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龄青年恋爱结婚

安家生子艰难度日

我26岁时大学毕业，到吉林电台工作三四年后，我已经快30岁了，已经是大龄青年了，到了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的时候了。

我结婚那年快30岁，可算晚婚了。说起来我和我爱人邱桂馨结合纯属偶然，也算有缘千里来相会。

记得有一天上午间操时间，我在省电台大门口，见到一位女同志从电台出来往人民广场走去，她高高的个儿，身材很匀称，看去很老诚，我回到二楼编辑部办公室后，见到几位老编辑在切切细语。后来他们找我说：大车，我们想给你介绍个对象，原来也在电台工作过，后来上大学了。说来说去竟是我在电台大门口见过的那位女同志，原来她是到电台办事来了。

介绍人说，她家在公主岭，父母都是大夫，有爷爷奶奶，四个兄弟一个妹妹。她本人是师专毕业的，是长春31中地理老师。一个礼拜天，介绍人约我俩到铁北发射台王成林家见面，王成林是我们文教组组长，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来在中央台吉林记者站当站长，他爱人姓丁也是中学老师，同老邱是一个学校。就这样，我俩见面了，都还满意。大约交往了一年多时间，单位在平阳街盖了两栋小楼，我俩属晚婚，就优先给我们一间，我和老邱就决定结婚了。

谈起我们的婚礼，真是太简单了。我们用14元钱买了一张小桌，买了两把椅子、一张木头床，卖了几斤糖块瓜籽，在省台新闻部办公室十分八分钟，大家吃了几块糖，这就是举办婚礼。电台有台大客车把我们送到平阳街新房也就完事大吉了。我们没有买高档家具被褥，没有装修房间，没有照什么婚纱照，没有举办什么婚宴……

我们结婚那天赶上下大雨，大客车是冒雨开到平阳街的，这是不是预示着我们这一生真的会不顺利呢？

婚后几个月，我俩回到山东老家。

那时，我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个妹妹刚七八岁。在我弟妹家照顾。我四叔四婶说：弟妹孩子多照顾不过来，你们把她带到长春吧。邱桂馨一点没犹豫地就同意了。

回想起婚后那几年，直到从农村抽调回城前后大约十几年，我们家人口增加到六人。70年生了车明，72年生了车强，加上我妹书燕。那些年我俩的工资也就100多元，每月给公主岭大弟邱成德寄去10元（他在梨树师范上学）。刚调回长春，没有房子，在市委党校北边的原市团校教室改造的一间房暂住一段时间，后来搬省广电厅专为下放干部盖的“五七楼”；这两处房都没煤气，做饭得买煤托煤坯，劈木柈子。几个孩子上幼儿园，我用自行车推着他们，前车把上挂着几个大饭盒，里面装好了苞米碴子和高粱米，中午在电台茶炉上蒸熟，午饭吃一盒，剩下两盒拿回家，晚上好吃。

那些年国家经济困难，市场上物资匮乏，粮油肉蛋紧张，蔬菜副食品也供应不足，什么都得用票买。三个男孩正长身体，能吃，粮食不足，每年冬季得买两三袋土豆、上千斤白菜，到月底没有钱了，到邻居家如末代皇妃李玉琴借五元钱。幸亏我妹到郊区福利大队菜地干零活，她“打工”挣点儿钱，补助生活费，还能买些菜回来。这样勉强维持家庭生活。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四年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是我们最倒霉最困难的时候。

我因为在搞颂扬伟大领袖的录音报道中改稿时所谓笔误，被“群众专政”，在“黑帮队”反省了三个月。正在不准我回家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妹书燕突然大叫一声，不省人事，口吐白沫，到附近小医院一看是得了脑膜炎。幸亏邻居们帮忙，用自行车送到二院，没儿科又转到医大一院，抢救了几天恢复了健康。那时刚出生的大儿子正出麻疹，又要照顾儿子又要照顾小妹，可忙坏了邱桂馨。

文革中，公主岭我岳父一家也受到冲击。老邱爷爷是挑担闯关东，因为能干会过，买了几亩地，土改时划成富农。老邱爷爷已经80多岁，因为是“富农分子”，清理阶级队伍时要他“返乡”，不得不求大车把老人送回老家。那么大岁数的老年人，谁去照顾他呢。幸好后来落实政策又送回来了。

我岳父邱崐，伪满时在沈阳学过医，解放后在公主岭医院当外科大夫。他为人老实和蔼，医术较高，医德又好，很受患者称颂。文革中造反派满大街贴大字块“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邱崐”，“邱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岳父经历过刚解放时在怀德县发生的“毛城子事件”，即八路军和当地土匪的一次冲突。有人诬告岳父“私通土匪”，每次运动都被审查，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不免又是挨整对象。

岳父经过多次折腾得了脑血栓，发作几次，医治无效，没等到退休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岳父的二儿子邱明德和他爱人马芳萍插队落户时随我们到了敦化，在大桥公社中学教了几年书。我们返城后不久他俩回到了公主岭，后来到了抚顺，二弟在区政协当秘书长，马芳萍当了区政协副主席，后来转到人大，还是有名的模范律师。文革期间家中有些金银首饰和名人字画，害怕红卫兵抄家，竟然全部给烧掉了，听说其中有清代画家郎世宁的《八骏图》等八九副名画，都是岳父为人治病，别人赠送的。这是多么可惜！

老邱的大伯也是伪满时学医的，是沈阳沈河区医院外科主任。文革时也遭到迫害得了脑血栓，医治无效去世了。

大伯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哥是学地质的，是桂林中国科学院有色金属研究所工程师，有严重的肺病。我到桂林开会到他家看望他时，见他身体很虚弱，几年前去世了。三弟没上过大学在沈阳工作，夫妇俩也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四弟邱振先原是东北内蒙煤炭总公司的总工程师。公司在长春时我们经常见面。公司撤销后他回沈阳了。前年得了绝症，去世的时候不到60岁。二弟邱振华，他是沈阳建筑公司总工程师。前些年公司在海口有分公司，盖了几栋楼房，他是“留守的”，一直住在海口。

说到邱桂馨她一生可说多灾多难。

记得车群是在省医院妇产科病房生的，出生时是8斤多。那是1967年8月15日，正是文革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出院经过地质宫前广场，还听到枪声。车群才两岁的时候，下放干部“四带”，就把他带到敦化去了。

我们还有两个男孩，老二车明是在下放的地方生的。农村生活条件差，大人营养跟不上，孩子长得较瘦弱。回长春后，1972年6月30日又生了第三个男孩车强。现在已经40岁了。

提到老二小明这孩子从小乖巧可爱。小时候在老邱教书那个长春54中上学。54中原来是48中，后来又改为旅游学校。今年被树勋小学买去，在这里办学前班，我小孙子车星伯就在此，说起来也凑巧了，老邱在这教过书，我妹在这上过学，三个孩子都在这里上过托儿所，如今我孙子又是在上学前班，我家和树勋小学有缘吧。

车明在小学的时候，学习很好，是三好学生，在儿童公园救过落水儿童，因此受过表扬奖励。可是到初中时贪玩，学习成绩下降，中学毕业没考大学，到日本当了一年“研修生”，在名古屋“打工”，赚了点钱，想家回国了。

车明曾经在省广电厅的《吉林广播电视报》当编辑。可是他对这个工作没有兴趣，而总愿搞什么经营赚钱，今天开个小店卖长虹电视，明天又搞什么游戏机。有一段时间，他的朋友在国贸大厦开了一个音乐茶座，他白天到报社上班，完成他的工作任务，晚上去音乐茶座帮助组织演员演歌舞节目。

那天晚间，他认识的一位姓彭的人来说是来看节目，其实是特意来捣乱。这个家伙总给一位女演员“敬酒”，影响正常演出，车明就前去制止。这个家伙是个无业游民，没有文化，没有素质，当场蛮横无理，被车明严词斥责而恼羞成怒、怀恨在心。散场后，演员和工作人员到饭店吃饭时，这家伙回家一趟，回来就坐在车明身旁。趁吃饭完了大家散去的机会，这家伙动手了，拿出尖刀从车明身后刺了四刀。车明当场躺倒在地上，有人急忙背起送市医院，在急救室大夫一检查，刀尖伤到心脏了，心脏早停止跳动了。凶手趁大家忙乱救人的时候，乘车外逃了。当晚我和老邱跑到医院一看这个场面，不知如何是好了。公安局派出所来人询问在场的人，走了一些程序……后来全国通缉，追捕凶犯，多年没有结果。

车明才29岁！我和老邱还有书燕都到区公安局多次，公安局还派人到外地追逃，至今已经10多年了。

小明的不幸身亡，使全家人悲痛万分，尤其是当妈的。老邱的堂哥邱振华在海口搞房地产，让她到海南换换环境，这是个好办法。

在海口住了半年要回家了，我决定去接她，并且再陪她在南方转一转。我们先到成都。我的北大同窗好友，四川日报总编辑姚志能安排我俩住在报社宾馆，他陪我们在四川转了一周。峨眉山、乐山大佛、都江堰、杜甫草堂、三苏祠等名胜古迹都去游览了。还送我俩到重庆，上船观赏长江三峡风光。

船到武汉，是我的北大女同学赵玉华、周泰颐两位老教授，到码头接站，安排在华中理工大学招待所住下。第二天陪我俩去看武汉长江大桥，登黄鹤楼合影留念。老邱患类风湿关节炎已20多年，多方求医问药，可是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膝盖疼，走路难。

按照原定路线，第二站来到济南。在济南工作的老同学有十多位。原山东省财经学院副院长刘盛昌，是烟台市莱山的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还有山东省科协主席侯坤玺，也是烟台一中校友，他俩热情接待我们，久别相逢，都很高兴，可是老邱腿脚不便，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等等景点，她无力多走多看。

等到青岛时，下飞机遇上大雾，住在市文联安排的住所，邻居烧煤炉子冒浓烟。老邱真的病了，发烧咳嗽，吃了几天药片消炎，也不愿好。到烟台老家休息多日，才稍见好转。在烟台市看老家变了样，兄弟姐妹都健康幸福，大家欢聚多次才返回长春。

老邱的身体越来越差，旧病不好添新病，那些年常常去温泉疗养，本省的抚松、辽宁的鞍山汤岗子、兴城等，住了十四五次。在邱桂馨70大寿时，儿子张罗给她祝寿，在宾馆安排了五六桌。他的兄弟姐妹、中小学同学、公主岭同窗好友、长春教育学院教科所的老同志都来祝寿。大家夸赞我多年关心照顾得好，我说：还不是都因为到那个偏僻落后的穷山沟插队落户受寒受冻受累得了那个难治的类风湿！

最后两年，老邱反复发烧咳嗽，反复住院打针吃药不好转，白天晚上不敢躺下，老上不来气。血氧越来越低。最后头疼难忍，各种止疼药，往头皮上扎针都不见效。市医院、省医院、医大一院大夫多次会诊也说不明白这是怎么了。去世后，想来想去，这不是患了难治的病——肺子纤维化吗？这老邱怎么这样多灾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