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保卫红楼（陈世安）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09-09 10:11 点击量：400
保卫红楼
——回忆1948年的“反迫害斗争”
陈世安
1948年8月，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在战场上越是失败，就越在其统治区内加紧镇压。“天快亮，更黑暗”，1948年的“八—九”大逮捕，就是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开始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的一个组成部分。
8月初，国民党华北“剿总”喉舌《华北日报》及北平其他官方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评论及署名文章，鼓吹对爱国学生进行镇压。8月1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报上公布的《清除匪谍安定秩序四项注意》中规定：国民党军警可以任意搜捕老百姓，无须办理法律手续。8月1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所谓《北平学生家长百人宣言》，鼓吹家长“勿庇护职业学生，自动送当局法办。”
与此同时，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窜到北平与地方当局密谋策划，要利用暑假期间大部分学生回家的时机，对少数留校学生进行突然袭击。
当时北大有六个学院，分布在西城，东城和西郊，校本部及文、法、理学院设在沙滩（现在的五四大街）。8月18日，北大沙滩校舍的南门、西门，西斋和三院附近的学生宿舍周围受到军警监视。8月19日，大批军警包围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1所大专院校。当天的报纸公布了国民党北平特种刑事法庭（简称“特刑庭”）
“传讯”、“拘提” 11所大专院校250名爱国学生的黑名单，其中北大71名。随后，“特刑庭”发出拘、传票，限名单上的人于8月20日晨7时前到“特刑庭”投案。8月20日，北平“特刑庭”又公布了第二批逮捕名单74人，其中北大
22人。上了黑名单的同学大多数是北大学生自治会历届理事会理事。
北平地下党学委早在7月初放暑假之前，就布置各院校地下党组织，将已经暴露或被敌特注意的党员、“民青”盟员、进步同学向解放区撤退；对留校的党员、盟员进行形势教育、纪律教育和气节教育。国民党“八一九”大逮捕黑名单公布以后，北大地下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反迫害斗争。首先，对上了黑名单而尚未离校的同学，无论党员、盟员还是群众，一律由组织安排，同学保护，撤离学校；其次，组织成立安全保障委员会（简称“安委会”），公开领导这场“反迫害”斗争。
8月19日清晨，住在北大三院和西斋的《南北社》战友丁祖永、施政（当时北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现名施文静）与我等数人，沿着北河沿进入沙滩红楼地下室《南北社》的活动室（《南北社》是北大学生进步社团之一，它的一部分职能实际上是华北学联秘书处办事机构）。我们从当天国民党报纸上发现，黑名单中有《南北社》战友三人。其中一位是华惠珍，她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
因代表北大自治会参加“东北同学抗议‘七五血案’联合会”组织的“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她在“请愿团”担负与上海学联和南京学联的联络工作，当时滞留南方未归，大家很替她担心。一位是戴秉衡（现名戴逸），他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暑假回常熟老家探亲，还没有回来。还有一位是辅仁大学的徐亚英（现名郭若亚）。由于辅仁大学校方长期不允许学生组织社团，所以，徐亚英就到北大参加了《南北社》。“八一九”这天她在辅仁，很难与她取得联系。我们都为这三位战友的安全担心，《南北社》活动室内的气氛显得很沉闷。
当时，《南北社》原任社长，后任华北学联秘书长的俞惠祥（现名黄天苗）奉华北学联指派，到上海联系工作未归。刚接替俞惠祥任《南北社》社长的陈汉皋（现名高汉），“八一九”这天早上来到《南北社》活动室，他象往常一样从容、沉着地说：华惠珍已在上海隐蔽，戴秉衡在常熟得到信息后，也已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请大家放心。而特别使人欣慰的是，《南北社》原社长、华北学联秘书长沈忱（现名力平），这时与辅仁的徐亚英一道来到了《南北社》活动室。原来沈忱在报上见到黑名单中有徐亚英的名字，一早就赶往恭王府辅仁大学女生宿舍去找她（徐亚英还不知道自己已上了黑名单）。他们匆匆地雇了一辆有车蓬的黄包车，离开恭王府来到北大红楼《南北社》活动室。刚好这时组建《南北社》的发起人之一陈一如（当时北大地下党法学院支部书记）也来到了活动室。他与大家商定，让徐亚英与《南北社》战友屠一卉、梁思萃等在北大灰楼女生宿舍暂住。事后得悉，徐亚英离开辅仁大学不久，国民党警特就进学校抓走了三位女同学。
从8月19日公布黑名单至8月23日，反动军警包围北大整整6天。在这6天中，暑假留校的300多名同学，在地下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开展了一场“反迫害”的斗争。
8月19日下午，沙滩召开了文、理、法三学院留校同学大会，作出了三项决议：要求北大校方退回“特刑庭”发出的拘、传票，拒绝出庭受审，提出“一人被捕，全体坐牢”，声援上了黑名单的同学；积极做教师的工作，争取他们支持同学；成立北京大学“安委会”，领导这场“反迫害”斗争。
“安委会”成立后，立即组织“纠察队”，同学们争先恐后，踊跃报名参加。“纠察队”队员手持木棒，在红楼南门、西门，理学院和三院的大门口站岗。我们《南北社》战友被分配在红楼南门站岗，与校外持枪军警严阵对峙。
8月21日，第二批黑名单公布后的第二天，北大、师院许德珩、袁翰青、俞平伯、王均衡等58名教授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北平地方当局摧残教育，迫害学生。接着，“安委会”决定组织在校同学到胡适校长住宅请愿，21日下午3时，由300多同学组成的请愿队，从沙滩出发到东厂胡同胡适校长住宅，派代表去见胡适。胡适说：“如不让军警入校，必须使名单上的学生一律离校，答应这一点，他可以出面劝阻军警进校捕人。”
当时，北大上了第一批黑名单尚未撤离的少数同学，在党组织的精心筹划和师生保护下，修改学生证，经过化装，于21日深夜翻墙离开学校。我们《南北社》战友徐亚英于21日深夜离开学校，先转移到袁翰青教授家里，后几经辗转，经天津安全到达解放区。在上海隐蔽的华惠珍，也是几经辗转，在天津地下党的帮助下，撤离到解放区。至于上了第二批黑名单的少数几位同学，则在8月
22日利用军警清晨换岗之际，迅速撤离学校，陆续到达解放区。
8月23日，北大王大纯、王岷沅等56名教员上书胡适，要求阻止军警入校搜查、逮捕学生，并立即撤离包围学校之军警。当天下午传来确切消息：军警先后冲入了师院、燕大、清华等校，传说当晚要冲入北大。“安委会”立刻召集同学到孑民堂开会商讨保障自己、对付军警的办法。
各系级分头展开讨论。综合大家意见，认为除了集体保卫，没有第二条路。
当时在军警的包围下，三院、西斋与沙滩之间已无法通行，大家只好商讨红楼的集体自卫问题。一致的意见是各系级同学立刻到红楼集中，组织起来集体自卫。
各系级很快地组成许多小组，三人一排，手拉手，庄严地走入分配好了的教室。像这样的迅速行动，在北大是不多见的。
天色慢慢暗下来，大家在红楼的各层楼梯口布好桌椅的屏障，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孔道通行。300人的命运结合成一个整体了。
“安委会”成员从那个楼梯小小的孔道登上四楼，慰问住在四楼的北大教员们。接着，他们又与各系级商讨怎样对付国民党法西斯暴行。同学们默默地互相勉励，把坚持集体自卫看作是对自己最好的考验。黑夜降临了。外面情况仍无变动，屋子里空气异常凝重：虽然大家早横下心准备集体坐牢，但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贺麟训导长来了。他说胡适校长已给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特刑庭’传讯的北大学生，有的已赴法庭报到，有的毕业就业，有的南下，有的在外地实习，有的离校不知去向。经贺训导长亲往西斋、红楼及灰楼各宿舍察看……遍觅不得一人乙”贺训导长要大家安心，说是军警当晚不会冲进来。
可是，大家仍不愿分开住，因为在机动的行动中，大家已很快地安顿好铺地的毯子，还准备了三大桶开水。
当晚9点钟，包围红楼的军警暂时撤退了，红楼成了集体的大家庭。同学们纷纷说：我们团结一致的行动，把逆流击退了。
反动军警包围北大6天，未能闯入学校。那些反动军警头目为了掩人耳目，向上司交差，就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要求校方允许他们派少数人进入学校“检查”。经过贺训导长与“安委会”磋商后，8月24日上午，在贺训导长与“安委会”成员的陪同下，少数军警头目进入北大，他们在民主广场转了一圈，匆忙走进红楼，还看了孑民图书室，前后约一个小时，完成了奉命进校“检查”的任务，就回去交差了。
军警头目一走，同学们不约而同地集合在民主广场，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光明赞》等战斗歌曲，来欢庆这场“反迫害”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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