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冯至：住北大中老胡同的日子里（冯姚平）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08-27 12:49 点击量：393
冯至：住北大中老胡同的日子里
冯姚平
一 入住满洲贵族的大院
1946年夏，我们全家从昆明回到北平，在红楼西边的东斋宿舍过渡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搬进了新修好的中老胡同32号宿舍。
说起这个中老胡同，父亲冯志对它非常熟悉。他当学生的时候，曾经在这条胡同住过。在他早期的一篇小说《火》里面还写到了这条胡同。他是这样描写的：
因为附近大学的原故，R巷的组织很有些与众不同。从大街走进了胡同口，还要拐好几个小弯，才能到了它的中心；所以市声距它很远，独自具有一种寂静的深巷的情调。它隐秘在北京地图上最不惹人注意的地方；……它虽然是这样的幽僻，但它的本身自有它一番异乎寻常的热闹处，绝不似北京一般的胡同那样趣味庸常，精神涣散。它里边一所一所，一间一间的房子，无论是新旧好坏，今天贴出来招租条，明天便一定会有人搬进去，——多半是大学校的学生。
它有如一座小小的“桃源”。
然而它绝不是那样的质朴；它无时无刻不是变幻的，浪漫的。在这不上四十家的巷子里，会听见十几种不同的方言。其中的住户，有：满洲的贵族，公寓老板，大学教授，学生，他们的家眷——在北京结合的或是从故乡接来的，——还有学校听差，还有私娼。人烟太稠密了，……所以卖零食同玩艺的更是络绎不绝于道，敲小锣，打梆子，击小鼓……整年四季不断的音乐，形成一种太平景象。非常地复杂而且和谐。
……在那满洲贵族的门前，时常放着一辆马车，车夫横躺竖卧地谈着他们主人在前清时代的隆盛，还以鄙弃的态度来评衡着太看不上他们的眼的大学生们的言谈行动。有时“里边”忽然有了动作了，车夫似乎这方面的预感极为灵敏，即刻车铃一响，门内慢慢走出来旗装的妇女，……含着几分娇爱向车夫叮咛嘱咐，话犹未了，早已端坐车内，紧接着是马蹄橐橐的声音，刹那间朱门紧闭，车马无踪，……
我们搬进的就是这座满洲贵族的大院，只不过朱门再不紧闭，至少白天总是大敞着，由一高一矮的两位门房老赵看管。房子经过了巧妙的改造，在原有房屋结构的基础上，把前廊后厦包容进去，因房制宜地划分成二十多套各不相同的单元，通上了上下水。每个单元面积虽然不算大（我家大约有75平方米），却是卫生间、厨房、保姆间、储藏室一应俱全，布局相当紧凑科学。浴室和电话是公用的，有电话来，小老赵会到院子里高声传呼……
▲ 冯姚平和父母冯至、姚可崑在昆明大观园
我家住在西侧的院子里，坐北朝南，本来是两明一暗的三间房。“两明”外间是客厅，里间是饭厅。我家有三个很大的书柜，是战前依照父亲的外文书籍量身定制的，从我三大爷家取了回来。现在用一个隔开里、外屋，其余两个沿墙摆在客厅里。客厅后面是厨房和保姆的住房，饭菜可以通过墙上的小方孔传递。饭厅中间有一张方桌吃饭，窗前的二屉桌是我做功课的地方。饭厅后面连着厕所和储藏室。“一暗”分为两间，北面是父母带着妹妹的卧室，南面是他们的书房，两人的书桌垂直摆放，放上椅子紧巴巴的，门后是我睡的床。冬天取暖用“洋炉子”；我家的老炉子和我差不多高，“西门子”造，好新鲜！放在饭厅。为了充分散热，烟筒很长，穿过饭厅又沿客厅的墙走一段才出去。厨房的灶烧煤球，洋炉子烧块煤，所以冬天来临前且得忙活一阵，要“叫”煤末、煤块、黄土，会有人送来；再请工人来把煤末黄土混合摇成煤球。
我们东边并排住的是政治系教授吴之椿，后面是教育系教授陈友松和法学院长周炳琳。吴家门口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秋天枝头挂满金红色的高庄柿子，我家窗前则是一白一紫两大棵丁香，春天来到，满院芬芳。再往前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吴伯伯在他家那侧精心培植了一个美丽的花园，用秫秸杆编的篱笆围起，人们可以站在外面欣赏它的美丽。
我家在空地上种的是菜。东院有一口机井，我放学回来就去提水浇菜，后来妹妹稍大一点就跟我抬水，一根棍子，水桶放在我手底下，她扛着棍子那头在前面摇摇晃晃地走着，很有成就感，一进我们院子就大叫：“爹爹娘娘快来看，我跟姐姐抬水呢。”我们种的有西红柿、茄子、辣椒、甚至我还种过一小块地的花生，为的是看看它们怎样落花而生。屋檐下爬满丝瓜，唯一不成功的是土豆，长了马铃薯甲虫，血本无回。我们年年丰收，母亲说是因为她经营得好，我则认为是我深挖地，勤浇水的功劳。
后面院子小，陈伯伯在他家门口台阶两旁栽了两棵松树。那时他的家属还没有来，经常见他站在门前满意地欣赏这两棵树。我心想，陈友松，陈“友松”，这就是陈伯伯的两位朋友啊！
我们在这里住了6年，一直到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才离开。
二 大院里的学术气氛
从昆明回来，我刚满10岁，对于大人们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并不了解，但是我记得，大院里大人们的生活同样是生动的、活跃的，许多事情不出大院就能解决。
首先是亲戚朋友多，除了我三大爷、二姨两家亲戚，原来留在北平的朋友们纷纷来访。父亲的老友顾随伯伯经常来长谈，谈到深夜。有一天门房居然有一封给我的信，是顾伯伯写来的，问我最近读些什么书，可以推荐给他的小女儿。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第一封信。陈逵、卞之琳等伯伯从外地来了，我就把床位让出来给他们住；昔日联大学生林书闽带着妻儿来北大工作，也暂住我家，人多，只得在外屋搭铺。我的四爷爷冯文潜在南开大学，他经常来北平，每次都给我妹妹提两盒茯苓饼。后来看到冯承柏叔叔整理的父亲致四爷爷的信：“四叔尊前：信和电报都收到了，电报已转给之琳。他说他可以回南开来。……”才知道四爷爷是在为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建设延揽人才而奔走。我的表姑陈蔼民一家从大后方回到天津，来北平看望我父母。父亲问表姑父陈明绍愿意不愿意到北大教书，他说愿意。父亲说你等等，马上出去，去找同院时任北大工学院代理院长的马大猷伯伯。一会儿功夫就回来了，说：“谈好了”。于是，姑父到北大工学院当副教授，一家人回到北平。事情就这么简单，那时候人们期待着百废俱兴，到处都需要人才。
▲ 父亲冯至，摄于1950年
院子里学术气氛浓厚，朱光潜伯伯家经常高朋满座，品诗论文好不热闹；贺麟伯伯的西洋哲学编译工作紧锣密鼓；为多家报纸编辑文学副刊的工作使沈从文伯伯应接不暇。大院里文采飞扬，吸引着住在外面的人，像杨振声伯伯就经常从南锣鼓巷过来闲谈。至于理工科的伯伯们有什么活动我不清楚，只记得庄圻泰伯伯个子高高的，走路时总是仰头向天，全神贯注。怕打扰他，每次见他过来，我总悄悄地站到一边，待走近时，怯生生地叫一声“庄伯伯”，他才猛然惊觉，低头向我笑笑，然后抬头，向前走，继续他的数学问题思索（我猜想）。同时，大人们学习热情很高。那时，袁伯母在美国深造，袁家骅伯伯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袁伯母一定非常想念他们，给女儿们带回很多可爱的玩具。姐妹俩还送给我一对精致的小烛台和一包小蜡烛，那是我的宝贝。后来吴伯母也到美国进修去了。
我的父母自然也都在认真工作。母亲在师范大学教国文，还有逻辑学（什么是“逻辑”，那时我不懂）；另外，她还兼任过北大医学院的德文教授。父亲在北大西语系，教书、写作、研究、参加学术文艺活动、接触青年等等，非常充实。
三 父亲的研究与写作
回到了北平，搞研究、做学问的条件比昆明好多了。北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家里有被我三大爷藏在煤屋里幸存的三大柜德文书，还有旧书摊。我曾跟他去东安市场，里面有个丹桂市场，专门卖旧书。书摊主人们跟父亲都很熟悉，见他来就主动拿出他要找的书或向他推荐可能需要的书。我乖乖地陪他逛完书摊，夏天能得到一只三色冰棍，冬天则是一根冰糖葫芦。此外，北大图书馆底层东西两侧有两列供教授用的研究室，父亲分得其中一间。他可以直接进书库找寻需要的参考书，放在研究室的书架上，随用随拿。他在这安静的小天地全心全意地做他最喜欢做的事，研究和写作。
（一）歌德研究
朱光潜伯伯是西方语文学系主任，他们家是从乐山武汉大学回来的。据说抗战前朱伯伯经常在北平家里组织读诗会，父亲从德国回来后曾参加过两次，并给朱伯伯办的《文学杂志》写过稿。在中老胡同父亲母亲很快和朱伯伯朱伯母成为朋友，我和朱世嘉、世乐姐妹也成了小朋友。世乐身体不好，朱伯母总把一架小床搬到门前大榆树下，让她坐在里面晒太阳，我和贺美英、朱世嘉常围在旁边陪她聊天、玩耍。
1948年8月，父亲的《歌德论述》作为朱光潜伯伯主编的《正中文学丛书》之一出版了，书中收入他研究歌德的七篇文章。从1941年父亲开始翻译歌德专家俾德曼（Biedermann）的《歌德年谱》，并参照歌德的著作、书信、日记、同时代人的记载和后世学者的研究详加注释。稿子寄往重庆，在中央图书馆的《图书月刊》上按期发表。他说自己这个作品“盖以年谱为经，注释为纬，国人有意于德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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