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故地重游——纪念北平解放50周年（华惠珍）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09-29 22:05 点击量：397
故地重游
——纪念北平解放50周年
华惠珍
我是1947年9月进入北大的，本来我在8月已考入台湾台南工学院化工系二年级，并已入校学习。后来北在发榜，看到我榜上有名，我又赶回来入了北大。1978年春我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理事；1948年7月5日东北学生入关到北平请愿，遭到屠杀，之后组成东北华北学联“七五”血案请愿团去南京请愿，十一个院校各派一个代表，我被派为北大的代表，出发前曾在民主广场集会宣誓，北平市警察局受命查找代表名单。十一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生，而且在学生自治会改选时同学们曾挂出我的大画像为我竞选，北大很多人都认识我，所以我被查出来（共查出3人，另2人为东北代表），警察局上报的材料中说我是“在校活动甚力的匪党分子”。其实我这是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只不过是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一个“民青”盟员。
北大的“科学、民主”令我向往，我在抗日的战火中渡过童年及部分青年时代，经历了从苏州逃难到昆明的几度流亡生活，看到许多同胞被炸死、被车撞死、在逃难的路上冻饿疾病而死；我唯一的亲哥哥就在逃难中贫病而死，我亲如外婆的大姨妈也因患病被迫从火车上搬下去，最后陈尸荒野。切身之痛使我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内战极为痛恨。我投身到北大这民主堡垒中，要为制止内战贡献力量。一到北大就赶上抗议国民党逮捕北大同学孟宪功、李恭贻的罢课运动（李最后也未被救出来）；随后又有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干子三被国民党杀害事件，更激起我的义愤；这一切使我投入了学生运动，并在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中具体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和重要。
当时从北平到南京不通火车，要乘火车到天津，再乘海船到上海，再转乘火车到南京。我们代表团到上海后，上海学联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很不安全，秘密逮捕后谁也不知道，要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各界名人访问会、发动中学生募捐支持等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让上海、南京各界都知道请愿团要去南京，这样请愿团才不致遭秘密逮捕的毒手。上海学联帮助我们进行了这些活动后，代表团到了南京，我们除了请愿和联络东北同乡会外，还在南京学联的帮助下，在中央大学举行了控诉会。1948年8月18日我们从南京回到上海后，北大在上海接待新生工作站的同学周补之（现名许可成）通知我，他接到北大法律系同学沈忱（现名力平）的电报，叫我不要回北平并离开请愿团。第二天一看报纸，才知道北平逮捕名单有我（这就是于8月19日在全国各大报上公布的名单）。我在上海亲友处躲藏，怕被人认出连累亲友，最后躲到俞惠祥（当时他受华北学联之家到诸暨县乡下的老家；到9月中力平通知我，可乘轮船回天津；我到了天津，组织上派孙霭芬与我联系，她带着一个海南籍的男生，装扮成夫妻；并叫我和天津一位姓罗的女生装扮为姑嫂，我们一起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泊镇（当时已解放）的华北局城工部报到，在泊镇我和罗被分配到正定华北大学学习。当年从天津到正定，正是我们这次旅游之路，50年的巨变令我感叹和深思，当年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1948年9月的一个早晨，我们从天津乘火车到杨柳青站下车，急忙找一辆骡子拉的大车，十多人一辆，有许多辆这样的车走向国民党设的封锁卡哨，卡哨的兵向车上的人要钱，不少做生意的人给些钱就通过了。从我们身上搜不到钱就不放行。这时我们很后悔事先不该把钱缝在鞋垫布下，因为这点钱而出了麻烦就不好了。后来总算放行了，过河后到了“拉锯区”（国共双方均未能控制的区域），这一路更是土地荒芜。我们还遇到了“响马”（几个骑着马的土匪，马身上带着响铃），车上的生意人又遭一次抢劫。晚上终于到达了解放区的一个小村，我们住进了“大车店”，那是一间大平房，铺着稻草，男女老少挤在草上的破炕席上，虱子马上向我们进攻，混身咬起连片红包，骚痒不堪，不能入睡，民兵来查夜，要我们把身上带的国民党区的金元等法币换成解放区的边币，这样可以把法币拿到蒋管区换回物资，民兵们风趣地说：“不然就便宜了蒋介石”，我们听了后感到民兵都知道要跟蒋管区开展经济斗争，边区已有自己的货币，心里非常高兴。第二天继续前进，到了泊镇城工部招待所，见到北大同学张诹生（现名张持平）等，他们热情的接待，使我们感到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颗提着的心这才放下了。我们刚到泊镇时，没有定下来是否会派我们再回蒋管区，让我们不要和其他同志见面，只是我们同来的四人在一起，我们最先做的事是洗去身上的虱子。后来我和罗以及另一位男生（记得他是党员）分到了华北大学，踏上了去正定的路，我们走了好几天才走到正定，一路上投宿在老乡家里，虱子重又爬到我们的身上。正定华北大学主要接待蒋管区来的青年学生，对他们进行人生观、党的政策、目前形势方面的教育，当时大量知识分子奔向解放区，几乎每二、三个星期就开一个新的班（四、五十人），每期6个月毕业。正定华北大学的学习生活极为紧张，早晨5点多起床，扭秧歌作为晨练，而后一整天的上课、讨论、总结。我被选为班的学习委员，忙得没有时间清理身上的虱子，一身都被抓破；当时下达一县只有一个澡堂，一个大水池，而且不许女人去洗，经学校多次交涉，才决定在每次换水（约十天或半个月）之时，让华北大学女生去洗澡。其实藻堂臭气薰天，难以忍受，但还得捏着鼻子，硬着头皮洗这个澡，平时只能在井里打点冷水洗洗脸。学员们住在老乡家里，有的睡在土炕上，有的睡在门板上；听大课在正定一个大教堂的空地上，每个人有个马札。这次旅游，我们住在三星级的“华阳宾馆”的标准间，卫生设备齐全，24小时热水供应，舒适中还带点华贵的味道，和50年前的条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年听课的大教堂原地基本未变，但早已装修得焕然一新，我们以前听课空地已铺上了水泥砖、筑了花坛，现在是部队医院的一部分。我们几个曾在大教堂听过大课的人（王孝庭、赵国栋等同志）睹景生情，连连照相留念，每一张笑脸上都舒放着50年前追求革命理想的纯真豪放的笑容！
我在华北大学两个多月（其中还包括傅作义要攻打石家庄时，我们步行转到邯郸，后来又返回），后来和几十位各班抽调的同学一起，到平山县华北局党校集中，准备参加平津解放后的接待工作。1948年元旦，我们在党校学习了社论《把革命进行到底》，大家欢欣鼓舞，不久，我们50多名学理工的学员被到东北解放区去参加工业建设，背着小背包，步行向天津方向前进。当时天津尚未解放，解放军围城已有时日，天津城内缺粮已很严重，我们一路上遇到许多许多民工运粮队，有牛拉的车、驴拉的车、骡子拉的车，还有人推的独轮车，浩浩荡荡，绵延不绝，他们走在大车轧出来条条沟沟的土路上，是何等的艰难！可是他们又是那么乐观，像是去赶集，路上遇到穿着解放军服装的我们，他们高喊：“我们给你们送粮来了，你们好好打，马上就要胜利了！”我们接近天津时，天津已解放了，一些国民党的俘虏兵向南走，一瘸一拐的；送粮队的民工对我笑道：“他们都是‘泡兵’（指他们只会逃跑，脚上磨出了泡），打不过你们的”。人民对子弟兵的热爱和支持，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正是人民无私的奉献和伟大力量，使得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打败了国民党飞机加大炮的几百万反动军队，亲历目睹，这一景象深深地刻在我有脑中、心中，这次参观西柏坡革命遗址时，看到1948年的解放军总部办公室设在简陋的平房里，三个桌子就是三个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制定出解放全中国的计划，发出战斗的号令，联想到50年前看到的那一幕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场面，更使人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依靠人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出的历史奇迹的原因是什么，据讲解人员说，在1975年，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获特赦后到西柏坡参观时，曾无限感慨地说：“没想到在这四间小平房里就把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当改，蒋介石当败。”
1842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从泱泱大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整整经过一百多年，才于1949年打败了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重新战了起来。屹立在东方。北平的解放是全中国解放（除台湾外）的先声，在这伟大历史的转折时刻，我有幸亲历了其中一角，今日又重温当时情景，真是感慨万千！多少烈士的鲜血换来今天的胜利，我以最崇敬的心情，在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向烈士们献上我心中最诚挚的悼念！
吉公网安备2201040200044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