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师学记（五）夏目漱石有趣吗

 钟放 

十八年前来到东师，准备大干一番。不停地投入，不停地备课，不停地看书。

我最初接受的科研任务是“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研究。任务归任务，2001年以前已经尝试过的学术领域“放不下”。这种“放不下”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真正引导我进入日本文学研究领域的到底是谁呢？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我读的第一本日本小说是夏目漱石（1867——1916）的《我是猫》，夏目这个神经衰弱的历史人物对我有啥启示？其实我只是欣赏他的幽默，他的书又不都幽默，连中篇小说《哥儿》也不行。《哥儿》中的“我”在学校里教书，智斗不良同僚，然后扬长而去。其实，小说里的不良教师比现实中的“狼师”好多了。“我”在小说中教的是哪一科，不记得了。

我和夏目漱石笔下的“三四郎”也没有啥共同点；作者在伦敦目睹西方文明的疾患，自己的病情也加重了。身体康健的我目前还没机会去参观在政治学课堂上讲过多遍的英国议会。除了“我是猫”之外，找不到任何“放不下”这个外国作家的理由。

总不能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引领自己吧。我是在东师外国语学院获得的文学博士学位。这个学位给我的学术生涯增色不少。

我“放不下”夏目漱石，《我是猫》太有趣了。学术不是为了有趣吗？人生不是为了有趣吗？四十岁以后，我干劲十足，最近除诗歌翻译外，还在设计写一本“法律思想史”方面的书。感谢那些有趣的书，给了我奋斗的动力。

研究夏目漱石，总要落笔，那就是我写于党的十六大召开第二年的《〈我是猫〉的幽默与讽刺手法》。

年轻的时候我就在读鲁迅，断断续续地读。那时候刚刚知道鲁迅不是刻板的人，我引用了他对讽刺和他对喜剧的看法。目的无非是增强文章的“经典性”。《〈我是猫〉的幽默与讽刺手法》这篇文章不复杂，大致是总结出夏目漱石在这本小说中用了几种讽刺手法，举出例子。因为我在承担“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的科研任务，所以稿子交到老领导那里被直接放到旧纸箱里了。简洁明了，我也很识时务，知道轻重，抓紧写自己的科研任务——稻盛和夫，但是对“幽默与讽刺”还是放不下，电子版还在，投稿吧。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科研论文也是如此。我不嫌科研任务小，不嫌出版社没有名气，不嫌刊物不够级别。努力，让外界读者看到，然后再说。那时候，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年刊相当好，还犹豫什么，经过投稿和审稿，这篇研究夏目漱石的文章有幸收进了2004年的“年刊”。

很多年过去了，我见过太多专家，他们的科研太宏观，也太驳杂，日文参考书长长的一列，让我自愧不如。但是，从讽刺与幽默的角度研究夏目漱石的只有我一个。也许这篇文章有偷懒取巧的嫌疑。可是，我从前看了那么多讽刺小说，读了鲁迅，不能快点设计、快点成文吗？

41岁（2016年开始翻译诗歌）以后的写作，我定了一个硬性的标准：我们这代人写书写稿，下一代人是要看的，要负责任。《〈我是猫〉的幽默与讽刺手法》就是一篇相当负责的文章。欢迎年轻人找来读读。

我“放不下”夏目漱石，在科研任务最艰难，读博士最纠结的时候想过能否同时写“夏目漱石”与“稻盛和夫”两本书。我和老领导坐在资料室的破椅子上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他没有否定我。

一支笔的能量终究太小。

《我是猫》也许只是个特例，抓住了我这样的读者。世界文学中的幽默瑰宝——捷克的《好兵帅克》和西班牙的《堂吉诃德》，读的时候我都没笑出来，欧洲的幽默中国人太难理解了。夏目漱石承袭了一点点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浮世幽默”，我能看懂也许只是碰巧。人到中年，我写字越来越快。但是“某某民族是一个幽默的民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某某现象”这种轻率透顶的学术结论我早就不说了。这就是学术的成长，人的成长，我的成长，我的文字的成长。

最可贵的是尝试，年轻的学生一定要勇于尝试。不断尝试，生活会越来越好，事业也会越来越兴旺。

夏目漱石有一部小说《后来的事》。后来，我光荣地获得了日语语言文学博士的学位，完成了老领导交给的第一个科研任务，不停地读文学、政治学和史学，一路走来，成了今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