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迎接北大的新生和新中国的诞生（杨民华口述）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08-13 11:35 点击量：434
迎接北大的新生和新中国的诞生
-----1946-1949年对北大的一点回忆
杨民华口述
我是1943年在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由于各种原因第二年（1944年）才到昆明入学。我选择入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组成，名师会聚，教学质量一流；二是西南联合大学被国统区的民众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对青年学生尤其有吸引力。
我在学校的名字叫杨翼昇。在昆明学习了两年，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在班里排在前列。在联大，我积极参与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参加了“一二一”学生运动。1946年7月，西南联合大学宣告结束，三校各自复员回校开学。10月10日，北京大学在城南国会街北大四院开学。我是物理系的，属于理学院，就回到了沙滩。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沈崇事件”，12月30日，北大等学生举行反对美军暴行的万人大游行。这是北大自昆明复员回北平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个由“沈崇事件”而引发的反美抗暴运动，席卷全国，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长沙、厦门、重庆、南昌、昆明、青岛、长春、桂林等分几十个城市的几十万学生，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美军暴行。
一、“黄白之争”与“民主平等”
抗战胜利后，在北大学生中，一部分是从昆明回到北京的，一部分是原在北京上学的学生，还有新入学的学生。1946年10月北大开学后，当时从昆明回到北京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伙食标准也不同。从昆明回到北京的同学吃白面馒头（白色的细粮），而其他同学早中晚吃棒子面窝窝头（黄色的粗粮）。同样是北大学生，吃的却不同，形成了“黄白之别”，也就有了“黄白之争”。究其原因，是由于从昆明回北京的同学，都享有公费待遇，吃饭基本上不花钱，在昆明吃大米饭，在北京吃白面；而其他的学生很少享有公费，吃饭要自己掏钱，大部分同学家境并不好，因此，只能吃棒子面窝窝头。这种“黄白”主食的不同，对学生伤害很大，实际已经是学生中造成了对立，是一种不平等。对这种不平等，北方的同学意见更大。从联大回来的同学认为这是不民主不平等的表现，多次主动向校方提出，要改变这种不平等。后来。学生直接找到胡适校长，并提出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北方同学享有公费的名额，对自费生要有学校给予补贴，这样，学生就可以不分南北，有条件可以吃一样的东西。对我们学生的而这个建议，胡校长很支持，表示要尽快与南京教育部商量解决。到了11月下旬，部分学生的公费以及不是公费生的伙食补贴得到了解决，这样学生食堂的伙食就统一了，大家吃一样的主食，“黄白之争“很快结束了。这次在“黄白之争”中，联大学生表现出的“民主平等”的思想觉悟，给北方同学有很大的教育，他们说，西南联大是真正的“民主堡垒”，学生的民主平等的觉悟就不一样。胡适校长重视学生的反映的问题，积极与南京教育部联系，圆满解决了学生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胡适校长刚到任就妥善解决了“黄白之争”问题，学生们对胡适校长也有了一个好的印象。通过“黄白之争”的解决，北大的南北学生之间也增加了团结，为以后北大学生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从1947年2月，军调部双方人员在调处失败相继撤退后，国共和平建国的希望已经完结。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为了给内战筹措经费，国民政府就滥发钞票，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1947年4月1日起到5月初，北平的物价大幅上上涨，一般物价上涨了100-400％。国民南京政府把财政预算80％用于打内战，教育经费不足5％。教职工基本生活难以为继，学生的伙食水平直线下降。4月，北大学生的公费是每月14万4千，而光米饭膳食就要花16万到17万。从5月开始，北大的学生伙食为“玉米丝糕一块，白开水一碗，青菜一碟”。学生根本吃不饱饭，上课常常忍受饥饿的压迫。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饥饿？北大学生在民主墙上贴出“向饥饿宣战，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的标语，抗议南京政府的内战政策。1947年北大“五四纪念周”后，各院系的学生正式组织起来，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等院系学生组成院系的联合会，联合会由文学院的聂云华为第一召集人，理学院的杨翼昇为第二召集人，法学院的刘克钧为第三召集人。院系联合会是全校学生自治会的雏形，实际上行使学生自治会的职权。有了院系联合会，北大的学生运动有了统一的指挥，地下党也通过院系联合会，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5月18日，北大院系联合会发出了《北京大学学生敬告师长书》，说：“我们已经决定，自5月19日起，暂行罢课三天，展开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同时，院系联合会发出了《北京大学学生罢课宣言》，提出了六点主张：一、立即停止内战，反对武力统一；二、恢复政协路线，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停止征兵征实征购；四、清算豪门资本，挽救经济危机；五、实现四项诺言，保障人权，保障自由；六、提高教育经费（提高教育界待遇、全国学生普遍公费待遇）。就在当天，北大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到西单讲演，遭到“军服青年”的围攻殴打，北大有八人受伤。北大组成了“五一八”血案后援会。当晚，北大、清华、朝阳、北洋、南开、汇文、唐山交大等平津唐学生代表在北大开会，成立“华北区院校声援五一八血案后援会”，决定响应北大的倡议，从5月19日起一致罢课。并于5月20日上街举行游行示威。
5月20日上午，北大院系学生联合会给校长胡适送去了一封信，告之胡适校长，“将于今日下午一时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并去行辕请愿。”“我们除了去函行辕备案并声明立场请求保护外，我们再恳切请求校长再通知地方治安当局予以保护，以免发生意外事件……秩序概有同学负责维持。游行纯出于同学的爱国热诚。相信无特别阻碍，一定会圆满结束。希望校长本以往爱护学生之精神，费神奔走，同学们将不胜感激之至……”。就在当天上午，来自北平、天津和唐山的学生开始在北大红楼操场聚集。下午一点半，五千多学生们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开始了游行示威。队伍从北大出发，经过东四、东单、王府井、长安街、西四等地。游行队伍还沿途散发和张贴“反对内战”、“反对饥饿”的标语、漫画，朗诵反内战的诗歌和进行街头讲演。游行队伍还派代表到在中南海的“华北剿总”行辕请愿。也许是是由于我们已经向行辕备案，也许是胡校长和地方治安当局联系过，游行队伍没基本有遇到什么麻烦，学生的游行队伍秩序井然，除了工学院有位学生被特务大伤外，基本上没有生出什么事端。游行结束后，队伍返回北大红楼操场，学生又举行大会。会上做出了各校继续罢课一天的决定；还通过了将北大红楼操场改名为“民主广场”的决议，有位同学临时提出，将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各地罢课、罢工、罢市，上街游行，反对内战，主持会议的看到群众热情高涨，付诸表决，结果一致通过。
但是，对是否在6月2日举行公开的统一的“三罢”和“反内战”游行，有不同看法。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下了镇压游行的命令，北平警备司令部陈继承31日给胡适校长函，“6月2日如有罢课游行发生，将根据秩序法制止，其首要分子即当依法逮捕，解送法办……”为了减少损失，地下党通过北大院系联合会，决定停止六月二日的反内战大游行，只在校内举行群众抗议活动。胡适校长和梅贻琦两位校长根据当局要求，到“华北反饥饿联合会”（学联）谈了五个多小时，进行“规劝”。华北学生反饥饿联合会主要根据地下党决定，在六月一日，在北大举行“民主广场”命名活动上宣布，取消六月二日的上街反内战日游行，而在北大民主广场召开“为争取民主反内战牺牲的烈士和内战死难同胞追悼会”。6月2日，军警包围了北大，全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北大学生在召开了庄严肃穆的追悼会。民主广场上，民国国旗和民主旗都下半旗致哀，祭台上除了李公仆、闻一多和昆明“一二一”运动四烈士的遗容照片，祭台当中还有“他们死了，还有我们！”的横幅。追悼会上，唱挽歌，颂祭诗，那天，胡适校长、许德珩教授也参加了会，并在会上讲话，胡适校长说，“学生今天不上街，不游行，很理智，很聪明”，他还说他有三句话要告诉大家，第一句话，青年学生对现状不满，对政治、经济不安表示关切，我很了解，很同情；第二句话，半个月来，北平学生守秩序，很能以理智指挥感情，应表敬意；第三句话，学联的决议是了不起的事……”会上，华北学生反饥饿联合会改名为华北学生联合会。会后，我还带领学生在校内民主广场上转圈游行，大家还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
由于北平的学生在六月二日没有上街，因此，没有给军警当局提供镇压的口实。但其它地方的学生游行，却都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后来，中共南方局钱瑛同志在七月听取北大的王汉斌同志汇报后，充分肯定“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号召全国“六二”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是错误的。北平学生6月2日决定不出校门是对的，这样的处理是对的，因此也没有出什么问题。不像其它地方，有很大的损失，这是一个教训。地下党告诉我们，我们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肯定，并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我这里要再说一下校长胡适先生。胡适是一个深受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当北大校长，北大的大部分教授和学生是拥护的。民主、自由、平等是他坚守的基本信条。北大为什么在1946年以后又成为五四时期全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除了北大（包括西南联大）有革命的传统外，也与胡校长比较开明很有关系。他对学生中“黑白之争”很关注，支持学生取消伙食上的不平等。对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他虽不公开支持，但应该是默许的。当时有家叫《观察》（1947年第二卷第17期）杂志曾说：“北平‘五二〇’万人游行得以顺利完成，据说是坐镇北方的一文一武两大员――胡适和李宗仁所致。两大员不顾‘手令’，不顾《秩序法》，彻夜疏通了各机关，取消了预定的埋伏，才有了翌日的成绩”。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胡适不同情学生，那“五二〇”游行的结果会是另外一个样。6月2日，北平学生没有上街，一方面有地下党指示，另一方面胡适校长与梅贻琦校长到学联做规劝工作，也起到了作用。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可能为了执行当局的命令，但他们两人保护学生的情感也是真实的。
我作为院系学生联合会的理学院代表，也曾几次直接找过胡适校长，争取他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几次接触，我感觉他待人很谦和，对理科学生很好，尤其是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他很重视。我当时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在前三名之列，他后来从理学院院长知道我这个学生，因此对我代表学生向他提的要求，比较重视。1947年9月文学院的学生吴谟（另一名是石羽）等被抓了。我带几个学生去找胡校长，“吴谟被抓了，你得想办法把他保出来。我还对胡校长说，我今天带了3个学生来求你；明天我要带30个学生来求你；后天我要带300个学生来求你。胡校长说，你们不要急，我让训导长想办法。他马上打电话给训导长賀麟教授，让他赶快与北平的军、警、宪、特等机关联系，查吴谟的下落。过了不久，吴谟放了出来。胡适还是通过他的影响，把学生营救了出来。
三、“四五惨案”和“四六游行”
1948年4月5日， 国民党北平军警捣毁了北平师大学生自治会办公室，打砸抢，冲进学生宿舍把学生从被窝里拖出来毒打，并抓走了八位同学。地下党通知4月5号晚上，北平的北大、各大学有六七千人在中南海李宗仁行辕门前请愿，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僵持，当局只好放人。北大、清华、燕京和师大的学生上街游行。游行队伍走到中南海南大门，并把华北剿总的大门给堵住了，要求见傅作义总司令。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严惩肇事凶手，看护受伤学生，并免费给予治疗；二、释放被捕同学，赔偿一切财物损失；三、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我们北大、清华和燕京等学校派了七八个代表进了中南海。接待我们的是傅作义的侍卫长叫吴奇伟，是个中将。他不听我们的诉求，而是东拉西扯，给我们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们僵持了很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后来我们得悉，傅作义与胡适等大学校长正在行辕的一房间开会，我们就与其他学生直接找到了傅作义总司令，我们当面向傅总司令反映军警特的暴行，并再次陈述了学生的三点要求，并表示，如果傅总司令不答应我们学生的要求，我们将在中南海门口静坐下去。傅总司令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表示答应学生的要求。并说将派吴奇伟对外宣布了这三条。这次，经过十几小时的僵持的请愿，在当局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下结束，北师大被捕的学生后来也无罪释放。
四、“八一九”大逮捕和离开北大
1948年6月，北京学生决定在6月9日举行“反内战、反暴行”突击游行。为了让天津学生对北京学生有呼应，地下党组织派我到天津联络。我6月9日带着任务到了天津，先到《大公报》社找到了傅冬菊同志（她是傅作义的女儿，是一名地下党员）。通过她，我联系上了南开大学等天津学生会同学，一起策划在6月11日在天津举行一次突击大游行。天津的11日游行搞得很成功，对北京的学生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呼应。
6月11日游行结束后，党组织让我离开了天津，我就去了解放区学习。
在我离开的那年8月，北京发生了“八一九”大逮捕。1948年８月１９日,北大、清华、师院、燕京、中法、辅仁、铁道学院、朝阳学院、华北学院、艺专、中国大学等11所大专院校所有的校门都被军警宪特包围封锁。当天《华北日报》以大字标题《传讯匪谍今开始》,刊登了“中央社”讯 :“北平特种刑事法庭自奉到行政院命令清除潜伏后方匪谍后 ,特依职权 ,检举各院校之职业学生 ,依法传讯,其情节重大且有逃亡之虞者 ,依法签发拘票 ,迳予拘提。”列举了各校拘传名单,共有２５０人。８月２０日又公布第二批名单７５人。列入名单的都是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出头露面的人，有地下党员 ,有“民青”和“民联”盟员,也有思想进步的学生。我也在名单之列。地下党当时在动员群众展开反逮捕斗争的同时 ,把上了名单的党员、盟员和进步学生迅速撤离学校,转移到解放区去 ,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在地下党和学生自治会领导下 ,各校学生英勇地进行了反逮捕斗争,列入名单的党员、盟员一部分已经毕业离校，一部分已经去了解放区。我是被列入大逮捕名单的，但我已经在6月离开了学校，也有点学生临时见到名单才离开学校的。住在西斋的哲学系的李德齐同学是地下党员，到沙滩学校门口，见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就迅速离开了西斋宿舍，到西城区的一个地下党员同学那里隐蔽起来了。1948年8月31日，北大校长胡适还对《世界日报》有一个谈话，还亲自给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写信：“特别庭传讯的北大学生，有的南下，有的在外地实习，有的离校不知去向……”胡校长还让训导长贺麟到西斋、红楼、和灰楼查看，遍觅不得一人。当时军警包围了北大校园六天，但未能进入校园。胡适校长是尽量保护学生，但在当时，却常常得不到当时年轻的血气方刚的学生的理解。
迎接北京大学的新生
我到了解放区后，在河北平山县的中央团校也是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我们在六部主要学党的三大作风，学习怎么做群众工作，我还在平山参加土改工作，学习和积累了群众工作的经验。1948年12月初，北京快要解放了，党要派遣干部参与接管北京。我随中央团校的40多人从平山县出发，步行到北京。我们每天上午9点出发，步行走50里，一般上12点多到达宿营地。下午，主要是休整，还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10天后，我们到达房山良乡的接待站，良乡接待站站长叫唐腾义，建国后，唐腾义同志在教育系统工作，曾担任过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务。我们团校的学员在良乡住了两天，有一部分同志又转到了海淀青龙桥接待站，海淀在1948年12月15日就解放了，清华园也解放了。我们在青龙桥接待站等待解放军和傅作义的谈判结果。后来，组织告诉我们，和平协议已经签署，解放军将于1月31日入城接管防务。领导要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在1949年1月29日先就进了城，准备参加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工作。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我们在成立亲眼目睹了北平市民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场面。
北平解放后，由军管会领导，军管会主任是叶剑英。我在军管会的文化接管委员会工作，当时文管会的主任是钱俊瑞同志，办公地点在当时在北池子66号。我分配在文管会的联络处，主要负责联络大学。因此，我到北大、师大等大学去了多次。2月28日，文管会主任钱俊瑞同志带领陈微明、李伯钊、吴晗、楚图南等10名文管会成员代表到北大，在孓民纪念堂与北大学校汤用彤等学校行政负责人、教授及教师、学生和工人代表座谈，具体商谈接管北大事宜。会议开得非常顺利，商定当天下午即举行接管大会。下午2时，欢迎北京军管会接管北京大学的大会在民主广场举行，有2000多人参加了大会。钱俊瑞代表军管会宣布正式接管北京大学，并宣布学校工作有汤用彤教授暂行负责。并钱俊瑞为军代表，张宗麟为副军代表。会后，军管会代表和北大师生员工一起绕民主广场一周。北大师生高呼“北大新生万岁”等口号，还走出校门，上街游行了一个多小时，庆祝北大新生。。我这个北大校友含着激动的热泪目睹了北大新生的欢乐场面。
第二天3月1日，军代表钱俊瑞主任和副代表张宗麟奉令到北大督导行政教育工作。文管会还派了张昭、刘林、白朗和我等七名同志为联络员，主要任务是联系北大师生，了解师生的思想动态和教学、生活等各种问题，并向上反映。张昭同志被指定为联络小组的组长，张昭是北大农学院的讲师，他有其他事，没有到任，由我任组长。我们的联络组主要工作是要在广泛征求师生意见的基础上，成立新的大学行政领导机构----大学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要选择“有声望、有能力、有进步思想”的人员组成。我们联络组通过座谈会、走访等多种形式，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并及时反映给文管会领导和军代表。除北大外，清华、师大等其他大学的校务委员会筹建工作也在紧张的进行中。5月4日，北京市军管会文管会批准了北大校务委员会成立，当时文管会的主任已是周扬，他正式签发文管会的982号文，通知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任命汤用彤、许德珩、郑天挺、曾昭抡等19位教授、2名讲师助教代表、2名学生代表共23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汤用彤为常务委员会主任。文管会还任命曾昭抡为教务长、郑天挺为秘书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钱端升为法学院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院长、俞大紱为农学院院长、胡传揆为医学院院长、向达为图书馆馆长。北大新的领导机构正式成立，标志着学校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规。
与北大同时成立校务委员会的还有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清华的校委会主任是叶企孙教授，北师大的校委会主任是陈垣教授。5月9日，北京军管会文管会决定，文管会派驻北大的代表和联络员因校务委员会的成立，即行撤销。我也就离开了北大，回到文管会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我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本应在1948年毕业，但在毕业前，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我也离开了北大，到了解放区。后来，北大给我们那些被开除的学生补发了毕业证书。
杨民华口述,张文定整理 2012年8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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