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钱学森之问”的进一步追问

林炎志

我曾对“钱学森之问”提出质疑（参见文后）。文章刊发后，有的教育界同仁向我解释“钱学森之问”的真实性、合理性。一种解释说：钱老认为新中国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原因，其实是全社会人才成长机制的“罪过”，教育界不能承担全部责任；还有一种解释说：钱老在提出问题之时已经年迈病重，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不能苛求，如果在“钱学森之问”中加入若干限定，其质问还有合理性，等等。这些解释可能有一二道理，但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对中国教育的简单否定，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教育规律的客观性，更与事实相背离。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一个国家的教育科研水平和人才结构总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并呈现出历史的阶段性。1949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可以说是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发展社会主义，当时全中国都在“勒紧裤腰带”搞建设，集中起有限的资金建立工业基础，保障国防安全，自然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需要大笔资金的高精尖实验科学（少量的“两弹一星”例外）。搞基础科研需要大量的投入，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77级）大学生，当时我被选举成清华大学校学生会主席。在一次校务委员会会议上，我向校领导介绍了当时学生中崇拜诺贝尔奖的情况。会后张维、张光斗两位老科学家拉着我说：“如果现在我们有30个诺贝尔奖，那我们就吃不饱饭了，也发展不起来了！”保生存发展是第一位的，只有生存问题解决好了，我们才有可能考虑下一步。所以，教育科研的水平离不开经济基础的保障作用，在温饱问题仍未解决的情况下追求诺贝尔奖，是脱离实际的奢谈。

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成绩有目共睹，如果说新中国之前的教育侧重点是精英教育，那么新中国之后的教育侧重点则是大众教育。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文盲率高于80%，党中央和历届政府坚持扫盲不动摇，2001年时我们向世界郑重宣告：基本覆盖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消除青壮年文盲。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也为我们选拔杰出人才创造了最大的可能性。优先发展基础教育，提高人民文化素质，这是社会主义属性的彰显，也是对教育规律的遵从，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做支撑，所谓的精英教育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对教育水平的评价要全面、也要客观，不谈基础教育、只谈杰出人才，违背了教育规律，是有失偏颇的空谈。

什么是杰出人才？凡是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的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都应该被视为杰出人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是检验杰出人才的唯一标准。从1949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在22个工业门类大项中，中国有7项占世界第一；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大国、专利申报数量世界第一大国，等等。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离不开我们的杰出人才。中国的教育能不能培养杰出人才？当然能，而且一定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同志，被外界称为“国产土专家一号”，他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使我国研制氢弹的速度大大提前。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不到4年，法国是8年零6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于敏就是新中国杰出人才的代表，他们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甚至他们要隐姓埋名，但是他们做出的贡献和独立创新的水平却丝毫不亚于所谓的诺贝尔奖得主。

于敏这样千千万万的杰出人才之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这主要是与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处于“后发”、“后进”、“后生”的历史地位有关。新中国成立后，西方一直对我国引进先进科技进行大规模、严格的限制和刁难，我们很多的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出来的。这些研究成果虽不是首创，但我们在被封锁的条件下，用更短的时间完成了相同的任务，这同样具有原创性。而世界科技史不用这些发明发现标注“杰出”。事实胜于雄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依靠这些一代代杰出人才向前推动，他们利用自己的才识和努力完成了一个个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使命，说新中国培养不出来杰出人才，是违背事实的误谈。

对“钱学森之问”的追问，关系到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新中国教育的成就与缺点，关系到我国教育发展改革的战略战术选择，更关系到我们的道路自信。如果“钱学森之问”成立，是否意味着建国至今教育事业的彻底失败和推倒重来？我是文革的亲历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掀翻了整个教育文化事业，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戛然而止，中小学放羊，高考停止招生，大学全面停课，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的悲剧，所以如何评价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关系重大，固然我们的教育还有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决不能出现整体上的判断失误。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重视教育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西方文明相比，我们在自然科学诸多领域的探索和工业化的进程等方面确实落后于西方。世界近现代的历史，是文明融合的历史，相信今后任何一个杰出的人才都离不开两种文明的浸染和熏陶，幸运的是在文明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更大、学习的主动性更强、成绩更显著。依靠新时代兼取两种文明之长的杰出人才（钱老就是这样的杰出人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指日可待。

教育界不宜将“钱学森之问”作为谈问题的逻辑起点

林炎志

我曾经多次想建议我们的教育界同仁不再将“钱学森之问”作为谈问题的逻辑起点。因为我一直怀疑“钱学森之问”的真伪。我的本科是清华核物理专业，属于尖端科学范畴，这种学缘也使得我的人脉关系与钱学森先生有很多联系。无论是从公开正式的渠道得来的信息，还是从民间渠道得到的消息，我都很难想象他会有“钱学森之问”中那么严厉、根本性地否定。钱学森先生在我国“两弹一星”等科研活动中做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恰恰是这个领域也大量集中了新中国教育培养的精英们。如果没有这些“杰出人才”，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更不要说我们国家全面、迅速的发展了，这些成就本身就包含了“杰出人才”的杰出作用。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钱学森先生不可能脱离他的责任、地位和历史而轻易、全盘否定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近六十年来，无论哪届中央领导都非常重视他的看法和建议，对科教事业的进步，他有责任。中国教育界也一直有意将优秀的年轻人放在钱学森先生身边，由他培养，向他学习，一些年轻人也与钱老一起做出了光辉的业绩，对人才培养，他有成功的实践。所以，中国教育需要改革发展，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讨论问题时以“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为逻辑起点（以全面否定为起点）是不应该的。