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恩晖先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曾任吉林省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研究》创刊人，迄今出版著作逾40部，发表文章400余篇。《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上、下册）》（长春出版社，2020.9）^[1]（简称《文集》）收录了先生自改革开放以来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事业建设、采编业务、在职教育、刊物工作、读者指导、文献工作、目录工作、师友评述等众多图书馆学领域的学术论述。该文集全面梳理了金恩晖先生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脉络，深刻践行了先生“唯陈言务去，循原文根据，起新灶，不炒冷饭”的学术初心，当得起金恩晖先生的恩师——北京大学周文骏先生“为其的之，是以射之”“剖破藩篱即大家”的评价^[2]。正如北京大学王子舟教授在文集的序言中所评价：“恩晖先生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图书馆学繁荣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的学术贡献是中国图书馆学史应当铭记的”^[3]，该文集的出版为图书馆学后学领悟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真谛提供了一个学习典范。

1.“唯陈言务去，循原文根据”的治学态度

纵观《文集》，无论是选题还是论证，都彰显了金恩晖先生“唯陈言务去，循原文根据，起新灶，不炒冷饭”的学术初心。

金恩晖先生在其五十多年（1957-2021）的学术生涯中，一直笃信图书馆学在学术之林的学科独特性和学科贡献，在与其恩师周文骏先生合作的“图书馆学（1993）”^[4]一文中，预见性地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科学，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未来充满希望。随信息社会的到来，图书馆事业定将得到空前的发展，图书馆工作在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利用图书馆获取信息和知识，将永远是人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历史将会证明，图书馆学最终将不完全属于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者，它将更充分深入地揭示有关收集、组织、检索和利用文献、信息和知识的规律，成为人人都必须掌握的具有方法性质的科学。”

凭借对图书馆学的一腔热情，先生在“江山代有才人出——为《图书馆学研究》创刊20年作”（1999）^[5]一文中写道，“面临世纪之交，我们专业的理论基础和结构有待于创新和深化，体系和内容有待于完整，方法和范畴有待于规范。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网络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力争与世界同步的中国图书馆学在平稳过渡中逐渐积累和按着比较平静的常态科学发展过程行进，正遇到了危机和挑战”，先生在文中引用了一首古诗勉励图书馆学后学们“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针对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大讨论中，金恩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了多篇文章参与讨论，进行学术反思，认为要杜绝从虚无主义的态度出发，完全抹杀当前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也不能从盲目主义的态度出发，仅仅满足于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现状。先生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向问题的通信（四封）”（1982-1983）^[6]中表达了“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这一理念，明确了图书馆事业的核心目标，就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实现自我进化，以完成其对于公共文化传播的职能，体现了其对于图书馆事业永远需要改革与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态度。在《我国图书馆总体结构、研究内容和发展途径——〈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总序》（1987）^[7]中提出：“引进国外图书馆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时要百家争鸣，避免片面性，不能只介绍国外某一学派的观点，造成以偏概全的问题。要充分介绍国外其他学派的观点，特别是与所推崇的学派的不同观点。图书馆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尤其是在我国的发展与建设还远未成熟的阶段，对于国外的先进理论要广泛吸收，而非采取专一家以独大的保守思想。”

金恩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大胆吸收国外理论，向国外先进经验学习，积极接轨信息化时代进程，鼓励实践等积极策略，一定程度地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以及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无论是80年代初期提出的“知识学”思想，还是2010年后提出的“搜商”观点，无论是引发80年代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学术讨论，还是90年代召集海峡两岸的图书馆学新定义的学术争鸣，先生在提出这些新理念、新反思的时候，相信是看轻了一时的争议与冲击，从长远的角度去衡量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这份卓见和远虑，即便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也可以感受到其思想的先锋之处。

一如其恩师周文骏先生的评价和期待：“恩晖年富力强，学术领域宽、思想敏锐，对图书馆事业、工作和理论研究中各个方面的问题的观察、思考一般都不是停留在表层，而常常是站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上，从新的角度加以科学的解剖，乃至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解决问题提供一个新颖的思路。恩晖似乎从未企图去建立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但透过他这种不受限制的自由探索的过程，人们也不难找到关于发展事业、推动工作和繁荣学术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动力。恩晖大学时攻图书馆学，又一直在图书馆工作了30多年，但他能够不断冲破传统的束缚，去探讨图书馆事业中的新课题，这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剖破藩篱即大家’，我想，他也可称得上是一位学有所成的图书馆专家了。”^[1]如果说“剖破藩篱即大家”是周老的恩师期待，那么，“唯陈言务去”便是金恩晖先生守护并践行的学术初心了。正如王子舟教授在文集的序言中说：“我在拜读恩晖先生文集时，深感其中诸多学术思想不仅在当时是创见，就是今天来看也是十分有价值的，堪称图书馆学论述中的精金美玉”。^[2]

2.“为其的之，是以射之”的学术风范

金恩晖先生1957年进入北大图书馆学专业师从王重民、刘国钧、周文骏等第一代图书馆学大家学习，1961年毕业后一直在吉林省图书馆工作，先后俄文图书分编,建国前旧平装书、古籍线装书采购与分编、新书刊采购、参考咨询、业务辅导、《图书馆学研究》专业刊物主编、图书馆馆长等大量图书馆实务工作。在四年的图书馆学专业学习和几十年的图书馆职业生涯中，他的图书馆学研究和文献学、地方志研究,都是以对文献知识的长期积累和解决复杂的信息咨询课题的业务实践为根底的,这就使他的研究具有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突出特色。他将工作与研究、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立足图书馆却又从未被困顿于“馆”；奉献于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等）却又涉足他学（文学、方志学等）颇丰；发现问题的时候一骑红尘曲高和寡，攻克问题的时候却又擅长凝聚力量形成合力；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从未以点小而放过，在干事业的时候从未因庞大而放弃……这份特质形成了先生独特的学术魅力，也成就了先生独有的学术成果，这里仅选择几件先生做的大事上领略其学术风范：

第一件：开图书馆学社会调查研究风气之先的《对图书馆 8538 名读者的调查与分析》^[8]，是金恩晖先生在吉林省图书馆担任研究辅导部主任时，于1981年6月到12月发动吉林省各系统434个图书馆842名馆员，对8538 名到馆读者进行的一次大面积问卷调查，并在《论图书馆学研究中调查的方法与实践》（1984）^[9]一文中提出 “跑面”式和“蹲点式的调查方法。

第二件：针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刚刚从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中起步，馆员队伍的状况极度堪忧的情况，金恩晖先生于1980年在国内创先开设图书馆学中专函授，培养近2000名图书馆学函授学员，同年，以《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丛书的名义草拟出函授学校教材编写大纲和细目，聘请周文骏、张琪玉、杜克等近20个单位30位学者参加教材编写，这些作者“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皆图书馆学一时人选。所以，该书虽为吉林省主纂的系列丛书，但其学术水准却是全国一流的（王子舟教授评^[1]）。”该套教材历时7年，共15种，150万字，印刷3万套，涵盖4大部类、8个方面、13门课程。先生自序说，“从世界的进程来看，我至今仍然得不出当前必须彻底改变图书馆这一社会结构形态及完全推翻传统图书馆学基本内容的结论。……也许，再过几年，十年，十几年，会有分晓，让我们一方面拭目以待，一方面继续探索吧！”^[7、10]

第三件：2001年网络新世纪开启之初，在金恩晖先生的倡议下，以其主创的《图书馆学研究》为理论平台，以台湾大学胡述兆教授《为图书馆建构一个新的定义》^[11]一文为序幕，讨论引起了海峡两岸同道的极大反响：“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华国书资讯(信息)教育学会会刊》(2002年12月出版)发表了分别由王振鹄、王梅玲、吴美美、庄道明、傅雅秀、杨美华、蔡明月、庐秀菊、薛理桂、谢宝瑗、兰文钦等10余位教授执笔的文章；吉林省的《图书馆学研究》杂志从2003年第4期开始，连续发表了内地学者黄俊贵、文庭孝、邱均平、侯经川、龚跤腾、黄宗忠、王子舟、潘德利、马海群、贺延辉、于鸣镝等先生的有关文章以及台湾学者的一些文章。”^[12]

第四件：1984年，针对图书馆学不被广大读者了解这一现实，金恩辉先生发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一个新课题》主张“从其体系结构、教材内容,到表达方式、实用价值,都应考虑从只为本专业人员学习的框框中解放出来,而力求成为各行各业、各学科人员人人需要学习、感到兴趣,进而直接受益的基础学科。”^[13]由先生所在的吉林省图书馆学界倡议、组织并联合全国28所高校图书馆和教学人员分头编辑出版了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历史、地理、经济、教育、语言、文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文献检索专著。在已出版的12部中,先生任主编或任主编之一的有《自然科学文献检索》(学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与情报检索》(学苑出版社)、《哲学文献检索》(江苏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情报与文献检索》(吉林教育出版社)、《语言文学文献利用指南》(学苑出版社)、《史地文献检索与利用》(吉林文史出版社)等6部,全国有40余所高校文献课教学使用这批教材,同时也将多学科的文献检索知识从高校的课堂上向公共图书馆专业人员和广大读者普及。先生文献检索课的思想也被全面收录在文集的“文献工作、文献学及文献检索”专题篇中。^[14]

“‘为其的之，是以射之’，恩晖的图书馆学理论正是通过一桩又一桩具体的事例,对现实的热点问题进行有的放矢的分析评论中表达出来的”（周文骏）^[1]。“恩晖先生这种既考虑学术体系逻辑自洽、又结合图书馆现实需求的治学范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长期从事图书馆实际工作，这是恩晖先生能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客观条件；但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认识现象本质、抽象理论观点，这种学术素养和理论意识却是恩晖先生自身所具有的主观因素。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才塑造出了恩晖先生的学术品格。”（王子舟）^[2]。

3. “潜心方志苦寻根，治学当先熟桑梓”的家国情怀

金恩晖先生61年北大毕业“返回吉林，为自己家乡做贡献”的志愿回归吉林，一入省图便未再离开家乡，他先后历任吉林省图书馆部主任、副馆长、馆长；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吉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吉林省作协理事；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国图书馆学报》编委和《图书馆学研究》主编；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吉林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职。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获得什么样的头衔，金恩晖先生从来没忘记家乡，忘记母校，忘记恩师们的教诲。对于这些思考和怀念，均被先生记录在各种回忆性、纪念性文章里^[15]。受北大恩师王重民、刘国钧等老一辈图书馆学家影响，先生一直都把文献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视为图书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在包括文学等诸多方面成就都堪称大家。追忆似水流年，金恩晖先生对诸位前辈、师长和文友、同窗们的无限感激之情，一一涌上笔端，他笔端的师长好友，栩栩如生，如歌如泣。

我国向有修史传统，国家有正史，州县有方志，望族有谱书，闻人有年谱，正如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也是中国古代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所指出的：“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金恩晖先生说：“盛世修志，必将促进图书馆学学术的繁荣。”先生从祖母给的《金氏族谱》启蒙，以自己近十年（1984-1996）吉林省省志研究为经验，作为首席主编，与台湾省“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图书资讯系主任胡述兆教授联袂主编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 1996，三卷，即旧志提要，500 多万字，1949年以前中国方志为限)和《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 1949 ～ 1999) 》 ( 即《新志》提要，300万字，2002)。仅《新志》提要就有50 多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参与，包含 20 世纪下半叶的 50 年间，中国各省 ( 直辖市、自治区) 、市 ( 地区、自治州、盟) 、县 ( 县级市、自治县、旗、区) 三级志书，共收志书 3 402 种，附录中并有台湾严鼎忠先生所编的《新编台湾方志目录 ( 1945 ～ 2000) 》及《新编大陆方志目录》。此书在内地、海外以及日、美、欧等国的汉学界有很大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博士说: “这部《提要》被视为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又一部大部头的提要性工具书。不夸大地说，这部《提要》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而言，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功德与盛举。”^［16］

1998 年金恩晖先生出版了吉林及东北地方志的研究论文集《寻根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他给该书拔题为“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新夏先生在本书序中评价说：“恩辉之治地方志自个案入手，如关于《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一文即为对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地方志所作的考评。进而对地方志领域进行宏观性研究，写出《关于加强地方志研究刍议》和《地方史地文献与地方志》等编。后在宏观简论之中，益知基础工作之重要，遂转向于目录提要之编纂，肇端于吉林一省，复遍及于全国。体大思精，嘉惠学林，其功至伟。”^［17］来先生的序言精准地概述了金恩晖先生在地方史志方面的研究成就。

金恩晖先生的史志研究，无不体现着传统图书馆学中文献整理、目录编辑等看家本领。代表作《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缘起于先生1965年整理吉林省馆馆藏地方志时发现的原本，1981年将初步整理成《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2008 年初，先生提出《关于〈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校释、出版以及乌拉史料文库的建议》，建议对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一书，增补并重新校释、出版，2013《〈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出版。这项研究，包括乌拉史料文库由原始文献收集、整理、加工、储备资源和数字化技术资源两种资源存储与揭示。后者将改变传统图书馆长期以来储料备征的静态，以全文影像库、全文文本库、书目库、专题库和相关文献库等提供读者服务。^［18］正如来新夏先生所说，“恩辉复着意于学术贴近现实，本其所知，策划未来，此尤称超越志界诸子之现状者……恩辉之于方志学可谓有体有用，得学术‘二为’之旨矣。”^［17］

继1996年和2002年大部头《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出版之后，2003年金恩晖先生作为课题的第一负责人和主编，与东北三省史地文献界、图书馆界的古籍专家们合作，进行《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的汇编工作，该汇编包括辑佚、整理史料 200 多万字，分中朝 ( 韩) 、中日、中俄三大部分、共 7 册。

方志学家、诗词书法家柳成栋先生曾泼墨题诗《读金恩辉先生<寻根集>》：“潜心方志苦寻根，受业燕园即入门。治学当先熟桑梓，读书岂肯忘师恩。”（《对影集》第131页，2005年北方文艺出版社），诗句简洁而形象地刻画了金恩晖先生的学术风范。

4．结语

金老是笔者学术的启蒙者和领路人，笔者是在参与《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几麻袋的目录卡片排序中认识的金老；是在参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各阶层读者社科信息需求变化与现状的研究》，审核了堆积成小山的地摊文学中认识的金老；是在金老杂乱高耸而又有序的书房故纸堆里认识金老的；是在他耄耋之年诸多现代化新式装备（全新配置的电脑、光纤直接入户、打印机、传真机、汉王手写笔及新款扫描式识别笔旁认识金老的；是在他侃侃而谈回忆他的师友们叙述中认识金老的；是在一次次跟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图书馆人探讨学科的发展、专业的走向、人才的培养中认识金老的……

这一次，作为图情领域的后学，再次细细通读整个文集，再次重新认识金老，也跟随金老几十年的图情研究再次回看了图书馆学的历史。金老在行业的开拓期进入学界，在动荡的时期坚持研究，在改革开放新浪潮后不断推陈出新，这种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生涯，带给了这本文集极为浓厚的人文价值。在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为了我国逐步成长的图书馆学殚精竭虑的学者形象，在与新中国发展同时进行的学科探索中，金老与其老师周文骏先生等我国第一二代图书馆学家用尽毕生的才华与坚持守护着图书馆学这株在新中国土壤上刚刚苏醒的嫩芽。而那无形的人文价值，则是金老在文章中无意间流露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同，对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包容进取，以及对珍贵文化遗产的半生守护。通读全书，对于学科的归属感油然而生，不仅仅是为金老的学术造诣所折服，更是被贯穿金老大半生的文化情怀所浸染。诚如王子舟老师所言：“读恩晖先生的图书馆学文集，仿佛走在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不仅领略了一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演进的过程，而且增加了对恩晖先生那一代学人的再认识。”^[2]

直至今日，金老仍然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前哨，我们这些后继者，看到身前这位泰斗，如何不会发出高山仰止之赞叹呢？值《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出版发行之际，以此文向金恩晖先生表达诚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