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的图林与心中的情谊
——读《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
(曹阳)
2020年10月,我收到了图书馆学家、原吉林省图书馆馆长金恩晖先生寄自长春的新作《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简称《文集》,下同),在此之前就多次听金先生说要出这部书,现在捧在手中竟格外厚重。翻看目录,能发现这是金先生思想的一次集成,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到图书馆事业建设,从图书馆学教育到文献学,从目录学到图书馆史研究……金先生的笔尖几乎触及了图林所有领域,如果加上他在文学、美学等方面的建树,正如周文骏先生对他“通才”[1]的评价,金先生确实呈现给我们博学的印象。
1妙笔下的多彩图林
《文集》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体裁多样,收录文章除论文外,还有很多金恩晖先生写的交往信札、书籍序跋、调研报告、学术评论、回忆文章等,这些看似零散的文章却串联出了他丰富的学术思想。
1.1扎实的理论体现出专业信念
《文集》收录金先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文章18篇,出自他各时期研究的精华。我最早了解金恩晖先生是通过他主编的那部《图书馆学引论》,在我看来这是奠定他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地位的著作,全书共分为十二章, 主要内容包括: 图书馆学及其学科体系;图书馆及其性质、社会职能和作用;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孕育和萌芽;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史等。此书曾被收入《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金先生在《文集》中录有一篇对此书编撰的阐释文章《“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往时——<图书馆学引论>忝列图书馆学文库引起的感想”》,文章将这部由他牵头,集合了多位学者思想的教材概括为以中年为主导、以青年为骨干的第三代、第四代图书馆学人合作的学术作品,并提出了联合课题下各方有识之士,取每人所长,使之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大显身手,保证学术质量的观点。[2]这道出了《图书馆学引论》不凡水准原因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金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多年浸润其中所获得的兼容并包的思想灵魂。当然,这部《图书馆学引论》因为金恩晖先生的主导,能从中体会到深刻的实践性。他以数十余年的图书馆实践基础、常年一线工作凝结的丰富无比的工作经验和积累的大量科研素材,结合扎实的图书馆学理论提出“把图书馆的内容还给图书馆学”,秉持“该书的应用对象市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其内容就应当为这些应用对象提供在工作实践中所必备的基本知识”[3]原则编写此书。今天看来,我想《图书馆学引论》的价值又不仅于对图书馆学基础的研究,在多年来业界学界及社会上常常听到的“图书馆消亡论”中,我们从这部《图书馆学引论》里看到的是坚持专业信念、追求核心业务的理念和发掘社会效能、传达人文精神的态度,图书馆作为生长着的有机体,一定会不断前行并保持生机。
1.2事业建设源自实践研究
图书馆事业建设方面,金先生是一位实干家,在采编、参考咨询、流动服务等领域他都曾亲身实践并有著述,《文集》中我对《农村图书室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吉林省怀德县八屋公社办图书室的调查报告》一文感受颇深。文章写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6月,当时全国8亿农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农村生产力的需求、科学种田的愿望都促使图书馆人结合自身职能为农村、为农民做些什么。据此,金恩晖先生通过实践了解、现场参观和座谈会等方式研究整理出调查报告,本着“农村图书室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农村图书室巩固发展与农村现代化息息相关”的观点提出生产的发展是办农村图书室的先决条件,从实际问题出发阐释资金、人员、房屋设备的解决方法,还从精神文明建设、农业科技生产、青年学习提升、农村多种经营几个方面展望农村图书室的旺盛生命力。此文发表近5年后,国家提出了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计划”,农村图书室得以在更广阔的平台下发挥作用。[4]时间转回到今天,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的“真”与“纯”“文脉”与“资源”“传统”与“发展”如何在农业、文化、旅游的融合中做文章,进入乡村振兴新阶段,图书馆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又成为我们新的课题。但从金先生的这份调查报告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他的答案是勇于实践、深入研究、放远眼光。而这种深入研究又体现在他对立足基层、立足地方的精神根脉追寻。
1.3精神根脉孕育其方志学研究
诗人余光中曾有诗云:“根索水而入土,叶追日而上天。”即根要求其深,汲取养分,叶与花要求其高,放眼长空。金先生大概是将这种特质发扬得极好的,他着眼于地方文献研究,深深扎根于本土文化,又能不断扩展领域,将学术推进到高处。我与金先生的交往即源于地方文献。2015年,我计划对馆藏地方文献进行整理,了解到同在东北的图书馆界前辈金恩晖先生在此方面研究有很高的成就,于是冒昧去函请益,金先生除对一些专业知识进行指导,还赠我他刚刚出版不久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一书,该书集中、全面地编选了多年来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主要研究成果,涵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和研究线索,以及有关回忆文章。[5] 读此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正是金先生自己评价的摒除“主题先行”的写作思想,全面地占有中外史料,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做结论也不回避国外学术界不同观点,用史实说话的态度。[6]而书的扉页上金先生题写道:“温故而知新,知新而开拓,而创新。”这是他自身研究方志学的一种写照,印证了《文集》中收录的《赋予传统的史地文献学以新内容》所提出“有必要将史籍知识和文检知识结合起来,赋予传统的实地文献学课新的内容”的创新观点,[7]让我深感创新始终是科学研究不竭的动力。另一方面,这一题词也是他对我这个后学者的勉励。虽然后来我在地方文献整理方面没有什么成绩,但据金先生的观点,结合本土历史对地方红色文献进行梳理研究有了不少新发现,也颇觉为家乡文化做贡献正需要点点滴滴的不断积累践行。
金先生在方志研究方面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除主编了近百万字的《中国地方志论丛》《中国地方志分论》《吉林地方志考论》三部书等,还在1983年与台湾大学资深教授胡述兆先生联合主编大型学术性工具书《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凡四卷,总字数达千余万,由汉美图书有限公司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著名学者金耀基对此有极高赞誉:“这部《提要》被视为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又一部大部头的提要性工具书。不夸大地说,这部《提要》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而言,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功德与盛举。”此书之影响深远,在近40年后仍能体会。2019年,我去长春拜访金先生,巧遇长春社科院副研究员杨洪友老师慕名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请金先生签名留念,他认为此书作为海峡两岸学者共同的学术成果,其意义和作为提要式方志目录的实用性都难能可贵,而他的这次学术追星则是此书不朽价值和金先生亲和学术魅力的最好诠释。
2真心里的深厚情谊
我认为金先生的学术魅力除了他的博识之外,还体现在他心中饱满的情谊。金先生的《文集》中收录了较大篇幅关于师长学友的回忆文章,情谊的记述中更似贯穿了一部耐人品味的学术史。
2.1与学者交往恰如一部学术史
对师友的回忆文章是《文集》中最让我读之欲罢不能的一部分。金先生曾多次和我谈及他与王重民、刘国钧、胡述兆等先生交往的故事,而《文集》更有唐西民、杨威理、单行、刘尚恒、张祥琯、王振鹄、卢荷生、张白影、赫彦生、徐文绪、李更旺、荣文璜、王致善等先生的记述,这些文章和故事回顾了他与学者们的交往,字里行间溢满他心中深厚的情谊,想到交流中他念及与王重民先生来往信函在“文革”中遗失时的垂首失落,回首刘国钧先生带领他与同学研究图书馆史的心绪难平,叙谈胡述兆先生赴长春共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编写的激动不已,再读《文集》里《“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纪念唐西民馆长90周年诞辰》,唐西民馆长革命资历久、文化水平高、政治素养好、业务能力强的领导形象里60年代吉林省图书馆旧书整理、南行访书等故事,[8]《坐拥书城四十载,事业学问皆楷模——集读者、馆长和学者于一身的杨威理先生》里通过杨威理先生读者、馆长、学者不同身份切换诠释,展现其图书馆服务、治学的一生,还原50年代马恩列斯著作研究热潮和《西方图书馆史》整理出版之史实[9]……从中能看到学者们治学实践的历程和风范,这种交往寓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则蕴藏了丰厚内涵、学术精神和内核品格,我们从这些图书馆的“历史的人格者”的故事中也触摸到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种真挚的情谊流淌出的具有学术意味的掌故文章,恰似一部学术史,也成为金先生史学观的一种体现。[10]
2.2提携后辈中见无私胸怀
金先生这种真挚的情谊也表现在对后辈学者和图书馆员的提携上。他虽然常年工作在公共图书馆,却有着丰富的图书馆教学经验,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长春师范大学等高校任兼职授课,可谓桃李天下。他的弟子们在与他交流中提高学术能力的同时,也对他的人格叹服,所以退休多年,耄耋之年的他身边仍常常围绕着学生向他请益,与他谈心。他乐观、豁达、开朗、无忧无虑的性格[11]让与他接触的人总是感到轻松。他对素未谋面的图书馆员也是尽力帮助的,在我整理馆藏地方文献之前与金恩晖先生是从未接触过的,但当我通过信函求他赐教时,他很快就热情地给了我答复。后来,我编的一部《图林文华——中国图书馆学人的墨迹与故事》请先生赐序,他也欣然应允,以图书馆事业史的视角对书中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点明书中优点时也不避讳不足之处,其解读较之作为作者的我更加细致。之后,他又多方帮我宣传,使《图林文华》的影响能够不断扩大,以期多角度、深层次地探索、发展图书馆史研究的道路。如今这篇序也以《展现图书馆人的读书、治学与笔耕——读丹东市图书馆的<图林文华>有感》呈现在《文集》中,[12]让我对金恩晖先生充满尊敬和感激。
2.3为文献传承多方奔走
近年来,金先生仍笔耕不辍。2018年金先生依托个人收藏的500余册拍卖图录开展目录学研究,撰文《国藏是湖,民藏是海——一点求全责备的建言》,以敦煌写经、宋元刻本等调查整理为例,探索拍卖目录在文物艺术品积累研究上的价值,表达《中国古籍总目》只录“如湖”的国藏,却失掉“海量”私藏的缺憾。提出:“将每次拍卖会编制成册的纪录收集起来保存下去,对这些总户籍簿加以著录与研究,对私藏文献资源做全面调查与整理,使这笔文化财富加入我国古文献总资源中来,做到公藏与民藏合流,唯此才能真正全面地反映中华文明的深厚博大。”增加古籍目录版本学知识,并希望通过多方协作,编制《中国民间私藏历代文物目录大观》。[13]为此,金先生曾多方奔走,希望捐赠出个人所藏图录为基础,建立收藏体系。金先生也曾询问过我是否能担负此工作,可惜我因种种原因未能担起重任,至今仍颇为遗憾。后来,金先生将这批图录赠予中山大学图书馆开发,也算是寻得一个好去处。这也是金先生对目录学的又一贡献,是他对祖国瑰宝的热爱和对文献的深深情感。
3结束语
金先生评价自己的图书馆学、文献学著作,都是业务工作实际促动的结果,谈不到高深的理论,系统的总结,理性的升华,仅仅是为了满足工作人员进修的需要而著,[14]但仅从我的阅读中,即能看到他治学与工作的初心,而恰恰是他自我评价中表现出的这种朴实愿望,让他的文章更直击心灵,更简单纯粹的为读者为馆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