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与某君“转专业”——东师新学期第N课

钟放   4月13日

在讲日俄战争的时候，又提起了鲁迅在《藤野先生》和《<呐喊>自序》里写的“幻灯事件”：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看到战争期间麻木的中国人，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现在想想，鲁迅本来不是选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吗？医学是实际的，热门的，挣钱没问题的专业，真是不知道珍惜。连《儒林外史》里的“真儒”虞博士在和文坛豪杰杜少卿分别的时候都说：“现今小儿子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当然是中医），可以糊口”。

学医多好哇。至于文章，能“改变他们的精神”是有前提的，受众必须是肯阅读、具备高水平文化知识的受众，作者必须是高水平的作者，怎么想都觉得概率太小。本文当然不是要否定鲁迅。只是想说：如果真觉得该改专业，策略点吧。专业，也是围城，难以突破，也得突破，是突破限制，不是要彻底否定那个被自己选择的专业。

读书，教书之余，最好能做更多的贡献才好。三百多年前的吴敬梓先生（1701—1754）都意识到这点了，他选择写小说。好像他没有“坐馆”办班教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课时费太少。苦哇，就剩下典当、卖和朋友的接济。

第二个问题是“传闻进课堂”。教师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能随意讲一些“传闻”，王家骅先生那时候给我们讲史学理论的时候，说到“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总是采访目击者”。目击者不好采访，尽信书又不如无书。那对教师这个职业岂不是要求太高了？对，说话总是要有依据的。可惜，蒋当局为1974年通过台湾海峡的新中国海军开灯，新罗使节和日本遣唐使争夺在大唐朝廷上的座次，这类传闻在高端课堂上被讲了很久。讲授者不知道这是传闻，知道了这是传闻以后，也没有时间去备新课。只能继续讲这些传闻。

中国大学政治系（含国际政治系）的“参考书目”，一般都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几十本，上百本，好像不这样，就不叫政治系，更不能叫国际政治系。中间当然要有《共产党宣言》——欧美大学也读这本书。到结尾大概是“治国理政”系列。这个模式，可能是照大家公认的好大学比如“复旦”或者“人大”抄的，抄了不照着做有什么用呢？我每每想让学生快点有收获，于是就设计“政治小说在政治课教学中的作用”，以后还要单独写一写政治小说这个问题，再扩展一点，就是独特的国际政治学“教法”。每个人都硬着头皮啃“柏拉图的《理想国》”太不现实。

“协商式民主”的好处已经显现出来了，教育部最近动作频频，针对的全是家长们最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