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杂感

段静修

四十年来，首次重逢，同窗聚会，实在难得，即席发言，难以成文，请同学们原谅。

好多年以前，我的老师苏秉琦先生慢声细语地对我说：“你到东北去吧，那里山高皇帝远，还能干一点工作——”我离开斋堂劳改基地后不久，就到了吉林省博物馆，一干就是二十年。就是在那个“史无前例”时期，群众都去“抓革命”，而我却只能“促生产”，这也是偏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走遍了白山、松水、吉林大地。积累了一些考古资料，为以后工作奠定了基础。三中全会后得到改正平反。在老同学的关怀与帮助下，从博物馆转到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一直到退休为止。当年我是孤身一人闯关东，现如今已在黑土地上落户生根。老伴是铁路工会干部，生育一儿一女都已成人。还有一孙男一孙女，节假日聚会八口之多，可以欢欢乐乐安度晚年了。

我自己的事说完了，现在说说我所怀念的今天不能出席这个聚会的那些同学。有些是永远也看不到他们了，但他们的身影，却牢牢地铭记在我心中。先说李培浩同学，在我落难的年代，每次回校，他都热情的安排我的住宿，并告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孙善德同学，大概是1980年我移住北京，在王府井相遇时都不敢相认了。之后我带领学生到山东实习时，他那时已任青岛市文化局副局长了，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这样的好同学，前几年他们都先我而回归大自然去了。再一个是王明哲同学，今天他没有来出席，可能他远在祖国西北新疆乌鲁木齐，离这里太远了。可是十年前，他为了给他们研究所挑选一名考古专业毕业生，亲自到东北。我在长春简陋的住处接待了他，我们谈了很多。再一个就是今天主持会议的、不必用“麦克”也可以听到声音的徐光翼同学。以上四位同学我今天再次表示，谢谢你们的关心和帮助，在我落难的年代，在你们的身上，我看见并感觉到，人间还有真情在。你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听说由于我划入另册，牵连到你们，思想感情上界限不清，多次检讨才勉强过关。今天我再次表示衷心歉意，并致以崇高的敬礼。

1985年由于偶然的原因，我在吉林大学创办一个新专业，即博物馆专业，出任该专业首届教研室主任，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考察博物馆的情况。在北京、南京、上海、昆明、西安等地，碰到了我们许多同学。今天他们有许多人也没有来聚会。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表示谢意。               

在上海时见到许宾，他从山西才调回上海，在一旅游学校任教，结束了多年的两地生活，全家才团圆了。之后不久听说他也回归大自然去了。在上海大学文学院还见到潘松鹤、袁俊卿，袁俊卿还同我一道去南通博物院参加江苏省的博物馆学会年会。在此期间，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两次提起前些日子老同学胡琪去上海看他，不巧赶上他出差没有见面，错过了一次谈心的机会。他再次表示向胡琪同学道歉。还说了些往事，说了些当年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所谓批判发言，是过多年内心仍觉得不安。这种心情我听了之后也深受感动。之后我曾写信转告了胡琪。（胡琪当时是在长沙博物馆任保管部主任，同时还是该市的政协委员。）今天他未能来聚会，我在这里祝福他晚年生活快乐、健康长寿。

最使我怀念的是黄良元同学了。我们在斋堂劳改结束后就各奔东西了。一直到1979年平反改正时，才知道他就在我身边的城市—哈尔滨郊区的一所中学任教。在过去的那个特殊年代，我们都是不敢乱说乱动的。我多次去哈也不知道他就在这里工作。只有改革开放我们才又重见天日，开始互相来往。那时他在江苏老家农村找了个农村妇女，才算有了个家，但还得过两地生活。每年寒暑假返家探亲时都要路过长春，我们才有机会多次面谈。后来听说他调到南京，在江苏省党校工作。1985年我去南京时曾去看望他，那天中午王文清也在座，我们谈了很久之后，黄又领我去南京中医学院看望了才从内蒙古调回南京的吴云波同学。还到南博见到了汪遵国、袁颖等同学，今天这些同学都没有来聚会，我在这里诚心地说一声，我真想你们呀！黄良元还领我去拜访了车福彦同学。就是这位老同学给了黄良元很大的帮助。从哈尔滨调回南京安排了工作，车福彦同学是出了大力、起决定作用的。用老百姓的通俗语言来赞扬就是“老同学够意思！”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是“实事求是”和“主观与客观”。他感到最苦恼的是：当时他在党校讲党史课，必须按照规定的教材来讲，不能讲教材以外的东西，不能实事求是地来讲党史。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讲真话、实话，不然我就不讲这门课了。”

黄良元同学，我们不能见面促膝而谈了。但是你留给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严格的治学态度，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我永远怀念您！

说得太多了，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谢谢大家 。

(《北大人》历史系54级通讯第一期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