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要做一个读书人”

——以金恩晖的图书馆职业生涯为中心（二）

姚小燕（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3金恩晖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其思想启迪

金恩晖先生刻苦好学、孜孜不倦，数十年来工作兢兢业业、不畏艰难，治学严谨认真、成果卓著。无论是专业内的学科理论探讨、基础实践工作，抑或是专业外的方志研学、文史评论、张学良研究等，他都广泛涉猎，有着颇多学术建树和独到见解，是新一代青年学者为人为学、择业立世的学术楷模。

3.1学术贡献

金恩晖先生求学于北京大学，在授业恩师王重民、刘国钧等先生的引导下，逐渐明确了研究方向，并开始了专业而深入的学术之路。总结而言，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开展、图书馆学函授教育的普及以及地方志研究三个领域。

3.1.1 图书馆学研究

作为图书馆学科班生，金恩晖先生长期坚守在图书馆学研究阵地，深耕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其与周文骏先生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卷》执笔撰写的“图书馆学”特长词条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图书馆学由前科学状态向常态科学过渡的标志。[3]恩晖先生也因此成为对新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之一。[4]此外，他在担任《图书馆学研究》主编期间，还刊载其与彭修义先生等人就“知识学”、“图书馆学理论发展方向”等问题的讨论要义，以引导学界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加以重视。在金先生的领导下，《图书馆学研究》也每每成为图书馆学理论争鸣的先导。

金先生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贡献还体现在专著的编撰出版中。作为《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丛书之一的《图书馆学引论》，便是其集结一众学术根底深厚的******学者或具有学术潜力的中青年学者所合力撰写的。该书是避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沦为图书馆业务环节累加概括的一次有效尝试。在出版25年后，其被作为图书馆学概论方面的著作而收入《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此外，金先生也曾参与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倡议、组织的文献检索专著的编写工作，主编有6部信息检索类教材，拓宽了信息时代下，传统图书馆经验之上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金先生在担任吉林省图书馆研究辅导部主任时，曾发动本省近900名馆员，利用半年的时间对8538名读者进行了一次大面积的问卷调查，由此形成了《对图书馆8538名读者的调查与分析》（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3年出版）一书。此举是一次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运用于读者调查工作的有效尝试，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学社会调查研究的普及。

3.1.2 图书馆学教育

函授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更快培养专业化人才的教育形式。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开展函授教育，是提升图书馆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金恩晖先生在其任职吉林省图书馆期间，推动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原图书馆学情报学系）长春函授站的恢复和吉林省图书馆函授学校的创立，为吉林省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如今他们都作为精英骨干服务于吉林省各图书馆中。

主办函授教育期间，“金先生一面为函授生和其他大学的学生授课，一面主编教材，撰写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人才培养方面的文章；学生毕业后，他又鼓励、指导他们继续学习和研究，甚至与学生合作，共同写文章、编书籍。”[5]由其担任主编，集聚全国各地图书馆学专家、学者所撰写的《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系列丛书是当时图书馆员和函授学员的重要学习教材。该书体系合理、内容新颖，曾在1983年被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指定其为本专业职称考试的参考书之一，并于1988年获得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成果著作奖，是当时国内许多基层图书馆的同志作为业务自学、岗位成才的用书。[2]45此后，该书修订版《中国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还立足于中国国情，广泛吸取了我国及国外近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等领域的新理论、新经验和新技术，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做了进一步探索。

3.1.3 地方志研究

“志者记也”。地方志作为记录一地之自然风貌、人文景观的重要典籍资料，是我国历史文献中独具人文、地理价值的一类重要文献。地方志研究是金恩晖先生在图书馆学研究之外，用力颇深的一个研究领域。对于恩晖先生的地方志成就，来新夏先生（1923-2014年）曾给予过客观、中肯的评价：“恩晖之治地方志自个案入手……进而对地方志领域进行宏观性研究，……后在宏观简论之中，益知基础工作之重要，遂转向目录提要之编纂，肇端于吉林一省，复遍及于全国。体大思精，嘉惠学林，其功至伟。”[6]

金先生早期的地方志研究主要集中于吉林省及东北地区。其在参加馆藏方志的整理工作时，以近3年的时间将馆藏2000多种方志全部著录、上架, 编定了《吉林省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同时还以金毓黻先生（1887-1962年）编撰的《长春县志》为基础，初步理清了吉林省方志发展的来龙去脉，撰成《吉林省地方志考略》一文。[7]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金先生对稀有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稿本的发现与整理。他与梁志忠先生合作，所完成的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标点和校释，不仅填补了打牲乌拉研究领域的诸多历史空白，而且纠正了过去有关打牲乌拉研究中存在的错误，也纠正了日、俄个别学者歪曲历史事实的杜撰，受到海内外各方学者的一致肯定。此外，由其组织东北三省图书馆数十位工作人员所汇编的《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亦填补了东北地区边疆史料的空白，廓清了东北方志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金先生还力挑重担，在1981年组织全国各地的文献学家、地方志专家编辑了“中国地方志论丛”，包含《中国地方志总论》《中国地方志分论》和《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汇辑》三册。其后，又在此基础上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对我国现存8000多种、11万余卷的地方志遗产进行了一次整体性、有序性的考评，为地方志资源共享开拓了更广阔的道路。[8]此外，他还协同胡述兆教授一同编撰了近600万字的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该著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博士视为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又一部大部头的提要性工具书，并称这部《提要》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而言，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功德与盛举。”[9]

3.2 思想启迪

金恩晖先生作为图书馆学、目录学、方志学等领域的学问大家，其一路走来的研学成果无不彰显着他勤勉为学、刻苦奋进的治学历程与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学术品质。可以说金先生的研学成长带有鲜明的个性与特色，概括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点。

3.2.1 近水楼台创造了其研读之便

金恩晖先生自1961年进入吉林省图书馆以来，一直从事图书馆实务工作。他初入职便被派往吉林省部分市、县进行业务辅导工作，而后被抽调入“旧平装书整理组”，为旧书匹配复本，并分编整理和突击采购。在做配复本工作时，金先生一头扎进书籍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每天都用一半的时间一目十行地去翻阅一切名著的内容。[1]79完成旧书整理工作后，金先生被调入社会科学参考部为读者提供参考咨询服务，后出于对方志学的热爱，他又主动请求调入古籍组整理方志。也正是在参与馆藏方志的整理工作中，金先生进一步理清了吉林省方志发展的来龙去脉，还发现了馆藏珍贵孤本《打牲乌拉志典全书》。

因此，金先生作为一名图书馆员，其数十年来的学术思考与探索均与图书馆有着密切的联系。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是其读书治学的基础，在图书馆所从事的实务工作又是推动其深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抓手。正如唐西民馆长所言：“每一个图书馆员都应当尽其水平所及，多读些书，多了解各种图书的内容，这应该是一个图书馆员的基本功。”金先生正是以图书馆员的身份，充分发挥着近水楼台的资源便利，而开展了一系列的研学活动。

3.2.2乡梓情结促进了其方志之学

乡梓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稳定的文化形态，是本地区人民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特殊的地域生活里的展现。[1]208金恩晖先生对地方志研究的热爱，源于其与生俱来的乡情。《诗·小雅·小弁》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金先生小时候便多次翻读祖母旧藏《金氏族谱》的序言，对金家祖先来历及其脉络已有初步了解。而后入学北大，蒙王重民教授亲炙，进一步明白了“如欲追寻民族之根，或对先人在某一地方上某段历史发展的脉络，有深入一些的了解，应当从有关方志的记载中入手。”于是研学方志便成为金先生乡梓情结的一种寄托。

方志之学是金先生在图书馆学之外，长期坚持且不曾间断过的一个研学方向。其曾言“在我迄今为止的读书治学与写作生涯中，对方志之学十分偏爱，可谓情有独钟，尤其是对我的家乡吉林的史志兴趣始终未减。”即便是“十年浩劫”期间，金先生也始终不懈怠对地方志的研究，坚持每夜在斗室孤灯下通读《东北通史》《宋辽金史》《渤海国志长编》等史书。“文革”结束后，又开始在繁杂的业务工作之余，继续耕耘着方志学这片待垦的沃土。汇集金先生历年来地方志研究的论文选集《寻根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便是其“寻根情结”“乡梓情结”的有力见证。

3.2.3良师益友引领了其治学之路

金先生在入学期间，尽管因社会环境、政治风波的影响，未有机会接受系统化的学习，但在其长期的治学历程中，却遇到了诸多引领其前行的前辈和一同并肩作战的朋辈。在北大就读期间，就有王重民、刘国钧、周文骏等先生传授其图书馆学、地方志学等专业知识，而后又遇张松如先生（1910-1998年，笔名：公木）指导其美学、诗学、文艺学等。工作后又有栗又文（1901-1984年）、宋振庭、唐西民等奖掖后学、提携晚进的领导给予其关怀和帮助。此外，还有在图书馆学、地方志等研究领域互相帮助、共襄盛举的北大同窗，工作同僚等，以及在研学过程中如春风细雨般滋润其成长的海内外学界榜样，如来新夏教授、杨殿珣先生（1910-1997年）、杨威理先生、胡述兆教授、卢荷生教授、福森教授等。

金先生是不幸的，整个大学教育阶段都处在思想封闭、思维保守的环境之下，未有机会接受欧美的先进思想，也未能对中华传统文化予以继承和发扬。但金先生又是幸运的。其研学路上所遇到的这些前辈与同伴，或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或为年富力强的青年后学。他们博学广识、锐意进取，是和金先生有着同样学术信仰的一群人。正如金先生所言：“我在参加图书馆工作后，在自己做人和工作实践的道路上，在读书治学的诸多方面，不同时期都幸运地遇到过一些肯无私地帮助我、教育我的良师益友。他们品德高尚、学识丰厚，时时刻刻在热情地支持我、潜移默化地影响我”。[1]218可以说，这些良师益友是金先生治学之路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

3.2.4博采众长拓宽了其研学之域

金恩晖先生立足于图书馆学、方志学，并旁涉文学、美学、艺术学、历史学、教育学、哲学等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来源于其博才众长，善于汲取多元文化的学术品格。他在刻苦钻研图书馆学、地方志学等专业研究著述之余，广泛阅读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典籍，以及海外名家如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他还在“文革”期间，从源头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和思想方法进行了系统学习，以期对文学、美学、图书馆学等理论研究有较大突破。

如金先生所提出的“图书馆工作者要重视书评、也要动手写书评；图书馆工作者要善于利用书评，也要将本馆办成一个书评阵地”[2]402，“欢迎专家、学者、古籍研究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对中国古籍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价值等有分歧的学术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以便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遗产的总结工作在更广阔的视野上展开和深入下去”[2]411等创见正是其充分吸收多元学术营养的结果。因而可以说，金先生的图书馆学研究是多学科交叉的融合式研究，其能跳出图书馆学固有的研究窠臼，并自觉运用“图书馆学”一般研究方法对其他领域加以拓展和深入，可谓图书馆学界不可多得的“学问杂家”。

4结束语

读罢《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仿佛与金先生一同领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发展历程。《文集》中，无论是其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探索，还是对图书馆学函授教育与刊物编辑的体会，抑或是对图书馆学人的人文品格评述与图书情报研究专著的书评推介等，无不真切地记录着金先生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专业而深刻的学术思考和其从事图书馆事业以来扎实而有力的前进步伐。

金先生曾说“一个人的本职工作是图书馆同利用图书馆的藏书为自己服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如果处理不好，动机和效果会适得其反。”[1]5因此他认为图书馆真正需要的是那种爱书、惜书、读书、懂书，甚至又能写书，即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能利用图书馆的文献挖掘出一些知识财富的人[1]11。可见金先生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学术理念，实现了图书馆本职工作与个人读书治学之间的平衡，学以致用，用以促学，进而成长为我国图书馆学界有爱好、有专长、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

参考文献

[1]金恩晖.书林五味[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2]金恩晖.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全二册[M].长春：长春出版社，2020.

[3]傅郎云.恩辉泽乡梓 治学遗后人[J].图书馆学研究,1999(05):3-5

[4]赵世良.是真名士自风流——关于金恩辉和他的新著《寻根集》[J].图书馆学刊,2000(02):62.

[5]梁邻德.执著、广博与才华的结晶——评《金恩辉图书馆学文选》[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5(04):49-50.

[6]来新夏.序言//金恩晖.寻根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7]金恩辉,刘永强.让中国地方志走向******——参与地方志整理、研究的亲身经历[J].中国地方志,2006(05):32-39.

[8]麦群忠.嘉惠学林,其功至伟——喜读金恩辉所著《寻根集》[J].图书馆界,2000(02):59-60.

[9]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M].台北: 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作者简介】

姚小燕，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图书文化史与中华典籍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