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永远的民主广场——缅怀项子明同志（孙小礼）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08-05 21:56 点击量：399
永远的民主广场
——缅怀项子明同志
孙小礼
1947年秋至1948年秋，是我一生中至为重要的一年，永远难忘的一年。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是我的革命摇篮，正是在民主广场上，我遇见了丁化贤，她是我的革命领路人之一；正是在民主广场上，项子明同志悉心指导我们学习革命理论；正是在民主广场上，我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
如今，民主广场已经不存在了，然而它的精神永在，它的灵魂永在，它已移到了天安门，移到了向往民主的广大人民的心中。
* * *
1947年夏，我在杭州浙大附中读完高一，因父母已回北平，我也北上转学。我于8月底才到达北平，各学校纷纷开学了。幸好找到了我姐姐孙稚礼的好友陈琏，她在北平贝满女中任高中历史教员，通过她的帮助，我进入了贝满女中，插班高二就读。
我入学没多久，陈琏、袁永熙夫妇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听我姐姐说过，陈琏是蒋介石亲信陈布雷的爱女，因她一出生就丧母，故取名陈憐儿，她长大以后非常痛恨腐败专制的国民党，从高中起就积极参加各次学生运动，并改名陈琏。1945年，在重庆，我随姐姐参加了拥护国共谈判达成“双十协定”的大游行，正好与陈琏同行在一个游行队伍里。没有想到，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竟对陈琏下了毒手。这一事件激起贝满师生的公愤，全校罢课三天，要求当局立即释放陈琏，然而多方营救无效。陈琏夫妇被押送到了南京，她对父亲说：“你走你国民党的路，我走我共产党的路！”。
接着，燕京大学女生、贝满校友龚理嘉被逮捕了，又一次激起全校师生公愤，我们再次为“抗议逮捕龚理嘉”而举行了罢课。
1947年10 月29日，被当局逮捕的浙江大学学生生于子三惨死在狱中。浙大附中的同学陈怀瑾给我寄来了有关材料和一组照片。我把这些材料、照片带到学校教室里，向班上同学讲解于子三事件，揭露国民党的阴险恶毒，他们杀害了于子三，却诬陷他自杀，浙大学生已经游行和罢课了。11月6日，我们得知当天下午要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召开于子三烈士追悼大会，我和一些同学去参加这个大会了。民主广场上挤满了人，有北大、清华、燕京和其它大学、中学的学生好几千人。先有人介绍于子三的惨死经过，接着宣读了许德珩先生的书面发言，还有樊弘、周炳琳等名教授登台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讲，热情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大会要求公布于子三的惨死真相，严惩刽子手，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正要散会时有人用大喇叭宣告：“军警正在包围我们的会场！”
“一辆军车正在开进民主广场！”顿时全场群情激动，有人指挥大家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并且立即排起队来，手挽着手，在民主广场上绕场游行，向军警们表示抗议和示威。这时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了，关济华同学拉着我的手说：“我害怕，我想回家！”我壮着胆子对她说：“不要怕，我陪着你，我送你回家。”散会后，我先送她回家，然后独自步行回家，这时天已完全黑了。
不久，同班同学刘良玉、游润祥约我到北大去参加一个秘密读书会。许多年后，她们告诉我，吸收我参加这个读书会，不仅是看到我当时的政治表现，还因为陈琏在被捕前曾向党的地下组织打过招呼，说她了解我的家庭情况，政治上是可靠的，要他们吸收我参加活动。
1947年初冬的一个星期日上午，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到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上的灰楼，即北大的女生宿舍，到地字楼二层最东头的房间敲门找丁化贤。门开了，我发现刘良玉、游润祥、王文华、郭德箴四人已经先到了。这屋子是丁化贤的宿舍，房间虽小，但收拾得整齐干净，当中放着一张不大的方桌，我们围桌而坐，共七个人。丁化贤既是这房间的主人，又是读书会的负责人，我们五个贝满女中的高二学生，就是读书会的成员。屋里还坐着唯一的一位男士，穿着深灰色的长袍，面带笑容，和蔼地向我们问询学校和家庭的情况，他虽不算老，但在我们这群中学生面前，则俨然像个“长者”。
闲谈了一会，丁化贤宣布读书会开始，她指着这位男士向我们介绍说：“他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同学汪自得，‘自鸣得意’的‘自’和‘得’，请他来读书会指导我们学习。”接着，汪自得对我们说，“我们读书会先要系统地学习社会发展史，以后还要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他把手伸进长袍大襟里摸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是他拟好的学习提纲，交给我们传阅。
我记得提纲上列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每一种社会下面还列有三、四个要点，说明这种社会的特点。这些名词和内容，是我过去未闻未见的，我感到非常新鲜，我很兴奋地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
丁化贤与我们约定，每个星期天上午都到这里来参加读书会的学习。按照汪自得拟的提纲和书目，大家自己看书准备，然后来这里一块讨论。
那年冬天，天气寒冷，雪下得不少。我刚到北京，还没有自行车，也不会骑自行车。记得许多个星期日我都是顶着北风，迎着飘雪，踏着薄冰，步行到北大民主广场的灰楼。汪自得每次都到，而且常常是先坐在那儿等我们了。每次讨论都是汪自得主持的，他总是让我们先说，我们大都很腼腆，说不出来也不敢多说，他就提问题让我们回答。我们，尤其是我，总是说不出几句话，这样讨论一阵之后，就由汪自得作总结。他系统地讲解每一种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特点，使我们获得了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知识。
我每次参加读书会，感到最大的收获就是听汪自得讲解，我听得津津有味，我们宁肯少说一些，留出时间让他多讲一些。他讲得那么认真，那么入情入理，使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懂得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我脑中曾有一些糊涂观念，经过读书会的学习，特别是汪自得的讲解，得到了澄清和纠正。例如，我曾认为从原始公社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剥削愈来愈重，怎么能认为社会在进步呢。汪自得针对我的问题解释说：虽然剥削加重了，但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只有社会生产力提高了，才能使一些人能够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科学文化研究。总之，他指出，社会是否进步，要看生产力是否提高；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先进，就要看它是否能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我感到顿然脑子开窍，似乎找到了观察社会的一把钥匙。
记得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汪自得要我们读苏联经济学家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章节。我们读了，虽然很感兴趣，讨论时也纷纷发言，但是却抓不住要领。这时汪自得很耐心也很生动地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剩余价值”，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我们讨论到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时，大家都极为振奋。那时我们天真地设想着、描绘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相信这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一定会到来，而且还以为苏联已经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了。
北平的冬天很冷，遇到天气晴朗的日子，在我们读书会讨论当中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丁化贤常领着我们几个人到民主广场上去晒晒太阳。但汪自得却从不下楼，他独自留在屋子里等待我们。丁化贤曾带着我们做一种叫做“偷步”的游戏，她站在灰楼墙外那“民主广场”四个大字的下面，让我们几个人并排地站在三十米开外的一条横线上，听到她喊“开始！”我们就赶快往前跑，但是她一回头，如果看到谁还在跑，谁就必须退回到起跑线上，重新开始。所以，我们只能趁她不回头的时候偷着跑步，而她却常回过头来捉拿我们，以至我们很难跑到“民主广场”四个大字下面。我们曾玩笑地比喻说：要跑到共产主义目的地很难啊！
寒假中，丁化贤约我们到她家里去过年，是在北新桥的一个四合院里，我们都去了，除了我们读书会的人以外，还有几个不熟悉的面孔。大家一起包饺子，谈笑风生，好不热闹。突然听汪自得提议说，让华顺和王连平跳一个“兄妹开荒”吧！大家一致赞成，于是丁化贤忙找来了一条白色的毛巾，王连平把白毛巾扎在头上，华顺则脱去外面的大衣，露出花棉袄。他俩扮演一兄一妹，在院子中间边跳边唱，表演了一场“兄妹开荒”秧歌剧。这是在解放区流行的著名秧歌剧，能在北平城里演唱，大家都特别高兴。我们站在院里四周围观看、喝彩，都感到这是这次聚会的最精彩节目，身旁一个人告诉我：华顺是数学家华罗庚的女儿。
饺子煮好后，丁化贤招呼大家进屋吃饺子。在餐桌上，汪自得说，我们玩一个“不许说我”的游戏吧！每个人轮流说一句话，但不许说“我”字，谁说了“我”字谁就输了。于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说话，但是稍不留神，“我”字就蹦出口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一个个轮着“挨罚”。最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看来要做到完全“忘我”可真不容易啊！
吃完这顿热闹的年饭，天色已很晚，大家到院子里推自行车准备回家。丁化贤关心地问我：“你怎么回去呢？”汪自得听见了，毫不犹豫地说：“坐在我的车上，我送你回家。”雪后的道路坑洼不平而且还有些滑，骑自行车本不好走，再驮上一个人就更难骑了。当汪自得骑到东华门，快到我家的时候，我听见他已累得气喘吁吁。我到家了，他继续往北河沿骑去，望着他的背影，我真感到过意不去，心想我一定要学会骑自行车。
过了寒假，按照原来的计划，读书会本来应该继续学习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作为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总结，汪自得为我们拟写了一份提纲，题目是“讨论革命人生观问题”，让我们预先做准备。那时我想，革命的人生观应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理想，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但是，讨论的那天，汪自得却没有来，就由丁化贤主持讨论。此后，汪自得再也没有到读书会来。丁化贤解释说，他忙别的事呢!
我们猜想，他大概开辟新点，建立新的读书会了，或许是有别的重要事情。
我在民主广场上学骑自行车，经过好一番努力，终于学会了。我央求父母为我买了一辆自行车。
1948年春，我已经能够骑着自行车去北大了。我照例每星期都到丁化贤的宿舍去，但是由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我们的读书会被迫停止活动了。那年4月，丁化贤介绍我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并要我独立开展活动，在贝满女中组织读书会，吸引同学们参加学习等。也是4月的一天，丁化贤对我说：“我明天就要走了（走，就是到解放区去），相信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坚定的，以后有一个名叫屠一卉的北大中文系女生会来找你。”
1948年6月9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大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正是从北大的民主广场出发的。“声援东北流亡学生”的活动，也是在民主广场进行的……。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都与北大的民主广场密不可分。
有一天，屠一卉到我家来了，她每隔一些天来我家一次，每次给我带一本书来，下次来时我把看完的书还给她，她换一本书给我。我曾看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等，然而这些书的封面却是《老残游记》、《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等。记得只有一本小册子《论学生工作》没有装扮别的封面。
北大的那个读书会停止了，然而我的读书兴趣却延续下来了。我继续自学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饶有兴趣地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读过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书籍。
北大的那个读书会结束了，中学里的一批小读书会建立起来了。1947年参加过汪自得领导的读书会的五个人都先后成为地下党员（我于1948年10月由贝满女中的同班同学陈世敏介绍入党，因是单线联系，解放以后我才知道刘良玉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曾约集了几个同学组成一个小读书会，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其他书籍。周末下午，或在学校的教室里、或在灯市口公理会前的草地上，我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和讨论，我模仿着汪自得和丁化贤，也做讨论总结，给同学们宣讲革命道理。小读书会的成员们，都由我做介绍人，先后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
汪自得、丁化贤虽然不在北大了，然而北大的民主广场却成为我经常去的地方。我的同班同学潘乃穆、孙亦桢在1948年夏以同等学力分别考入北大历史系和化学系。我曾去灰楼看望她们，了解她们的北大生活。我特别喜欢去孑民图书馆前的书摊，在那里我买到了胡绳所著《唯物辩证法入门》，还买到了《冀东行》、《大江流日夜》等书。有时北大的学生在那里散发一些油印的宣传材料，有报导各地学生运动情况的，有探讨国际、国内形势的……。民主广场周围的民主墙上和布告栏里贴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壁报，还有林林总总不断更新的海报，例如，某教授要做某报告的布告，某社团要举行什么活动的通知，某日在民主广场有什么节目的歌舞晚会，某诗社某天要举行新诗朗诵会……。我去听过樊弘教授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我参加过一次新诗朗诵会，本来只想去听听而已，会上的大学生们却要我当场朗诵一首诗：“表”（手表的表），我朗读了，大家拍手称赞，还说“表”这首诗就应该由我这样的童声来朗读！
总之，内容丰富多彩的民主广场，它像磁石一般地吸引着我，吸引着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它的民主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鼓舞着、鞭策着我们，努力学习，努力锻炼，提高本领以献身于中国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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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平解放初，我还在贝满女中读高三，作为学生干部，有一天得到通知，去市委参加学校支部工作科（简称“学支科”）召开的会议。我一进会场，便见到了汪自得，久别重逢，格外高兴地同他热烈握手，真想和他痛快地畅谈。会议开始了，正是他主持会议。我惊奇地听到人们都称他为“项子明同志”。散会时我跑到汪自得面前，好奇地问：“你不是汪自得吗？”他笑笑说：“汪自得是我从事地下工作的化名，我的真名是项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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