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站在新百年的新起点上，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义面临重大困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新发展阶段上，如何处理好执政党与资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无疑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本文指出，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成就，是在肯定资本与市场经济正面作用的基础上取得的，但也不能忽视资本与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新百年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历史性课题，包括三大命题：

（一）党如何才能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锻造坚实的阶级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二）如何才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国内与国际实践，锻造党的关键少数；（三）党如何才能在全球体系中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

为解决三大课题，作者通过“阶级论”“剩余论”“民主集中论”“双范畴论”与“全球化论”予以理论与实践建构。“阶级论”旨在重思党的阶级基础，通过人工再生的方式，锻造现代无产阶级。“剩余论”旨在描述人类历史的动力与结构，重点发掘“相对剩余价值论”的理论价值。“民主集中论”旨在描述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双范畴论”旨在实现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贯通。“全球化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扩展。五大论点中，“阶级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剩余论”是其动力，“民主集中论”是其运动方式，“双范畴论”是其区别于机械唯物论的关键，“全球化论”是其延伸，共同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脉。只有系统辩证地理解这一主脉，锻造现代无产阶级，锻造党的关键少数，同时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才能真正完成驾驭资本的历史性课题。而这一历史过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进程。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3期封面选题专栏“建党百年与理论创新”，原题为《驾驭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驾驭资本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林炎志 | 中共吉林省委原副书记

▍历史性大课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将我国的经济形态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在此过程中，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大为解放，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首创，它意味着理论方法与实践结构的创新。在我看来，“二元三层结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结构的形象表述。所谓“二元”，是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所谓“三层”，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资本在中间，劳动发挥基础性作用。其中，中国共产党与资本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引入了国际资本的力量，发挥多元主体的主动性与创造力，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与分配方式，由此也造成了社会主体与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不可否认，资本力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一，多种资本引入，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二，资本逻辑内生的以权利诉求为本位的主体性，进一步激发了各种经济法人单位与个体的发展动力，大大提高了微观层面的经济效率；其三，多元主体格局适应了人民群众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需求，进一步激发了不同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热情；其四，资本的逐利本质以一种带有相对负面效应的方式执行了“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历史任务。

资本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相应作用。市场经济机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其缘由在于：其一，市场经济具有 “规模不断扩张”的功能，充分交换的市场经济可以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与工业化时代生产力的社会性扩张趋势是相符的，而工业化生产力的社会性扩张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其二，市场经济及其导致的买方市场交易需要把顾客看成“上帝”，这与社会主义的为人民服务原则在现象层次是一致的（当然，在本质层次上是矛盾的）；其三，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与资本主体的多样性叠加，形成了优胜劣汰的自发竞争机制，这一竞争压力会传导为生产力的发展压力与科学创造的发展动力，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正是社会主义追求的重要目标。

在肯定资本与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资本与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负面作用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间具有尖锐的冲突性。基于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控制和消解资本和市场（特别是资本）的负面作用。市场经济本身并无属性，资本则具有鲜明的社会制度属性。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持续演变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对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面、遏制资本的消极面进行历史性与理论性的思考。这一发挥积极作用和遏制消极作用的过程，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过程，更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课题。 

▍驾驭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主脉的贯通

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命题。“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正是“驾驭资本”的重要内容，我们需要从系统性和理论性的层面探索与研究“驾驭资本”这一宏大课题。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驾驭资本”的课题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膀上，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练就了一身“变形金刚”般的本领，具有应对各种复杂情形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同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担纲者，可以兼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断发挥其积极作用，遏制其消极作用。

资本的负面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性的产物，对于自发性事物的驾驭，我们只能通过提高社会主体的自觉性水平来实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共存的情形下，它们之间会不断发生冲突，而驾驭冲突所需要的自觉性，就是要不断认识这种冲突的一般规律，并在冲突基础上进行能动的调适。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冲突与调适辩证统一且螺旋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冲突与调适是历史唯物主义运动的辩证法，它能够激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长期共存的历史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课题可以进一步推演为以下三大命题——

命题一：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锻造坚实的阶级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命题二：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产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国内与国际实践的党的关键少数；

命题三：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在全球体系中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

当今世界，人类的生产方式进入了非常不稳定的历史阶段。近十年来，金融危机、疫情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世界的影响远超以往，而且重大事件的发生规模与频率也在逐渐增加。在此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了坚强持久的生命力，与此同时，资本与市场的高度自发性使得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延展能力与派生能力也非常强劲。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打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障碍与壁垒，贯通历史唯物主义运动的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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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阶级基础——现代无产阶级

“阶级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只要中国共产党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不可能离开“阶级论”。从本质上讲，阶级现象与阶级话语在现代社会并未消失，而是被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主题暂时遮蔽。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第一命题就是重思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锻造现代无产阶级。

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理是“存在决定意识”，阶级现象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存在，现代多元意识形态都可以在社会中找到与它们相对应的阶级存在。现代多元阶级本身也并非是一些静态的、稳定的、固有的存在；而是一组运动，是一组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含有主观导向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组合。阶级运动首先的自发性的，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同时赋予了一部分现代高级阶级以自觉性。可以说，今天的阶级运动是现代高级阶级运动自觉性水平的竞赛。现代政治斗争与国际斗争，很大部分取决于执政党的阶级运动自觉性水平。在这个范畴当中，自觉性是主导，自发性是基础，自觉性发现、扬弃并主导自发性的能力就是自觉性水平。执政党对阶级运动的主导关系建立在自觉性对自发性的依靠、使用和控制上。

按照阶级运动的一般规律，我们可以将人类自发的阶级形态分为原生阶级和次生阶级。原生阶级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基于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多寡所产生的阶级，在封建时代以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为代表，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为代表。次生阶级则是在原生阶级之上产生的阶级亚类型，在封建时代，它以士绅阶级以及贵族阶级为代表；在资本主义时代，它以中产阶级以及买办资产阶级等为代表。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阶级运动的自觉性就是在阶级自发性的基础上，在原生阶级与次生阶级之外，再锻造人工再生阶级，以不断夯实统治阶级的基础。

在这里，人工再生阶级的原理并非臆想，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中国封建社会自隋唐以来之所以能够反复地、长期地保持“大一统”的政治与治理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取士制度与相应的财政制度造就并夯实了政治制度所需要的人工再生阶级（阶层）——士大夫阶级（阶层），以抗衡长期存在的世家大族统治。这一人工再生阶级沟通了原生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与次生阶级（士绅阶级）的联系，保证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可再生性。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在“二战”之后能够长期稳定、缓慢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吸取了两次大战与一次大萧条的经验教训，培养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国际化的人工再生阶级——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利用一系列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财政金融制度和军事力量，沟通了原生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与次生阶级（中产阶级）的联系，保证了政治制度的可再生性。

无产阶级政党也建立在无产阶级运动的自发性基础上，同时通过自觉性对自发性的依靠、使用与控制，提炼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与行动方案，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在“阶级论”语境中，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第一命题可以进一步推演为：中国共产党如何建立对现代阶级运动的主导关系，如何通过自觉性对自发性的主导，夯实党的阶级基础。然而，当今中国有没有现存的、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放眼世界，经过近两百年的演进，当下的劳动形式与阶级形式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巨大变化。我们可以判断，现存的各种社会制度下的国家中（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无产阶级。同时，基于阶级运动自觉性与自发性的关系原理，历史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这样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最早是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的原生工人阶级抽象出来的。现在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规律，在现代生产力的条件下正充分验证着它的真理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包括生活条件较差的蓝领阶级，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控制程度都非常深，这一影响甚至波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人阶级，他们很难天然地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所需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的原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并不一定会自发地、天然地拥护共产党，更不会自发地、天然地产生无产阶级政党所需要的无产阶级品质。而在原生阶级基础上衍生出的次生阶级——中产阶级，更不可能天然地产生无产阶级品质。面向未来，特别是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工业化4.0时代，以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为主要内容的三大差别不可能完全消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差别即需要交换，资本与市场还将在差别与交换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并持续发挥货币和金融的力量，这势必使得三大差别在一定范围内还将进一步激化。因此，这一历史事实需要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阶级运动自觉性与自发性原理，自觉地造就自己的人工再生阶级——现代无产阶级。

现代无产阶级的锻造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命题。它是我们贯彻历史唯物主义运动规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夯实阶级基础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们需遵循如下方略：

1. 必须按照共产党执政规律，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武装思想，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基本规律自觉地贯彻到实践当中；

2. 必须依靠原生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的劳动阶层，尤其在现代无产阶级的体系内应该包含必要的手工劳动和体力劳动环节；

3. 必须与现代工业生产力密切相关，尤其是对具有社会性与全局性的基础设施要有足够的认识；

4. 对人类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公理-定理体系要有自觉的遵守机制；

5. 依靠政权手段（尤其是财政）支持人工再生阶级机制（锻造现代无产阶级），并且使其符合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生活原则，由此产生出永葆阶级本色的“关键少数”；

6. 勇敢面对“棋逢对手”的资本与市场环境，能够自觉地沟通、匹配各阶级的力量和利益，统筹推进社会经济生活；

7. 推动社会结构稳定，增强动态变革的制度弹性，不断夯实社会进步的内生动力。

在此，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苏联共产党罔顾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实和阶级运动自觉性的原理，错误地以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原生的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就可以等同于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因此逐渐丧失了对阶级运动的自觉性掌控。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锻造现代无产阶级是为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命题一），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涉及锻造党的关键少数（命题二）。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