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作证

        ----《房怨》序       

                              张炯

老友任彦芳发来新作《房怨》，嘱我作序，不敢不从。未读之前，我颇纳闷，彦芳的房子在老同学中算是上乘的，何怨之有？！及至细读书稿，原来写的是他大半生求房过程的怨气。这个，我倒可以作证。因为他的求房过程，既曲折，有颇有些轰轰烈烈，既惊动高层，还被报刊传媒所广为报道。他的书是纪实之作，保留了许多历史细节和资料，后人或在国外的读者读来，自然有着历史认识的价值。

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由于国家的巨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产生了多波人口的大迁移。于是，房子问题便应运而生。第一波是全国解放，从农村和部队调动大批干部和兵员入住城市。我也属其中的一员。那时，人们对房子的要求很低，有张床安放的地方足矣！我那时睡过门板，摆在老百姓家里的大厅或走廊。即使有房间，也是几个人挤着睡。因为，除了背包，人人都无长物。及至从部队进入大学，如彦芳所描写，他睡下铺，我睡上铺。一个房间四张双架床，共住八个人。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那年，文学所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共三十人，北京大学十人，复旦大学十人，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也有十人。没有房子，所长何其芳就下令在澡堂的大池上铺上木板，让我们打通铺睡，后来搬到集体宿舍也是三个人一小间。在建国初的十七年间，随着工业的建设，大批农民进城当了工人，随着教育的发展，大批学生进城，国家虽然不断在盖房子，住房仍然很紧张，那时新婚夫妇能分到一间房子，就幸福极了。我们研究所有的人结婚多年还分不到房子，每周六团圆只好借用办公室。我结婚后也曾借用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又是一次人口大迁移，但这次是从城市移到农村。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农村或设在农村的“五七”干校劳动。我们研究所上自所长何其芳和诸多著名学者，包括俞平伯、钱钟书、蔡仪、吴世昌等在内，我们在河南信阳的农村先住老百姓的茅屋，后住自己盖的瓦房和废弃的军营，自然也是多人一间房，乃至几十人一间房。中国人的适应性，包括高级知识分子的适应性均可谓很强。俞平伯先生在北京住有自己购买的大四合院。到了农村，老俩口住一小茅屋，他却能在里面读《南华经》，自得其乐！钱钟书和吴世昌合住一房，负责管理农具，他们还常为学术问题而争论不休。1972年，我们从农村回到北京，又遇上房子问题，因为文学所原有的住房，许多都被军宣队送给别的单位，无法收回。于是没有房子的人只好住办公室。钱钟书、杨绛夫妇就住了一年多办公室。我原来一家四口挤住一间九平米的办公室，钱、杨两先生搬走后，我一家才住进他们原先住的稍大的办公室。唐山大地震后，就住地震棚达两年之久。后来才搬进新盖的两居室的楼房。第三波全国人口大迁移则是近三十年。中国人口从六亿增加到十三亿。三十年改革开放和工业大发展，城市人口从不到两亿增加到六亿，产生了全世界亘古未有的巨大人口迁徙。每年都有几千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有的发财了，自己买上房子，乃至豪宅；绝大多数却住工厂宿舍、工棚、地下室或郊区租来的平房，自然也是挤得很！三十年使我们的国家迅速强大起来，钢产量从过去的微不足道达到九亿吨，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钢产量的总和，每年所用的水泥竟占世界的百分之五十。因而，房子、桥梁、高速公路和铁路都大发展。中国的高速铁路的世界最长的，中国的高速公路也是世界最发达的，中国的跨海跨江大桥也是世界最长的，而中国新盖的房子也是全世界最多的。自然，这都是钢材和水泥堆起来的。我最近到湖南、贵州的农村一走，使我惊讶的就是房子的变化。湖南农村以往的土墙平房不见了，几乎都换成三层、四层乃至五层的高大楼房，白墙青瓦或白墙红瓦，贵州遵义地区的偏僻农村也都换成盖得深具民族特色的楼房。因为农村盖房，政府都给予万元或两万元的补贴。福建湄洲岛上的房子更一座座比美豪宅，宽大、气派，装修讲究，五颜六色。这些农村的房子都是农民工从外地汇钱回来盖的，家里只有老人带着小孩住。许多房间都空着。全国大小城市无不高楼叠起。北京城区比上世纪五十年代扩大了七八倍，但人口却增加了十倍。尽管高楼连云，也有许多空置房，但住房困难的人仍然很多。不过，总体而论，中国人的住房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乃至好的有天壤之别。任彦芳觉得他似乎已住进了“天堂”，这确是他的实感！我们的老同学中，我知道最早住上好房子的是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住上大房子，自称装了五部空调。他对香港来的客人炫耀说，你看我的房子，是不是社会主义在我这里有新的发展？！而近年他在新校区还购置了一座别墅，自然装修得相当豪华，又不是彦芳的房子可比了！

房子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富裕的国家自然解决得比较早，也比较好。而发展中的国家则仍然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其他消费可以省俭，省吃俭用，攒下钱来就买房子、盖房子。政府也重视住房问题的解决，投入很多资金来建经济实用房和廉租房，所以，这些年大量的人口能够住上房，乃至住上大房和好房，像彦芳。但现在年轻大学生毕业后要买房仍然很难。虽然有不少人依靠父母积攒的财力加上银行按揭贷款而买上房，乃至买上百多平米的大房。农民工要在城里买房，则大多都买不起。好在他们在农村还有房。房子问题要完全解决，要住得大而且好，恐怕得有两三代人去继续努力。现在的中国，共同富裕的问题还要大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房子问题也难完全解决好。现在是富人拥有很多房空置着。而穷人却买不起房。邓小平说，只有共同富裕，才算社会主义。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制定一个通向共同富裕的路线图，脚踏实地去实现，这样才能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千多年前，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就感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庀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想，这一天总会到来的。因为，即使中国现在还存在种种不如意的问题，包括彦芳书中所揭露的问题，但“以人为本”的大政方针还是对的，只要持之以恒，不懈努力，让国人都能安居而乐业，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彦芳自称好斗。这性格自然很可贵！他所揭露的问题，在他不断“斗”的过程中，先后都得到解决了。当今社会毕竟正气还压过邪气。我很欣赏他的“斗志”，而“怨”尽管属于人情，似乎以少为佳。虽然我知道，他因房子问题一度怨愤得曾想拼命。不过，现在写出来，泄出怨气也好！孔夫子论诗有“兴、观、群、怨”等功能，写出来泄泄怨气，至少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当年，毛泽东主席劝柳亚子：“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年岁大了，应多想些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劝彦芳，以“怨”为题的书，已出版多本，可以止笔了。我希望他将来抽出珍贵的时间来，能写些题材更为宏大也更有文学意味的书，一定会对读者更有益处的。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