研究中心主任Jan Blommaert教授因病去世。当我从恩师高一虹教授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由得一丝酸楚涌上心头，泪水模糊了双眼，思绪回到了10几年前。

    第一次见到Jan，是2008年底，当时他在北京进行学术访问，应邀做客北大外院的语言学沙龙。在北大化北楼120教室，Jan对他的移动中的社会语言学、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等理论侃侃而谈。这次讲座让我认识了这位高个子、大胡子、爱抽雪茄烟的学术大师，也让我对社会语言学有了新的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需要更多考虑移动中的人、变化中的社会带来的新的变化。

    2010年我作为学会的秘书，协助导师高一虹教授（时任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参与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工作，负责联系外籍专家等工作，和Jan有了较多的交流。

2010年7月第七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右起：Jan Blommaert、高一虹、董洁、刘宏刚）

    2011年是我和Jan学术交流较多的一年，也是我博士论文进展最关键的一年。我的博士研究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家长在孩子英语学习上的投资与孩子英语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社会阶层研究方面的内容，而Jan正好是这方面的专家。在导师高一虹教授的支持和力荐下，我申请到了去Jan所在的巴比伦研究中心做短期访学的机会。访学申请阶段，在申请签证时间紧张的情况下，Jan在短时间内发来了邀请函，这使我的申根签证顺利获签。Jan所在的中心还给了我500欧元的访学资助金。在赴荷兰访学前，Jan在北京参加16届AILA会议的间歇，特意抽时间和我讨论了访学计划。我清楚地记得，8月23日那个艳阳高照的午后，在会场外的树荫下，我给他简单介绍了我的研究和访学计划，他一边听一边在他那个32开的黑皮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在我说完后，他翻到了笔记本的新一页，然后认真地对我说：“宏刚，下面我们梳理一下你未来3个月的计划吧。我觉得你可以写一篇高水平的英文论文，在访学结束的时候投出去。你还可以根据论文写作进度给中心和系里的师生做1-2次汇报。另外我还建议你参加1-2次读书会。你的研究挺有意思，家长在孩子成长的时候是不断搭建梯子的，但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资本获取的途径等不是你说的那样简单。布迪厄研究的法国社会阶层、资本和中国的不一样，所以你可能在看数据的时候还得多加注意”。他一边说一边画出一个梯子，在梯子的不同位置画出几个节点，然后打上小叉号，表示家长给孩子投入后，孩子一步步向上走所到达的一个个新的高度，他还在梯子周围画了好几个圈圈，代表不同的阶层。当时天很热，说话间，汗水滴在了笔记本上，他都没顾得上擦一下汗。直到说完才拿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还风趣地说：“北京比荷兰热，你到荷兰的时候会很凉快，做好准备吧！”。这次短暂的交流，让我感受了学术大家的学术严谨，体验到了一位长者对后辈的关爱！

    2011年9月11—12月5日，我如期在Jan的蒂尔堡大学巴比伦研究中心进行了三个月的访学。Jan挤出时间全程参加了我的两次研究进展汇报。虽然我博士研究中的学习动机部分不是Jan的研究领域，但是他总能以一个学者的智慧启发我从社会视角考虑动机背后的深层原因。每一次汇报，Jan都认真的在那个黑皮笔记本上认真记录，并提出建议，而且对我有时不是很“礼貌”的临时邀请研讨论文，他也都欣然应允。记得2011年10月4日，我第一次汇报以后，有些新的想法想和Jan讨论，在没有提前和他预约的情况下，我提出想请他一起喝个咖啡，汇报一下，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在短短的20分钟咖啡时间里，Jan用了10多分钟进行了反馈。他先对我的研究做了肯定，最后他说：“宏刚，你的论文用的是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涉及到了资本等概念。但我觉得你还应该考虑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惯习。虽然我不知道最后你的研究最后的结果会做成什么样，但是动机和惯习我感觉有一定的关系。” 他的这番话对我后面基于研究数据提出的“动机是一种惯习”的论断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像这样的喝咖啡、共进午餐研讨论文的情况在这三个月期间就有6次之多。在我访学结束回国后，也和他不定期地汇报研究进展，在我博士论文答辩后，我收到了他从荷兰发来的祝福！

2011年10月4日 第一次论文进度汇报，图片右侧穿黄色外套的是Jan

    在访学期间Jan和系主任Sjaak为我安排了办公室（多数时间20多平米的大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这使我能够专心投入论文的写作中。访学中段，装有我生活费的钱包被偷，这让我的访学旅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当Jan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将访学结束后才可以领到的访学资助金提前划拨给我，给我解了燃眉之急。他还亲自帮我起草了荷兰语的报案文书，这都让我非常感动!在访学结束前（2011年12月5日晚上），我做了最后一次汇报，回顾了访学收获，也最后一次近距离聆听了Jan对我论文的建议和满满的期待。出乎我意料的是，汇报结束后，Jan和Sjaak教授在会议室还为我举办了小型送别酒会，举杯间让我再次感受到了作为学术大家对我的关爱！

 回国后，我和Jan也一直保持邮件联系。最近一次面对面地见他是2015年参加香港大学举办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期间，但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会面！

    Jan离开了，但他作为长者对我的关爱和提点，永远留在我的心间！

    愿Jan安息！

（此张图片由高一虹教授2010年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